原本大学微言:第七篇 治国平天下

原本大学微言:第七篇 治国平天下

|“沃唐卡”全站导航|

|十二生肖守护小唐卡|——|最新唐卡价格行情走势|——|收藏级唐卡推荐|

|古代唐卡图册|←古代唐卡藏品复制定制可参考这里

|唐卡寄卖|←画师唐卡直卖的唐卡可参考这里

沃唐卡告知:由于一些唐卡画师的手机像素偏低,有的唐卡实拍图未必能清晰表达出整幅唐卡的效果,需要了解详情的朋友可联系沃唐卡,告知唐卡编号即可了解该唐卡的细节及相关介绍。

|已结缘·可参考定制|←此处唐卡可参考后定制

|待结缘·可恭请唐卡|←此处唐卡可恭请结缘

沃唐卡24小时短信咨询热线:13661344269(仅接受短信咨询)

原本大学微言(全文·目录) | 沃唐卡www.WoTangKa.com

原本大学微言:导读 | 沃唐卡www.WoTangKa.com

原本大学微言:第一篇 开宗明义 | 沃唐卡www.WoTangKa.com

原本大学微言:第二篇 七证的修养功夫 | 沃唐卡www.WoTangKa.com

原本大学微言:第三篇 内明之学 | 沃唐卡www.WoTangKa.com

原本大学微言:第四篇 外用之学 | 沃唐卡www.WoTangKa.com

原本大学微言:第五篇 内外兼修之道 | 沃唐卡www.WoTangKa.com

原本大学微言:第六篇 齐家治国 | 沃唐卡www.WoTangKa.com

原本大学微言:第七篇 治国平天下 | 沃唐卡www.WoTangKa.com

原本大学微言:第八篇 儒学演化与国家发展 | 沃唐卡www.WoTangKa.com

原本大学微言:第九篇 西方文化与中国 | 沃唐卡www.WoTangKa.com

四五、人世难能天下平

在进一步研究“平天下在治其国”之前,让我们先来读这段原文: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母以事上;所恶于前,母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絮矩之道。(一)

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诗云:“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天下僇矣。(二)

诗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仪监于殷,峻命不易。”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三)

康语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舅犯曰:“亡人无以为宝,仁亲以为宝。”秦誓曰:“若有一介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定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四)

唯仁人放流之,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五)

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菑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六)

我们研究“治国在齐其家”以后,接着而来的,便是“平天下在治其国”的全段大道理,作为全节的结论。这就是曾子秉承孔子遗教的心得,指出“外王(用)”之学的“为政”大道。也就是从宋儒开始,认为《大学》、《中庸》,便是“帝王学”,是“治国平天下”的大经大法。用现代语来说,它就是“领导学”的大原则。可是,本段的内涵,也不免有时间(时代)、空间(地缘)的局限性,须要“慎思、明辨”清楚,不可只像宋儒的某些理学家的观点一样,认为只要《大学》、《中庸》和半部《论语》就可治天下了,那便会成为笑话。如果真是这样,倒不如假借子路的幽默话说“有人民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而后为政”,以及孟子的感慨所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只靠天才和命运就可以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现在为了探讨的方便,姑且把这段原文分列为六节,等于是六个要点,然后再来分别理解。

■先了解“天下”的原义

但是,必须先要了解一个名词的问题,即周朝当时所谓国家的“国”字。在周室“分封建国”的体制下,所有诸侯们的治地都叫作“国”,或自称为“邦”。所谓“天下”的一词,才是等于后世和现在一统中华“大国”的代名词。《大学》原文所称的“天下”,也就是这个意思。当时是以姬周王朝为所有诸侯邦国的共主。周王朝所统领的人民和土地,便称谓是一个“天下”,并非等同于现在的世界,或整个地球的观念,不过,我们也需要知道,在周秦以前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的文献书籍上所讲的“天下”,也有同于现代世界观的地方,尤其是汉儒所分类以后的道家遗书,并不少见。例如战国时期的阴阳家邹衍,便说“天下有九洲”。我们“中国”只是“九洲”中的一洲,称为“赤县神洲”而已。所以当时的人,认为他的说法很“怪诞”。换言之,认为这是古怪的、不实的说法。

到了十五世纪以后,由于天文、地理和其他科学的发展,世界上的人类,渐次知道了地球上有八大洲,这便与两千多年前邹衍所说的只差一洲了。如果再拿《山海经》和中国上古神话来作比较研究,也许是上古以来,地球上的地质,经过时间的变化太大,洲和洲之间发生了分裂和重新组合,因此少了一洲,那就不敢随便否定邹衍所说的话是否“怪诞”了,这便是科学的精神,不可盲从附和。

明白了这些资料以后,就知道《大学》中的“平天下”观念,实质上是以当时周室王朝所统一的整个“中国”而言。假如我们扩而充之,视为可以用来指整体人类的“理想国”,或“世界大同”的观念来说,我想,曾子也绝不想保留著作权,大家都可以随便自由取用,只怕“言者无心”,但恐“听者有意”,反而自生争议而已。

■什么叫“絜矩之道”?

现在我们首先讨论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第一分节的第一项目,便是“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用现代话来说,就是在上面高层的领导人,能做到尊重老人,先从对自己的老人,如父母以上的祖父母辈,乃至父母以上上辈中的叔伯等老人,都能敬重孝养。扩而充之,就能善养天下的老人了,犹如历史所推崇的“西伯昌(周文王)善养老”,便是此例。那么,你所统治下的社会人民,自然都会效法你的行为,做到孝顺父母和上辈了。

其次,所谓“上长长,而民兴弟”,也是同样的意义。你能做到尊敬年长的兄长辈的人,自然社会人民,大家都会效法你的行为,做到“善事长者”,兴起兄弟之间友爱的德行了。

再次,所谓“上恤孤,而民不倍”,这个“倍”字,在原始的文字中,也就包涵有“违背”的意义。这是说,你能体恤孤儿,使幼孤的孩子,也有所养,有如己出。那么,社会人民,就都会效法你的德行,视你如大众的父母,不会生起背离的念头了。

最后“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一句,其中所谓“絜(絜拼音:xié,量物体的周围长度;也泛指衡量)矩”是什么意思呢?“絜”字,在中国上古的文字学中,就有中心平衡点的内涵。换言之,犹如天平秤的“杠杆”的意思,不偏不斜,才得中正的平衡。“矩”字,大家都知道是规矩的矩。规是圆周的,矩是方角的,就是自古以来工程所用测量方圆的基本标准工具。把方圆标准的仪器名称结合在一起,便叫作“规矩”。这是说,大人君子们,必须要有“独立而不倚”的公平中正的内心修养,才能“智周万物”,“量同太虛”,可以包容涵养万民,泽及苍生。曾子在《大学》里所提出的“絜矩”之道,也就是后来子思所著的《中庸》之谓“中”的由来。简言之,什么叫“中庸”?就是“絜矩”之道的发挥。不信,再读下文便可知道了。

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

在这里,所提出的“上下、前后、左右”六个方面,就具有人事、物理等古人所谓的“六合”的内涵。也就是《易经》八卦之学后天重爻所用的“六爻”的意义。“六合”就是四方加上下,也是上古对空间的代号。“六爻”,就是有六个层次交会点中心的作用。这样便叫作“絜矩”之道。所谓“絜矩”之道,就是平衡,就是“中庸”,且请大家精细参详为幸。

至于原文所说“上下、前后、左右”的内涵,切勿随便放过,以为一目了然,一看便懂。不需要多加讨论,那就难免有过分大意的失误了。例如“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这是说你本身在上位,作为领导的人,不管你是做皇帝,或做官的臣工,乃至做老板、做师傅,甚至做父母、兄长的人,凡是居于上位的人,无论你做任何一件事,自己想来都很讨厌,或很为难,或者很不应该去做,只好自我逃避,就要指使下面的人去做,那便是“缺德”,就是“意不诚、心不正、身不修”,切切不可如此。相反的,如果你身居人下,对于有些事,有些作为,自己想来都有些厌恶,但是为了讨好上级,就改变方法,把坏的成分,花言巧语,另加包装,怂恿上面去做,或是掩盖自己的过错,故意诿过于上级。那就是“意不诚、心不正、身不修”的最大“缺德”,切切不可如此。不过,这样的理解,还只是略说一面。如要照人世间的人情险恶心理去分析,再来参照过去历史上的故事,便可了解这两句所包含的内容还多着呢!希望大家自己去好学、深思吧!

至于“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看来又是多么的简单。但你仔细想想,就完全不同了。譬如说,有一件事,我们从前就很讨厌它,不想办,现在又碰到了,就毫不犹豫地把它先搁在一边,这样,也常常会发生偾事或误事的后果。因为一切事,都会因时(间)、空(间)而变化的,未必从前讨厌的事,现在仍旧讨厌啊!或者这个人,是你从前最可恶的人,他现在已改过从新,你还照以前的厌恶,不让他重新作人,把他一切阻碍在后,那也是不对的。至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譬如有一件事,或一个人,你看到将来的后果一定不好,但今天是由我或要我来办,你就“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不管对与不对,先行处理了再说,那也常常有“后悔莫及”的反效果。诸如这样的理解,如果对照过去历史上所经历过的事实来讲,那便太多太多了。

现在让我这个老顽童,来讲个笑话给你们听。从前,我有一次带领学生兵的部队去散步,有一个学生,面色很难看,他看我没留意的时候,很快转身插队到前一个位置去了。我回头看到了,就叫他回来,要加训斥。但我先问他说:“虽然不是正式行军,大家可以随便一点,你平日素来很守纪律,今天为什么这样不守规矩?”他说:“我的前面那位同学,一路连放臭屁,实在受不了啊!我愿受处罚。”我听了,也不禁笑着说:“你昨天还向我大谈《大学》上的道理呢!你可忘了‘所恶于后,毋以从前’吗?”这个学生听了,就和我都大笑不止,然后我叫他去告诉那个同学,快到医务所去诊断一下,是不是肠胃消化不良,或另有其他的毛病。在外交界或平常正式宴会上,随便任意放响屁或臭屁,那都是很失礼的行为,必须要注意。

又如“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这四句话的左右对比,很简单地讲,是说在作人处事上,自己碰到不遂意或很不愿意去做的事,就不可以随便推托给平辈平行的人去做。例如让做官的同僚、同事,社团、公司中的同仁,甚至或亲如兄弟姊妹的朋友们去“勉为其难”,“委曲求全”了,但扩而充之,从“治国平天下”的大是大非、大经大法来讲,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个政体、任何一种制度,都会碰到有左右两班两派的不同意见而形成矛盾,须在最高领导的原则上,绝不可以把右的一方所厌恶的事或主张,就强迫要左的一方去做。同样的,也不可以把左的一方所厌恶的事或主张,就强迫要右的一方去做。至于处在最高领导层的地位,要怎样才能调和平衡上下、前后、左右的各种对比矛盾,而使其得到中正和顺的境界,那真是需要有大智慧、大仁德、大勇气的才器了。也正如岳武穆讲用兵之道一样,“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实在只可意会,难以言传。也正如古德禅宗大师们所说,“如珠之走盘”,并无一个定位的方法了。如果有一个固定的方法,那已是落在上下、前后、左右的偏旁圈圈之中了。这在历史上所经历的故事,和现代史上的新故事,事例也不少,都姑且不论。

对于《大学》这一节的名言,也有人说过,就是孔子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其实不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对个人自我的学问修养来讲。至于本节所谓有关上下、前后、左右的话,始终是从“大学之道”的“明德”、“内明”之学出发,然后推之于“外王(用)”、“亲民”,而作为一个领导者,在对人、治事、处世之际来讲,其中的内外、表里、精粗之际,实是因应事物的大学问。如果以《大学》本身的主旨来讲,必须要先从“知止而后有定”,直到“虑而后能得”,通达“格物”、“致知”,配合“诚意”、“正心”、“修身”的全程修养,才能真地明了“絜矩”之道的妙用了。

四六、天秤不自作低昂

跟着上节而来的,他又引用了《诗经·小雅·南山有台》的名言“乐只君子,民之父母”两句。自又加以解释说,所谓能成为人民所敬仰如父母的好领导,必须要做到真正的“民主”之“主”。那就是“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像这样的文句,它本身就是白话,我们不必再加解释。只须要注意,“好”、“恶”两个字的读音和用意,就可以了。

■当政者“不中不正”的后果

然后他又引用《诗经·国风·节南山》章中的典故。“诗云:‘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天下僇(僇拼音:lù,同“戮”)矣。”我们先说他所节录原诗四句文字的本意。前两句,是用古人帝王制度及官府的习惯,重视“坐北向南”、“南面而王”的气概。当人们面对南山的高峻,最为出色的,就是对门当面的那一块洁白无瑕、壁立万仞的大石岩,使人看了,便有肃然起敬,大有神圣、伟大和崇高之感。当然,并不像黄山的天都峰那样,令人会生起不在俗世的出尘之感,只可当做飘飘欲仙的意味。跟着后面两句,就使人会有压迫之感了,尤其是对当时“秉国之钧”的高层领导者来说,大有咄咄逼人的气概。“师尹”,是西周时期的官职名称,除了“天子”的皇帝以外,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当道大臣。这两句诗的用意,是以比喻的文体表达出來。也就是说,你这个做师尹的要注意啊!你犹如南山的那块大石岩一样,你在万民所望、众望所归的权位上,威权赫赫,不可一世,但全国人民雪亮的眼睛都盯着你看,他们对于“治国平天下”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啊!这便是原诗句的本意。至于历来严格研究《诗经》的经学家们,对于原诗在历史时代的故事,所指的究竟是谁,各说纷纭,莫衷一是。但至少都认为这首诗,是在周幽王宠褒姒那个朝代所作。因为周政衰败,民心愁苦,但是那个“秉国之钧”的师尹,既不负责任,又讨好幽王,弄得民怨沸腾。有关师尹是谁,是官名?是人名?千占以来,都还在考证中,姑且不论。

因此,曾子便说:“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天下僇矣”的话。他所说的“有国者”,就是后世所谓的“当道者”,现在所谓的“执政者”或“当局者”,是同一意义的不同名词而已。“辟”字,就是“偏僻”的“僻”,就是“不中不正”的另一说辞。“僇”字,相同于“杀戮”的“戮”。这个字用得很重,就是说,犹如这个“师尹”,做得不正,天下人就会起来“杀戮”了你。不然,也会被后世的公平历史学家所“笔戮”的。

曾子在前面引用《诗经》上的历史经验,既说明了作为“民之父母”的存心之不易,更进一步来说明“秉国之钧”者,更须要有随时反观自省的警觉,不可被权位所迷惑,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因为权位与功名富贵,都是外来的物欲,但也最容易迷惑自心,使人丧失“智知”的理性。宋代的名臣大儒欧阳修曾经说过:“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这的确是古今中外不易的名言。人生到此,如果没有山林布衣的气度,如孔子所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富贵于我如浮云”的“知止而后有定”的定力,几乎没有几个能跳得出权位的陷阱。

■先“立德”才能得民心

但曾子引用《诗经》上的历史经验,更进一步,很巧妙地再配上一层,推到有国者的得失存亡之机,如说,诗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仪监于殷,峻命不易。”这四句诗,是《诗经·大雅·文王》七章诗中的名句。这是姬周初期建国时候的“箴言(箴拼音:zhēn。箴言:劝告,劝戒)”名歌。它的用意,是告诫周室王朝继承者的子孙们,当在前朝殷商盛世的时期,他们并没有丧失了人民大众的信任。那个时候,殷商的善政,可以说,够得上是配合天心仁爱的标准(“师”字,是有大众、群众的内涵。“上帝”,是上古以神道设教的名称,它代表了那个能为万物之主的天心和天意)。谁知道到纣王的手里,政治腐败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完全丧失了人民大众的信赖,因此致于国亡家破,才有我们今天的周室王朝。所以你们要把前朝殷商的失德,作为一面镜子一样,随时反照反省,不可忘记了历史的教训。那个至高无上主持大命运的天意,它永远监临着你,唯有施仁德在民,才能得到保佑,这是不可变易的最崇高的大原则(“监”字,古文通“鉴”字用。“峻”字,即有崇高至上的意思)。

然后曾子又进一层引申解释说:“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这一段文章,说得非常白话,本来不须再加讨论。但是,在座的几位年轻同学,是从现代白话教育起步的。因此,又回想到我自己读这一段文字的时候,还在童年,距离现在已有半个世纪以上,似懂非懂,不敢多问老师。如果太啰嗦多问,老师会说,好好背熟它,将来你就会懂。一辈子也用不完。当然,听来很闷气,不是生气,因年轻,还不懂生大气呢!将来懂得?真是莫名其妙!心想,恐怕老师他自己还没有完全懂吧!可是几十年后,真的反而觉得那个老师真高明,好在没有点破我。如果那个时候,他教我懂得了文字,也许永远只是作个“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似蠹(蠹拼音:dù)鱼”而已。这是要有人生多方面的经验,而且还要配合数十年的作人做事,才渐渐地一层一层深入,才算真懂了。学文哲和文史,也同学自然科学一样,没有走进实验室去实习,永远不会有新发现,永远不会有发明的。

话说这段文章,它是在古往历史上,评论一朝一代,创业建国者的经验和成功失败的大原则,同时也是一个人,要做任何一种事业的成功和失败的共同原理。一字千金,真不愧是孔门贤哲弟子的名言。他首先提出“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之道,这个“道”字是一条不可变易的大原则之道,并非是说话之“道”。不过,你如把它当作要说话之先的“说道”,也勉强可以。总之,他说,要想创业建国,唯一的条件,须要有人民群众的归心拥护。有人民群众才能得国;相反,失掉民心,就会失国。但怎样才能得到人民衷心的归向呢?答案:“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是故”,是古代语言的习惯,便是现代常说的“所以”。这是说,你想要创业建国,或是你想做任何一件事业,必须要具备先能得到“人和”。你想要人心归向,或是个人想要有朋友相助,必须先要从自己“立德”开始。如果你自己作人,态度、言语、思想等行为,处处“缺德”,一切就免谈了!不过,一个“德”字,涵义太多太广太深,真是一言难尽,说不完的,不是随随便便说一句“道德”就对了。所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一直说到这里,仍然还都在“德”字的范围里打转呢!明白这个道理,自可了解下文所说的推理:有德,才有人众;有了人众,就会有土地;有了土地,就会有财货;有了财货,当然就能兴起种种妙用了。尤其是一个国家,就是人民、土地、财货三个因素的综合凝聚。然后构成一种总动力的共同经营,那便是后世所说的“政治”和“治权”的内容了。其实,一个人家也是一样,先由男女两个人,结合在一起,共同辛苦经营,成为一个家庭,也是同样的道理。至于现代人的创业,无论是工商事业、金融事业或社团事业,也不外于此理。

但他特别慎重地提出注意,任何创业成功的基本条件,在于个人的“行为道德”,也就是包括心理行为和处事行为两种的综合。所以说,“德者,本也。财者,末也。”这个“末”字,不是说财是没有用的意思。这是说,一个人,自己的道德行为是根本,财货是由根本所发展产生的枝末。换言之,德行,犹如树根,财货,犹如树的枝叶。树根不牢固,枝叶是不会茂盛的。因此,他便说:“外本内末,争民施夺。”如果你不顾在自己内在的根本德行上建立,只想争取向外的财资,那就必然会有人来和你争夺权利的。所以在争取人和与争取财货这两者之间的妙用上,曾子就特别提出一个道理,即“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这个大原则,那是万古不易的名言,也是人类生存和生活上的大原则。赚钱难,聚财难。但是用钱更难,散财更不易。能够赚钱聚财,又能够善于用钱和散财的,必然是人中豪杰,不是一般常人所能及的。至于死守财富和乱散钱财,当然是一般社会人群中常有的两种典型。

■当政者特别要注意一言一行

最后,曾子又特别慎重地对于有志于“治国平天下”者提出言论和财货两者的反应作用,也可以说是因果律的法则。“是故言悖(悖拼音:bèi)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第一:他为什么在这里又要涉及到言语方面的事呢?而且他所说的言语,又是指哪种说法呢?答案:是指关于言语的“德行”,也就是平常所称的“口德”。言语,是内心思维意识的表达,如俗话所说,“欲知心腹事,但听口中言”。一个人的善恶行为,在外表的是整个人身的行动,在内在的是意识思维。但这两者之间,对外表达作用的,便是言语。“唯口出好兴戎”,善言是德行,恶言是祸患,又如俗话所说的,“祸从口出,病从口入”,都是同一道理。但是这还只是从一个人的立场而说。如果是身负国家天下之责的人,那就更严重了,他的一言一行,动辄会影响全民的,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在两千多年的帝王制度里,有形无形,具有监视帝王的作用的,便是“史官”。“左史”记行,“右史”记言。虽然后世有今不如古的趋势,被改称为皇帝的“起居注”,但还是相当严格,在那些不敢记,而又不敢不记的字里行间,还可以看出究竟的。

总之,曾子在这里提出言语的因果作用,也是很有深意。因为曾子是周朝末期的人,应当还是先从周朝的史料中去了解,就比较切近。首先,我们且看周文王临终的时候,对他儿子周武王所说的话,如史料所载:

“西伯(文王)寝疾,谓世子(武王)曰:见善勿怠(看到应该做的善事,不能偷懒不做)。时至勿疑(凡事要把握机会)。去非勿处(过去曾经有错误的事,快改,切勿流连)。此三者,道之所止也。世子再拜(听完了,叩了两三个头)受教。”等到周文王死后十二年,“是时诸侯皆畔(同叛)殷归周,不期(事先没有约定时间)而会盟(孟)津者八百。皆曰:村可伐矣。王(周武王)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引师还。”可是,有人向殷纣王报告这些情形,纣便说:“我生不有命在天(我的生命不就是有上天来安排的吗)。”完全不听别人的劝谏。

看了历史上所记载的故事,由周文王开始教诫儿子的三句话,除了勉励武王努力为善以外,特别重要的一句,便是“时至勿疑”。至于怎样才能“知时”、“知量”,什么时候才是真的“时至”,那就完全是“物格知至”的智慧之学的境界,既须天才,还要力学才行。到了第二年,周武王就正式出兵革命,伐纣而建立周朝的天下了。但是周武王姬发与殷王纣辛,同样都说到天命,史书记载也很清楚,他们语气的不同点在哪里呢?应当“慎思、明辨”清楚,就可以了解“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的道理。

除此以外,大家都喜欢读《史记》的刘邦和项羽的“本纪”。我也曾经说过,你只要看他们两个,都亲自见到秦始皇出巡的排场。但项羽便说“彼可取而代之(可以把他拿下来,由我来替他吧)!”刘邦也说:“大丈夫当如是也(作人应当做到这样,才算是大丈夫呢)!”同样的心思,同样的话,两个人的语气所代表的“心理行为”形态,完全不同。结果,项羽的事业,毕竟还是被刘邦“取而代之”了!

再举个例来说,当赵匡胤(胤拼音:yìn)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做了宋朝的开国皇帝以后,再三要出兵收拾在江南的李后主。最后,李后主急了,派了一位大文豪的大使徐铉(铉拼音:xuàn)去宋朝,问赵匡胤说:“南朝对北宋非常听话,又随时进贡,有什么不对,你非出兵不可吗?”赵匡胤也被他逼急了,便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这是说,我要好好地在床上睡觉,但在我的身边,还有一个人在睡,而且还大声打鼾,我当然受不了啊!话说得很简单明了,没有什么其他的理由就是理由。这真是古今中外,一切想当英雄人物共同的心声。

我看历史,每次想起赵匡胤的话,什么理由都没有了,只好付之一笑。因为由赵匡胤开始,三百年的赵宋天下,都是吃软不吃硬的局面,他当时对南唐能够说出这样的话,但在黄河以北的燕云十六州,岂不是正有人在卧榻之侧,大声鼾睡吗?为什么不率领南唐,一起来先赶走北榻旁边的睡汉呢!不过,到了南宋时期,那个疯狂的金主完颜亮,一定要出兵打南宋,他作的诗也说:

万里车书尽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

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

这首诗起头第一二句,同赵匡胤的卧榻旁边,再也不准别人打鼾睡觉,岂不是同样的“言悖而出,亦悖而入”吗?但完颜亮遭遇到南宋一位书卷名臣虞允文所指挥的“采石之战”,就彻底失败,终至国破身亡了。其实,我这样说也许是胡乱挑剔牵强附会,也只可付之一笑而已。但话说回来,在《大学》上,在这里忽然插进言语的悖出悖入的话,还不算是太关键的重点。也可说,只是做文章的对衬而已。他的重要主旨,是在下一句的第二个问题,“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财”、“货”的原义

我们研究周、秦以前的中国文化,最要紧的要把自己的思想观念,先从时光倒流,回到上古传统文化所使用的文字上去,便可知道古人简单的一个“货”字,是包括了现代人所说的物质资源,乃至人工所生产的农工商业等产品。属于经济学范围的东西,统名叫“货”。但有的古书上,又把“货”、“财”两字合用,也有和基本农业生产的粮食合用,称为“食货”的。如果随便一读,便很容易使人在意识分别上,混淆过去。其实,“财”字是指“财富”,是包括农工商业所得的“物资”,和代表“货物”互相“贸易”交流与币贝等的总和统称。例如本节上文的“财聚民散,财散民聚”,是用“财”字。到了本文末节所用,便换了“货”字,都是很有深意,不是随便用字的。

人类的“财富”,基本上,都是由自然界的“物资”而来的,是绝对“唯物”的。那么,他在讲“治国平天下”之道,为什么先前已经说到了“财富”,现在又怎么再提出物质资源的“货物”观念上去呢?答案很简单,因为人性的最大的欲望,除了生命基本所需求的“饮食男女”以外,就是“好货”。这就是人性普遍存在的占有欲,基本病根最重要的一环。如果以后世人文文化的社会科学来讲,换了一个名称,就叫作“利”字。例如后世常用的“名利”二字,“名”字,就包含有权位、权力、权势、权威等作用在内。“利”字,就包括了货物、财币、钱财等意义在内了。我们只要明白了这些意思以后,便可恍然明了先贤们把上古史,姑且裁定到夏、商、周三代开始,进入封建制度以后,以及家天下帝王制度的形成,经两千余年之久,多少的王侯将相和所有的帝王,都是把天下国家当作货物在玩弄。巧取豪夺,真有几个是以“济世救民”存心的,实在并不多见。尤其在秦、汉以后,那些开国帝王的目标,都是以“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做为目的,谁又真能“明明德”而做到“治国平天下”呢?

■刘邦、李渊、朱元璋的老实话

在历代的历史记载上,你可以看到有三个人物,说了老实话,真不失其英雄本色了。一个是刘邦;一个是李世民和他的父亲李渊;另一个是朱元璋。

如《史记》所载,当刘邦做了汉朝的开国皇帝以后,志得意满。有一天,对他的父亲(太公)说:“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为仲多?”这是说,当年你在家里,常常说我是个无赖,不会谋生赚钱置产业,不如兄弟的勤力。现在你看看,我所赚来产业的成就,比起兄弟,是哪个赚得多呢?刘邦的出身、文化教育水平,到底太差,当了皇帝以后,仍然是当年一副无赖的作风和口气,居然在老父面前,傲然自满,而且很坦率地说出这个国家天下,统统是我赚来的刘家产业财货,打天下的功臣们,都只是我刘家的猎狗而已(他明说功臣们犹如猎狗)。至于天下老百姓们,都是逐鹿中原所得来的猎物,那当然都不在话下了。所以说这是刘邦讲的真话。

到了隋、唐时期,太原公子李世民,设计逼促他父亲李渊起兵造反,李渊胆小,但为形势所迫,也不得不冒险一搏了。李渊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对李世民说:“破家亡躯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矣。”这是明说造反不成功,我们李家家破人亡,罪孽都由你而起。如果成功,把天下国家,变成了李家的产业财货,也是由你一手所造成。哪里是有半点意思是为“解民倒悬于水火之中”的诚心呢?所以这也是真话。

至于朱元璋当了朱明开国的皇帝以后,有一天,在深宫内院,和马皇后一起,两口子闲谈,一时高兴,朱元璋便说:“当初起兵,还不是为了饥寒所迫,没有饭吃,哪里料到今天,居然做起皇帝称天子呢!”他说完出去,马皇后立刻嘱咐站在旁边的两个太监说:“皇帝马上就回宫,问你两个,你们要从此以后,一个装聋,一个装哑,不然,就没有命了。”因为马皇后仁慈贤德,她知道朱元璋个性忌刻,一想刚才和自己的谈话,给旁边的小太监们听了传出去,太不光彩了,一定会马上回宫追问,动辄杀人的。果然不出所料,朱元璋又匆匆返转内宫,查问这两个太监,终因一聋一哑,总算格外开恩,放过不杀了。史称马皇后的仁慈德行,诸如此类的不少。但在正史上记载得并不多,在明人笔记上,反而保存一些资料。

古人说:“人间莫若修行好,世上无如吃饭难。”又说:“美人卖笑千金易,壮士穷途一饭难。”俗话说的“一钱迫死英雄汉”;“人是衣服马是鞍,金钱就是英雄胆”等等,都是很平实坦白地说明,“食”和“货”,确是人类基本需求,不可或少的东西。但从人类文化的人生哲学角度来讲,“名、利、财、货”,“富贵功名”,“权位金钱”,都只是在生存、生活上,一时一地的应用条件而已。它的本身,只能作为临时临事时所需要支配的机制,根本上它都非你之所有,只是一时一处归于你之所属,偶尔拥有支配它的权利而已,并非究竟是归于你的所有。因为你的生命也和“功名富贵”那些现象一样,只是暂时偶然的存在,并非永恒不变的永生。可惜那些大如开国的帝王们,小如一个平民老百姓,大都不明白“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的因果法则,都以为那是我所取得的,而且千秋万代都应统属于我的所有,谁知恰恰相反。反而变成后世说故事的话柄,惹得人们的悲欢感叹而已。如果能够在这个利害关头,看得破,想得开,拿得稳,放得下的,就必须先要有“知止而后有定”,乃至于“虑而后能得”的平素涵养功夫。尤其对于“物格”、“知至”的道理,是关于“内明”、“外用”的锁钥,更须明白。然后才能起用在“亲民”的大用上,完成“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功德。

四七、上台容易下台难

前面说了“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的观点,现在再简略借用过去那些“家天下”大小王朝前因后果的故事,作为“悖入悖出”的参考资料。周、秦以前,暂且不论,但从秦、汉时期说起。我们根据历史,且看所谓汉高祖刘邦,以一布衣平民,因为社会时势演变的趋势,醉提三尺剑乘时而起,比项羽等人先入关中。那时秦始皇的二世,已经被太监赵高杀害,再立秦二世的兄子“子婴”为秦王。等到刘邦军临霸上,秦廷上下知道大势已去,就由子婴“素车白马”,头颈挂着皇帝的印绶(绶拼音:shòu。印绶:一种丝质带子,古代常用来拴在印纽上,后用来拴勋章),捧着皇帝的符玺,在轵道(轵拼音:zhǐ。轵道:车道)旁请求投降。“诸将请诛(杀)之”,但沛公刘邦说:“始(楚)怀王遣我,固以能宽容。且人已降,杀之不祥。乃以属吏。”(就把子婴交给部下来看管)。自己再入咸阳(秦廷首都),“与父老约法三章”,除秦苛政,还军霸上。这段历史,大家都很清楚。后来项羽到了咸阳,才杀掉子婴,放火烧了秦廷宮室和阿房宫。

由此可见,刘邦比起项羽等人,开始起事的确宽容仁厚得多。后来刘家汉朝的天下,好好坏坏经过四百余年后,在历史上称为魏、蜀、吴三国的末期,被曹操的儿子曹丕篡位而灭亡。总算曹丕父子,还是很有风度,并没有把刘汉最后一个皇帝汉献帝刘协置于死地。曹丕便以新朝魏文帝的名义,封刘协为“山阳公”,让他安然活到五十四岁。

但在西蜀,还有刘家一支后裔,便是刘备的儿子刘禅(阿斗),还在诸葛亮的保护之下,在成都称帝。等到诸葛丞相六出祁山,身死以后,再也支撑不住,就投降了曹魏,也被封为“安乐公”,阿斗果然一生有福气,得到安乐的晚年。

■阿斗与孙皓的对比

其实,这个时候,曹魏天下的气数,也快要完了。促使西蜀投降的是在曹魏的权臣司马昭手里的事。刘禅(禅拼音:shàn)(阿斗)投降以后,还曾经发生过历史上最有名的趣事,看来比起汉高祖刘邦当年的豁达大度还要豁达。我想大家都知道,不过,再讲一次,轻松一下也好。

刘禅投降以后,“举家迁洛阳,大臣无从行者,惟秘书令郤(郤拼音:xì,姓)正、及殿中督张通,舍妻子,单身从行。”他在魏国,被封为安乐公以后,有一天,曹魏宫廷公宴,演四川戏,旁边的人看了,都很伤感。但是阿斗却嬉笑自若。司马昭看了,就对贾充说:“人之无情,乃至于是。虽使诸葛亮在,不能辅之久全。况姜维耶!”

有一天,司马昭又问阿斗说:“颇思蜀否?”阿斗说:“此间乐,不思蜀。”郤正知道了,便对阿斗说:“若王(指司马昭)复问,宜泣而答曰:先人坟墓,远在岷蜀,乃心西悲,无日不思,因闭其目。”果然,有一天,司马昭又问他,想西蜀吗?阿斗便照郤正所教的演答一番。司马昭听了说:你今天怎么和郤正讲得一样的话?阿斗听了,就很惊奇地说:“诚如尊命”,这等于说,你都说对了,正是郤正教我要这样讲才对啊!惹得左右人等,都哈哈大笑不止了。

读了汉、魏之间的历史,看来对于古人所说“天道好还”的话,确是一点不差。有关刘汉末代降王,如刘协、刘禅的结局,就好像刘邦初到霸上,不杀子婴一样,总算自然很公平地还他一个仁厚的结案。

既然讲到这里,顺便一提三国时代的结束,东吴孙权的后人孙皓,被晋室司马炎所灭亡。孙皓也和刘禅一样,投降晋朝,被封为“归命候”,两年后自然死亡,司马氏并没有使他受辱受罪。这正如孙秀所说:“昔讨逆弱冠(东吴孙权的父亲孙坚。还只是二十多岁的少年,在汉末,与曹操等举兵共讨黄巾),以一校尉创业。今后主举江南而弃之,悠悠苍天,此何人哉!”但当晋主司马炎接见孙皓时,便对他说:“朕设此座以待卿久矣!”孙皓便说:“臣于南方,亦设此座以待陛下。”这个对话,完全不同于刘禅的假糊涂真圆滑。孙皓表现得也是真有骨气。晋室的权臣贾充又问他;“闻君在南方,凿人目,剥人面,此等何刑也?”孙皓就说:“人臣有弑其君,及奸回不忠者,则加此刑耳!”贾充反而被他弄得很惭愧,没有面子。因为他是帮司马炎谋杀曹魏后主曹髦(髦拼音:máo)的主犯,所以孙皓对他很不客气。孙皓这种性格,充分代表东吴孙氏后裔“南方之强也,强哉矫”的表现。但孙氏几代,数十年来雄据东吴,除了割据封疆,拥兵自重,北拒曹魏,西抗蜀汉以外,也并无太多的大过,有此结局,也算是很好了。

从秦、汉以后,把天下国家完全看做家天下的财货,所谓政权,只是为家天下财货经营管理机构的组织而已。这种现象,到了魏、晋时期一百年之间,更为显著。因此,当曹操培养儿子曹丕篡汉践位以后,短短做了七年的魏文帝便死了;由他的儿子曹叡(叡拼音:ruì)即位,做了十三年的魏明帝也就死了。但在这二十年的曹魏政权中心,早已隐伏着另一个专以阴谋起家的家族司马懿父子、兄弟、叔侄的集团。又要取曹魏的政权而代之,变成司马氏的家天下了。所以当曹叡死后,便由他的养子曹芳即位,勉勉强强维持了十四年的“五马同槽”的曹氏王朝局面,弄得曹芳忍无可忍,便叫明了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因此,便被司马昭干脆地废了他,另立了曹丕的孙子曹髦,也只做了六年的傀儡皇帝,又被司马昭废了,封为高贵乡公。再另立曹操的孙子曹奂,做了六年有名无实的皇帝,就被司马炎彻底废黜,封为陈留王了事。从此便变成以司马炎开始称晋武帝的晋朝天下了。算来曹氏祖孙三代,先后只占有权位四十六年。所谓“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是丝毫不差。

■刘毅的大胆直言

但当司马炎篡践曹魏的政权,史称为西晋王朝的开始,也便是历史上另一场滑稽悲剧的开锣。司马炎的为人,本来便是司马氏的权力世家子弟,深受家族的阴谋教养,所以他由父亲的余荫,顺手牵羊做了晋世祖的武帝,便志得意满,亲祀(祀拼音:sì,祭)南郊,在拜天的时候,就问身边的司棣(棣拼音:dì)校尉(等于后世的人事行政部长)刘毅说:“朕可方(比)汉何帝?”刘毅就干脆地说:“桓、灵”(这是东汉末期两个败家的昏君)。司马炎听了说:“何至于此?”刘毅说:“桓、灵卖官钱入官库(归入政府)。陛下卖官钱入私门(收进司马皇帝的家里去)。以此言之,殆不如也。”这是说,你还比不上汉桓帝和汉灵帝呢!司马炎听了,大笑说:“桓、灵不闻此言。今朕有直臣,固为胜之。”但他的好色,比起秦始皇、隋炀帝也差不了多少。他选了东吴的伎妾五千人入宫,服侍他个人的宫女太监们,差不多也有一万人。因为女色太多,难分专宠,便“常乘羊车,恣(恣拼音:zì,放纵,无拘束)其(放任它)所之(随便它走到哪里),至便宴寝(就留宿在那个宫女的宫中),饮酒作乐。”因此,“宫人竞以竹叶插户,盐汁洒地,以引帝车(引来司马炎所乘的羊车)。”他是这样的经常“日事游宴”,当然就“怠于政事”,不管国家、天下的正事了!

所以两晋初期的司马氏家天下的政治权力中心,实际又操在权臣贾充等一般佞人(佞拼音:nìng。佞人:善辩,巧言谄媚,有口才而不正派的人)的手里。但他也算享受了“身为天子,富有四海”的皇帝之福二十五年,便由他的痴呆儿于司马衷即位,被后世嘲笑叫“蛤蟆皇帝”的晋惠帝。就是这位活宝。他的皇后,便是贾充的女儿,也是在晋史上最富有丑闻的贾皇后。她生得“丑而短黑,妒忌多权诈”,但又极其浪漫淫荡。可是这个痴呆皇帝司马衷,反是“嬖(嬖拼音:bì,宠幸)而畏之”,因此,晋室王朝,本身早已乱七八糟不足以领导天下了。但在这样家天下的皇室情况之下,痴呆皇帝也享受了糊里糊涂的帝王生活十七年之久,真是奇福奇事。可是历史与政治,冥冥中始终有一个无形的规律在主持仲裁着它的善恶是非,不管你有怎样的权谋智巧,毕竟是逃不出这个因果定律,这也就是曾子所说“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的报应原则。

当司马炎父子皇帝四十二年之后,司马氏的家天下,便内有“八王之乱”,外有“五胡乱华”的开始。司马炎的儿子司马炽,做了六年的倒霉晋怀帝,便被“五胡乱华”之首的北汉王刘渊的儿子刘聪俘虏。当刘聪宴会群臣于光极殿,便使这个晋朝的皇帝司马炽“青衣行酒”(穿着青色的侍从衣服,出来为大家倒酒)。这样加以侮辱,他还算是留着故人的情面呢!但最后还是被刘聪所杀。

跟着而来的,便是司马炎的孙子司马邺(邺拼音:yè)晋愍帝,也只做了四年傀儡皇帝,又被刘聪俘虏,而且也照对待晋怀帝的待遇一样,更降一等,当刘聪出巡的时候,便要这个晋朝投降来的皇帝,充当“车骑将军,执戟前导”。见者指之曰:“此故长安天子也。”“故老有泣下者。”但这样还下算了事。刘聪又当着宴会群臣的时候,再命令他“行酒洗爵,已而又使执盖。晋臣涕泣有失声者。尚书郎辛宾起,抱帝(司马邺)大哭。”刘聪就干脆一起杀了这对君臣了事。

这便是由司马氏阴谋篡夺了曹魏四十六年的家天下,改称为晋朝以后,经过父子、子孙四代皇帝,总共起来也只有五十二年的西晋天下,但是身后子孙“悖入悖出”的情况,比起曹魏的结局,不但萧条,其至更为凄惨。至于对国家天下人民来说,既不能“修身、齐家”,更谈不上有“治国、平天下”的丝毫功德。

然而综合两晋(西晋和东晋)司马氏的家天下,却也拖拖拉拉了一百五十六年之久。这个问题中间的关键,究竟是什么原因?实在也是一个最有意义、最有趣味的历史文化演变的大间题。但不想拉杂在《大学》的研究中来讲,姑且暂不讨论,不然,就又成为一个历史哲学上的专论大问题,不足一朝一夕就可匆匆讲得完的。

四八、魏晋南北朝的时代

不过,在我们传统的历史上,所谓魏、晋、南北朝的时代,先后总共有三百七八十年之久的时期,每一个短短年代的家天下的皇室政权,每一个匆匆上台、急急忙忙下台的帝王人物,实在正如《红楼梦》所唱的“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作故乡”,看来真是可悲可叹。同时,也可以说这一段的历史,比起春秋、战国的三四百年间的故事,更为紊乱和黑暗。但我们从中华民族和中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看,那就立场不同,观点也下一样。例如照旧史的文化哲学的观念来讲,都说魏、晋时代的历史文化,是误在知识分子的士大夫们,太偏向于注重《易经》、《老子》、《庄子》的“三玄之学”,以致于“清谈误国”,致使“五胡乱华”,形成了东晋南渡以后的南北朝格局。其实,这样论断,也未必尽然。我们现在要讲这个阶段的历史,却有三个最重要的关键需要另加理解。

■要了解当时的三个关键问题

一是魏、晋以来,文官政治体制的形成。所谓魏、晋时期的知识分子士大夫们,已经养成轻视家天下的皇室统治,把从汉朝开始的“选举”精神、渐渐结合成儒、道、法三家的政治思想,形成了文人政府的治权,开始建立了一套政治管理学的人事体制,成为后世文官政治“铨(铨拼音:quán)叙”人事的先声。家天下的皇帝归皇帝,读书的士大夫们归士大夫,完全不理会皇室的权威,自然有他超然于政治权力以外的本身的地位。所谓“清谈”、“三玄之学”和研究新近由印度输入的“佛学”,只是文化教育上的一种潮流,一种轻视皇权的反动,反映士大夫们另一种不同意现实政治的风格而已。

这种情况,最初是由曹操父子开其风气之先,当曹操在开始建立曹魏政权的时候,一面注重法治,一面又特别奖赏聪明才智和文学才华的名士,但又不太要求他们的操守。所以到了魏明帝的曹叡(叡拼音:ruì)阶段,虽然名儒有如陈实、陈群、王祥、贾逵等人,但是新进少年学者,如何晏、王弼,乃至如史称“竹林七贤”等辈,都是一代俊秀,名重当时,但又多是轻视世事,浮夸自负的青年名士。因此,曹叡想要建立另一种人事制度的考核办法来替代“选举”用人。如史称:

魏主叡深疾浮华之士,诏吏部尚书卢毓(毓拼音:yù)曰:“选举勿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啖拼音:dàn,吃)也。”毓对曰:“名,不足以致异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后有名,非所以当疾也。今考绩之法废,而以毁誉为进退,故真伪浑杂,虚实相蒙。”

曹叡同意他的建议,就诏散骑常侍刘劭(劭拼音:shào)作都官考试法七十二条。然而经过朝廷(政府)会议,迟迟没有通过,结果也就没有实行。可是刘劭却因此著了一部《人物志》,开启后世人事管理学的先河。

其实,在这以前,由陈群在曹魏时期所创建的“九品中正”的人事制度,配合当时从两汉以来以“孝道治天下”的宗法社会的儒术精神,不但早已实行于魏、晋的时代,也影响后世,使选举人才的制度,法久弊深,完全变成为名门望族所垄断的局面,形成两晋和南朝六代之间的门第、门阀风气。正如晋初尚书左仆射刘毅所痛恶的“上品无寒门(所谓上流社会,没有一个是贫寒出身的平民子弟),下品无势族(所谓基层干部,没有一个是权势家族出身的子弟)”。其实,刘毅这篇有关用人行政的谏疏文章,直到今天和将来,无论是哪种政党、政见的民主时代,也应当好好研读,作为民主选举的制度精神的参考。

二是世家门第的学术官僚,形成知识分子读书人的士大夫集团。这种风气,从魏、晋开始,直到南北朝的两三百年时期,并无一个有力者毅然出来鼎革这种时代的弊病。也正如曹魏时代的阮籍所感叹的“时无英雄,徒使竖子成名”的情况。其原因,是由于传布学术知识的书本,都靠手写传抄的私家藏书,并不普及。文化教育并不发达,政府与社会,都没有设立学校的风气。尤其是一般社会,丧失了自古以来“文武合一”教育子弟的精神;一般上层社会,也只以读书成名,便算是品行端正的标准。因此而使学术知识,大都出于世家权门,形成门第、宗族的士大夫群的权威集团,左右把持皇室的政权,牢不可破。此时正当史称“五胡乱华”的崛起和西晋皇室的没落,由群臣拥立司马懿的曾孙司马睿南渡称帝(晋元帝),从此定都建康(南京),就为东晋的开始。但司马睿和他的儿子司马绍(晋明帝),虽然南渡以后,先后两朝称帝,事实上也等于是傀儡皇室,父子皇帝只有八九年时间,都在忧患之中死去。

后来真正东晋王朝,虽然再经九个皇帝,共有一百零四年的时间,但政权仍然操纵在王、谢等势族手中,前如王敦、王导,后如谢安、谢玄等王、谢权门,都是籍籍有名的“世家望族”的子弟出身。坐以论道,谈玄说妙,大多是文(学)哲(学)不分的高手。即使如谢安、谢玄叔侄一样,总算领导指挥了一次在历史上有名的“淝水(淝拼音:féi。淝水:水名,在中国安徽省)之战”,打了胜仗。但在指挥打仗的场面中,仍然还不离名士风流的风格,模仿三国时期的诸葛亮,纶巾羽扇,潇洒自如。犹如西晋初期,与东吴的陆抗互相敌守长江两岸的羊祜(祜拼音:hù)(叔子)一样,“轻裘(裘拼音:qiú,皮衣)缓带”,依然不失其雍容优雅的风姿。这种士大夫们的作风,在政府或上层社会之间,只要读刘义庆所辑的《世说新语》一书,就可大概了解当时的一般情形了。

简单地讲,由东晋开始,士大夫们的文人学术官僚集团的风气,一直沿袭到南朝各代(宋、齐、梁、陈)和隋朝,俨然犹如牢不可破的堡垒,虽然是当时一代当国的帝王,也是对此无能为力,只好向这种现实低头将就。这是确实值得注意的历史经验上的一面“风月宝鉴”。现在且让我们举一个历史的故事来作说明。在南朝萧道成篡位称为齐帝的时候,他的中书舍人(等于皇室办公室的主任)纪僧真,“得幸于齐主(萧道成)”,“容表有士风”(外表很像一个有学识的读书人)。

请于齐主曰:臣出自武吏,荣阶至此(我从行伍出身,官做到这个阶层),无复所须(别的也没有什么要求了),唯就陛下乞做士大夫(希望皇上给我一个士大夫的荣誉)。齐主(萧道成)曰:此由江学、谢瀹(瀹拼音:yuè)(这两人是当时的名士而兼名臣),可自诣之(你自己去找他们商量吧)。僧真诣学,登榻坐定(刚刚坐到客座的椅子上)。学顾左右曰:移吾床远客(江学就对旁边侍候的人说:把我的椅子移开远一点,不要靠近这个贵客)。僧真气丧而退(弄得他很没有面子,只好回来)。告齐主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我现在才明白,士大夫这个头衔,就算是当今皇帝天子下命令,也是办不到的)。

你只要读了历史上这个故事,再来对照一下我刚提过的《世说新语》,便可知道魏、晋、南北朝之间的读书人、知识分子的傲慢和自负的酸味,有多么的可畏和可悲啊!这种情形,直到唐朝才完全开始改变。所以唐代诗人刘禹锡,对南朝各代的首都南京,便有针对这种历史情形的《怀古》之作了: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

(女墙:则应是用来防止户内妇人、少女与外界接触的小墙。原来,古时候的女子大多久锁深闺,不能出三门四户。但是小墙高不过肩,又可以窥视墙外之春光美景,况且墙是死的,可人却是活的,所以这女儿墙又成就了许多才子佳人的故事。)

三是旧史所称魏、晋、南北朝之间一百余年的“五胡乱华”局面,几乎与西晋、东晋的朝代相终始。北方少数民族这个历史上的旧问题,是中国由秦、汉以来,直到隋、唐之际,大约有一千年左右的大事。实际上,这是中华民族,容纳接受“西陲”和“北疆”各个民族归服内地,融入“华夏”民族的阵营以后,因历代以来的帝王朝廷(政府),并没有加以深厚的文化教育,因此而引发的种族文明的冲突,形成“中华文化”的“内外之争”、“南北之争”,促使在隋、唐以后中华民族大结合的大事。只是大家研读历史,容易简略轻忽过去,没有特别注意这是历来中国“边疆政治”的重要问题,和“华北”与“西域”多种少数民族的生存矛盾问题。同此,历史惯例上只以固有的“华夷”之辨和“胡汉”之争的习惯,就笼统地称为“五胡乱华”了。

如果要彻底了解这个问题,必须先要从秦、汉历史上的“匈奴传”等开始,深切了解从中国的“北疆”,东起朝鲜,毗连(毗拼音:pí,毗连:接连)俄罗斯的南境,直到内外蒙古、西伯利亚,再南回到古称“西域”、“西北边疆”的新疆、青藏等广阔边境的许多少数民族,和我们远占轩辕皇帝前后代的血缘关系,以及历来对待“治边”政策的是非。这的确是一个很严肃的历史文化的大问题。即使现在和将来,仍需要切实注意正视这类的大问题。只是我言之慎重,恐怕你们会当作我在狂言乱语,或认为是危言耸听,所以便只提到为止。

所谓“五胡乱华”之始,必须先要知道,早在西汉宣帝时代(公元前五○年间),匈奴呼韩邪单于已来归降,渐通内地。到了东汉光武帝时代(公元五○年间),匈奴南单于以及鲜卑族的归降内附,致使匈奴北单于又来恳乞“和亲”。汉光武帝的政策(战略),是以匈奴为屏藩来捍御匈奴,可以说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代理防御、代理战争的上策,并使匈奴各族,愿意投降的移民内附,居住在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谷、代等八郡(在山西、陕西、甘肃境内),赐以粮食、牛羊、丝绸布匹等生存种植物品,而且还派兵保护。到汉章帝时代(公元八十七年间),鲜卑人出击北匈奴,大胜。因此“北庭”有五十八部,二十万人,胜兵八千,都来降服,加入云中、五原、朔(朔拼音:shuò)方、北地等处居留。接着又在汉和帝时代(公元八十九年间),以及汉桓帝时代(公元一五八年间),乃至在汉献帝时代(公元二一六年间),都有陆续来降、移民内附的为数不少。

在这个时候,曹操初起,为追除袁绍的儿子、投奔乌桓的袁熙、袁尚,他就并击乌桓而破之,斩其首领蹋顿(据史称,是辽西乌桓的另一支)。跟着,他又把由汉光武时代开始入居西河郡(山西、陕西、甘肃一带)的匈奴等族,分为五部,加以监护。这不能不说是曹操对匈奴等族移民內地的管理政策上,已较有先见之明,只是当时仍然缺乏加以文化教育的观念,以致造成后来各民族之间的文明冲突,实为憾事。

■“胡”、“华”民族的混和

但我们讲到这里,必须要了解,在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文化不同的各个国家民族之间,早在公元以前,就能接纳外族归附移民,不记宿仇,没有种族歧视的成见,除了中华民族,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了。因为中国文化,本来有“王道治天下”的传统,以“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仁义精神,才能做到。也可以说,中华民族的“华夏”文化,早已在公元以前,就实行了人类大同的理念,早已泯除种族歧视的狭隘胸襟。例如在这以后的唐末五代,以及元朝和清朝入主中国的历史事实,都是具有这种精神的作用。就以历史的事实为证明,中华民族从来不肯侵略他人,不是以强权当公理的民族,只有“忍辱谦让”,化解其他民族的非礼侵凌,加以感化而融归于整体“人道”之中。所以在公元六世纪初,南朝梁武帝的时代,印度佛教的禅宗达摩祖师,决定要“东渡”中国传法。别人问他为什么一定要去中国,他说:“震旦有大乘气象。”换言之,所谓“大乘气象”,就正如佛说的“娑婆”世界中的中国,确然具有慈悲(仁义)的精神。“娑婆”是梵音,它的意义,是说“难忍能忍”的“堪忍”的精神。

总之,由东汉光武帝到魏、晋两百多年之间,以匈奴为代表的各种入居内地“河西八郡”的各民族,其中分子颇为复杂,事实上,早已是汉族血统大混合的一个时代。如加严谨的稽考,北部匈奴的另一支,没有入居中国的,后来就在欧洲建立匈牙利。丁灵另一支,就是后来的俄罗斯的另一族。乌桓另一支,就是和后来建国的阿富汗有关。鲜卑,就是后世还居留在西域边疆的锡伯族。隋、唐之间的突厥,就是后来的土耳其。波斯就是后来的伊朗。大食,就是当时的阿拉伯帝国。天竺,就是印度。至于氐、羌(羌拼音:qiāng)、羯(羯拼音:jié)等少数民族,大部分都已汇合成后世居留在新疆、西藏(前藏和后藏)、青海等地的少数民族。史称“五胡”的,就是当时崛起而建国的匈奴、鲜卑、羯、氐、羌。先后称王称霸的十六国,计有前赵、后赵和四次分裂的燕国、五次分裂的凉、三次分裂的秦,以及夏与成汉等十六国。其实,他们当时生活语言,早已华夏、汉化,在基本文化上,也已学会了汉化的文字,只是在民族的性格上,仍然具有矫捷慄悍的习性。尤其他们看到汉末到魏、晋之间的朝廷皇帝的政权,原来都是这样抢来抢去,并不行于正道。而且由司马氏的家族,抢了曹家的天下以后,他们自己的家族,又闹兄弟争权的“八王之乱”,互相残杀。平时所谓文化教育上的“道德仁义”,原来都成为书本上的废话。那么,他们也认为自己早已是中国人,中原的天下,大家有份,因此而形成“起而代之”的乱源。同时,在魏、晋时代,另一批知识分子士大夫们,也看不惯这些世族、门阀士大夫们的作风,干脆就加入汉化的新民族,即习惯称呼为“胡人”的范围,起而大干其逐鹿中原的美梦了。这样,才是史称“五胡乱华”的基本原因,事实上,可以说是“胡华混和”,也并非过分。但在这个阶段的中间和结束,就形成“中华文化”另一章的大结合,变成北魏文化与南朝六代的大光彩了。

大家试想,如果我们也是生在当时外来入居内地的少数民族之中的一分子,由祖先辈从塞外的大沙漠和大草原进入中原以后,正如毛泽东的名词所说:“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谁又愿意再脱离中原,回到那大沙漠和大草原之间,终日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环境为伴呢?况且过了沙漠,西去欧洲,正是罗马帝国强盛纷争的局面,要想去分一杯羹,绝不可能。北有鞑靼(鞑拼音:dá,靼拼音:dá。鞑靼:独联体民族之一)的俄罗斯挡驾,东有朝鲜的海峡阻隔。此时,晋室王朝又正好自失其鹿,身强力壮,再不起来逐鹿中原,更待何时,难道要他们真肯倾心于当时的新进文化,去学佛修行打坐吗?所谓“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这是千古不易的定律。魏、晋、南北朝、五胡乱华的时代,便是这个情形所发生的历史事故。

■胡汉文化的另一面

现在让我们简略地列举历史上几个事实,作为说明。

其一,正当司马炎称帝的西晋初期,也就是公元二七九年间,鲜卑族的树机能(人名)攻陷凉州(陕、甘)边区。司马炎采用了王济的建议,就封匈奴族的刘渊为“左部帅”。其实,在这中间,历史的记载,就早已说明“自汉、魏以来,羌、胡、鲜卑降者,多处之塞内诸部。其后数因忿恨,杀害长吏,渐为民患。”侍御史郭钦曾经疏奏说:

戎狄强犷,历古为患,宜及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略,渐徒内郡杂胡于边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

司马炎不加理会。不到十年,改封刘渊为“北部都尉”。接着,又再加封为“匈奴五部大都督”(等于是统管五部胡人的总督),这就造成他后来自称“北汉王”的权势了。但刘渊本身,也自有他必然不能久居人下的条件。如史称:

刘渊,刘豹之子。幼而隽异(幼年的时候,已经不同于一般的儿童)。师事上党(山西德安府)崔游,博习经史。渊尝谓同门生曰:“吾常耻随(汉初的随何)陆(汉初的陆贾)无武,绛(汉初的绛侯周勃)灌(汉初名将灌婴)无文。”于是,兼学武事。及长,猿臂善射,膂力过人,姿貌魁伟(又是文武全才)。

晋朝的名臣王浑、王济父子都很赏识他,所以极力推荐。而且刘渊的为人,又“轻财好施,倾心接物”,所以“五部豪杰,幽(现在的北京)冀(河北的真定沧州区域)名儒,多往归之。”这里根据历史所说的豪杰名儒,都是当时在民间的读书知识分子的士大夫。和一般民间社会上的豪强之士。因此,历史上便称他是“五胡乱华”之首的“北汉王”。后来俘虏晋怀帝、愍帝的“汉王”刘聪,都是他的后人。但是根据事实,刘渊父子,早已是汉化的胡人,并不能算初从境外入侵的外夷了。

■石勒与佛图澄的故事

其二,在五胡十六国当中,最为骁勇好杀的后赵主石勒、也并非只是一个武夫。其实,他也早已具有汉化的文化底子。他一边笃信佛教,师事印度东来中土的第一佛教神僧佛图澄。同时,又喜欢学习中国的历史文化,如史称:

赵主石勒谓徐光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对曰:“陛下神武谋略,过于汉高(祖)。”勒笑曰:“人岂不自知,卿言太过。朕若遇高祖(刘邦),当北面事之,与韩(信)彭(宠)比肩。若遇光武(刘秀),当并驱中原,未知鹿死谁手。大丈夫行事,宜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效曹孟德(操)、司马仲达(懿),欺人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

从他的这一段言论来看,的确也非等闲之辈。同时,也骂尽了历史上不以“功德”取天下的自命英雄们,确是千古名言。比起庄子所描写柳下惠的兄弟盗跖(跖拼音:zhí,脚掌)与孔子的对话,并无逊色,而且更是痛快淋漓。

石勒虽然并不勤学读书,但“好使诸生读书而听之。时以其意论古今得失,闻者悦服。尝使人读《汉书》,闻郦(郦拼音:lì,姓)食其劝立六国后,惊曰:‘此法当失,何以遂得天下。’及闻留侯(张良)谏,乃曰:‘赖有此耳。’”

史称:“石勒,字季龙,上党(山西)武乡人。其(祖)先匈奴别部也(也早已是汉化的胡人)。年十四,至洛阳,狂笑上都门。王衍(晋室名臣)异之曰:胡雏声视有奇志,将为天下之患(王衍看到他,便说:这个年轻的胡人小伙子,他的说话声音和眼神,是胸怀异志的,将来会成为祸害天下苍生的人)。遣人收之(想派人去逮捕他),石勒已去。”石勒既为后赵主,施行暴政。因受佛图澄大和尚的教化,才渐回心纳谏向善。

这个时候,是佛法在魏、晋之间,正式进入中国的初期。一般从西域过来的高僧居士们,都是从事翻译佛经。晋室的名臣名士如王导、谢安等人,都是极力结交西域高贤,潜心佛学,等于十九世纪以来国内的上层社会,都倾心科学一样,风靡一时。但还未完全普及,可是在河四及关中的胡、汉各部,因为与西域较为接近,信奉的就比较内地为多。而佛图澄的到来,不大讲经说法,只以他本身的神迹示现佛法,又感化了后赵主石勒,佛教的声望就大为人们所信奉了。

当时,在东晋的西域高士支道林,听到佛图澄在石勒身边,便说:“澄公其以季龙为鸥鸟耶!”支道林的意思是说:佛图澄把石勒当作飞禽走兽在调教吗?太危险了!果然,东晋的兵力,曾经一度攻进淮泗,石勒就大发脾气说,我这样信佛,反而有敌寇来打我,佛是无神,太不灵了。佛图澄就对他说了一段神话,你的前身,只是一个商人,经过罽(罽拼音:jì)宾(当时的西域国名,现在的喀什米尔)寺,发心作大佛事,但在僧众中,有六个得道的大罗汉,接受了你的供养,我也算是其中的一个。当时有一位大阿罗汉就说,这个商人,死后要投胎变鸡去受业报。再转身,便会在晋地称王。你今天也总算有了好报了。打仗,有胜有败,怎么又归罪到佛法有灵无灵呢!石勒听了神僧的话,倒很相信,又告诉佛图澄说,要不杀,是很难做到的。佛图澄就说:“但杀不可滥,刑不可不恤耳!”不到十多年,佛图澄就对他说,我的寿命到头了,要向你辞行了。石勒就说:“大和尚遽(遽拼音:jù,急,仓猝)弃我,国将有难乎?”佛图澄就对他说:

出生入死,道之常也。修短分定,无由增损。但道贵行全,德贵不怠。苟德行无玷,虽死如生。咸无焉!千岁尚何益哉!然有恨者,国家(指后赵石勒)存心佛理,建寺度僧,当蒙祉福(应当有好报)。而布政猛虐,赏罚交滥,特违圣教(你的政治行为又特别违背佛法),致国祚(祚拼音:zuò,福,赐福)不延也(因此,你当国的寿命就不太长了)。

石勒听了,大哭一场,抬头看看佛图澄,已经安坐而逝了。可是不久,有一个出家人从甘肃过来说,自己亲眼看见佛图澄进了潼关(潼拼音:tóng。潼关:在中国陕西省东部)。石勒听了,马上命令开棺验视,并没有遗体,只有一块石头。石勒一看,烦恼极了。就说,石是我的姓,大和尚埋掉我走了,这个国家还能长久吗?果然不久,石勒也就完了。根据神僧的传记说:“佛图澄在关中,度化弟子数千万人。凡居其所,国人无敢向之涕唾。每相戒曰:莫起恶心,大和尚知汝。其道化感物,有如此者。大教(指佛教)东来,至澄而盛。”

我们讲到这里,主题仍在说明“五胡之乱”后赵石勒的时代,正当公元三三○年前后,也是罗马君士坦丁大帝迁都拜占庭的时期。这时正是魏、晋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王道”陵夷(陵夷:衰败;走下坡路),儒家和道家的文化精神,也已濒临续绝,士大夫们的文人政治体制,犹如《诗经·小雅·巧言》六章所说:“无拳无勇,职为乱阶。”因此汉化已久的“五胡”等种族,对于固有传统道德有关的“仁、义、礼、智、信”等,都视为空谈,不足重视。但从西域新兴传入中原的佛法,以“慈悲”为教,以戒“杀、盗、淫、妄、酒”的主旨,加上宗教神灵默佑的冠冕,反而都被胡、汉人等所接受。因此而形成隋、唐以后“儒、释、道”三教的文化汇流,以及后世有北魏佛教文明的兴盛,才有流传到现在的敦煌壁画,云冈(冈拼音:gāng)、龙门石窟等文物的存留,供人景仰凭吊。这些都是历史的血泪所累积而成,我佛慈悲润泽的结果,并非是离题太远,专门介绍佛法和神僧的故事。

■苻坚见不到鸠摩罗什

其三,例如前秦的苻(苻拼音:fú,姓)坚,他的先世,便是西戎的酋长(酋拼音:qiú。酋长:长官),也不能完全算是境外迁入的胡人,旧史称他:“雄武智略,尽有中原。”史称秦王苻坚鼎盛的时期,其武力霸权,已“东极沧海,西并龟兹(新疆省库车、沙雅二县之间),北尽沙漠,唯建康(东晋首都的南京)在外。”但最后以百万之众南伐东晋,为谢安、谢玄所败,自称“秦王”只有二十七年。寿命只有四十八岁。但他能重用隐居华阴的山东名士王猛,也就是曾经与东晋的权臣恒温见面,所谓“扪(扪拼音:mén,按,摸)虱(虱拼音:shī,寄生在人、畜身上的一种小虫;喻寄生作恶的人或有害的事物)而谈当世之务,旁若无人”的奇士。王猛在临死之前,吩咐苻坚说:

晋虽僻处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相安,臣没之后,愿勿以晋为图。

后来苻坚自负以百万之众,可以“投鞭断流”,南伐东晋。弄得宗室苻融没有办法,只好对他说:“王景略(王猛字景略)一时英杰,陛下尝比之诸葛武侯(亮),独不记其临没之言乎!”苻坚还是不肯回心转意,终于一战而败,身死国亡,不出王猛之所料。

但是,苻坚也是倾心文化,尊重学者和高僧,对他们都是加以特别的礼遇,绝不自以为是,轻视文化人士。他除重用王猛,言听计从,尊如师礼外,那时在襄阳还有一位高僧道安法师,名重一时,他是佛图澄的弟子,也就是后来南渡到庐山,建立净土宗念佛法门,影响中国千余年来各阶层社会的慧远法师的师父。道安法师的学问和德行,中外皆知,东晋朝野也很仰慕。在中国文化哲学史上所称的“襄阳高士”习凿齿来见道安法师,自称,“四海习凿齿”,法师对说,“弥天释道安”,便是这个故事。苻坚敬仰道安,曾经送他“外国金饰佛像金缕结珠弥勒。法师每次讲经说法,便安设此像作证。”但苻坚终于忍不住而攻打襄阳获胜,就亲自与道安法师见面,对左右的人说:“吾以十万师取襄阳,得一人半耳。”左右问为谁?曰:“安公一人,习凿齿半人也。”可是,苻坚南伐东晋,苻融请道安法师力劝,也终于不听。但他既得道安法师之后,又听说西域有高僧鸠摩罗什,道望推重一时,就又派大将吕光(字世明,河南洛阳人)率兵七万西征,要迎取鸠摩罗什东来中国。

吕光奉命西征,据说,威服四十余个小国。到了龟兹,以武力威胁,龟兹国王无奈,只好出让高僧鸠摩罗什。但吕光得到鸠摩罗什,回到了姑臧(甘肃的武威),听说苻坚已死,他便收降了凉州牧(甘肃地方首长),先自称为“酒泉公”,后又自称“凉帝”。因此鸠摩罗什法师也在后凉吕光父子手里,被“凉”了十多年。这个时候,正是公元三九二年之际,欧洲的罗马,正开始确定基督教为国教。

苻坚以霸权武力,派兵遣将远征西域,只为了迎取一位有道有学的高僧东来,实在是古今中外历史上,极为稀奇少有的事。同时,也可知后来佛学在中国的盛行,鸠摩罗什法师对中国文化哲学、文学上的深远影响,也是史无前例的重要事件。

十多年后,西戎羌族的姚兴,即位后秦称王,又派大将姚硕德伐后凉,迎请鸠摩罗什入长安,待为国师,安居于长安的“逍遥园”,翻译佛经三百余卷。门下弟子共襄译事的很多,据说,从学的中国僧俗弟子,有两三千人之多,而特别优秀突出的有七八人。例如后来史称“生公说法”的道生,与著《物不迁沦》、《般若无知论》等哲学和科学上千古名文的僧肇,以及道融、僧叡等,各有著述。尤其他开创用梵文的拼音原理,为中国文字首创音韵字母的拼音反切方法,便是鸠摩罗什法师与他的中国弟子僧叡、惠观、惠严等的功劳。可惜法师在秦住世译经的时间,只有九年,便已圆寂。算来世间的寿命,并不太长,实在也是中国佛学文化的一大憾事。

但当苻秦与姚秦的两个时期,中国的道安法师,与西来的鸠摩罗什法师的时代,关中(潼关以西)与洛阳等中原一带地区的第一流知识分子、优秀人才,因对于当时政权的悲观和厌倦,大都是脱离现实,跳出世网去出家学佛。不然,就去学神仙,做道士,因此也可以说东晋时期是“天下之言,不归于佛,即归于道”的时代。南渡以后,东晋王朝上下各阶层的社会人士,也是如此,在位的权势名臣如王导、谢安等人,都与西域过来居住在江南佛学的名士支谦、支亮等人有密切交往。例如道安法师居襄阳的时期,东晋的孝武帝司马曜(曜拼音:yào),便赐以诏书说:“法师以道德照临天下,使大法流行,为苍生依赖,宜日食王公禄,所司以时资给。”但道安法师却固辞不受。而且当时兴起一种讲学论道的风格,所谓有学问有修养的人,手里都拿着鹿或马的尾巴所做的拂尘,表示有出尘离俗的风度,这在史料的称谓便是“手持拂尘,从事玄谈”的风气。事实上,这种习惯,是从印度文化中婆罗门教手持拂尘所传布过来的形象,我们现在还可看到在佛、道两门中还保有“持拂”的风规。

■儒家沉寂、佛家昌盛的时代

总之,从魏、晋、南北朝以来,直到唐代开国之初的三百多年时期,所谓儒家“孔孟之教”、“五经之学”,非常沉寂,平常也只是用来读书习字,求知识的普通教育课本而已。并不像宋、明以后,不讲究孔孟之教,不合“儒宗道学”的人,就难以立足于朝廷,甚至在“土林”社会中,也会终身为人所轻视了。但在东晋到南朝六代之间,由于关中(笼统地指长安、洛阳一带)的佛学昌盛,江南佛教寺庙林立,影响了当时的各层社会,上至皇帝,下至贩夫走卒,个人所取的名字,很多用佛经上的菩萨、罗汉、那罗延等名词作为人名,由此可见当时佛学文化影响中国的情形,是如何的普及。这好比现代二十世纪的时期,人们喜欢取用西方的名字,如约翰、海伦等,乃至市面商店,也有以原子理发厅、原子冰淇淋店等作为招牌的,这同样是时代感染的常态,并不足为奇。

可是正如曾子所说的:“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到了公元四四○年间,北魏拓跋氏兴起,江北统一,南北朝对立的形势从此开始。北魏朝野后来也受佛教文化的影响,历代陆续建造佛寺三万余所,剃度出家僧尼达二百万之多,声势之隆,更过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情况。但在五世纪间,北魏的皇帝太武帝焘,因受笃信道教的大臣崔皓所影响,崇拜道士寇谦之,便做出使佛道两教相争的大事,也就是中国宗教史上,佛教受到所谓“三武一宗”之难的第一遭。同时,也是中国本有文化意识史上自相斗争的大事之一。

据史料所载:

宣告诸镇将军刺史,诸有浮图(佛寺)形像及一切佛经,皆击破焚烧,沙门(出家人)无少长,悉坑之。但太子素好佛法,屡谏不听,乃缓宣诏书,使远近预闻之,得各为计。沙门多亡匿获免,收藏经像。唯塔庙在魏境者,无复孑(孑拼音:jié,单独,孤单)遗。

换言之,三万多幢佛寺,都被摧毁了,也真是一场破坏性的壮举,但现在看来,也早已史有前例,不足为怪。况且从美国人凯恩斯的经济学说观点看来,“消费刺激生产”,没有伟大的破坏,哪有伟大的新生产呢!你说是不是啊?人类就是这样幼稚,经常做出许多无理取闹的事,赢得自我毁灭。

其实,早经古代学者的考证,北魏拓跋氏也是黄帝的子孙,“昌意”的后裔,受封北方的一支,有“大鲜卑山”自以为号。故到北魏建国开始,“去胡衣冠,绝虏语,尊华风”,一律恢复学习汉化的文化习俗,迁都洛阳,改姓元氏。公元四八五年,还在南朝齐、梁之际,制定“禁同姓相婚法”,“定户籍法”及“公服制度”。而且更有意义的是,在那个时候,北魏就已开始实行“均田法”,也就是土地公平分配的政策,如果跟现在相比,他在一千五百年以前早已“前进”了。至于有关这个时代的“佛学与佛教”文明的兴盛和得失,宋代名儒而兼名臣的司马光,对于《魏书·释老志》所载,便有一篇论文,也很有参考的价值。

总之,根据历史的经验,作为能够影响一个时代的领导人物,基本的见解和修养,确实需要《大学》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的心境,才能够做到利己利人,功在当世,济世安民,泽及万代的大业。

四九、南朝权位戏连场

在公元四二○年间,东晋末代完结,南朝开始第一代的宋武帝刘裕,是农民出身,幼年就长养于佛寺,所以小名“寄奴”,后来得到时势造英雄的机会,最后就干脆谋杀了在位二十二年的晋安帝司马德宗,又用毒药再杀了被他利用了两年的晋恭帝司马德文,自己就学习曹丕、司马炎的办法,照样画葫芦,篡位称帝,定国号为“宋”。但比起曹丕篡位不杀汉献帝,司马炎篡位也不过分而杀了曹奂,刘裕的行为就不同了,南朝各代,由篡位称帝对于前朝的子孙“斩草除根”的先例,是由他开始。以后接着齐、梁、陈、隋,都是同样翻版,只是隋朝开国的隋文帝杨坚,在杀戮以外更加灭族,所以历史学家们,便说隋朝皇权,是必然不会长久的。

■刘准、萧衍、萧绎、陈叔宝的故事

刘裕自己做了三年的皇帝便死了,经过子孙继承帝位的七个职业皇帝,一共只有六十年的刘宋天下,便又被权臣萧道成照样翻版篡位,就改“宋”为“齐”了。但当萧道成篡位称帝,创建齐朝的初期,先来废掉刘宋还只十四岁的幼主顺帝刘准时,刘准便收泪说:“欲见杀乎?”那个奉萧道成命令而来的王敬便说:“出居别宫耳!官家(对皇家的代名称)先取司马家亦如此也(指刘准的祖先刘裕篡位称宋帝时,迫害晋朝司马氏的后代,也就是现在这样做的)。”因此宋顺帝刘准,也便知道自己是怎样的下场了,就泣而弹指曰:“愿后身世世,勿复生帝王家。”最后,萧道成当然放不过他,不但杀了刘准,还灭了他的家属。

刘准所说“愿后身(生生)世世,勿复生帝王家”的话,实在足为千古滥用极权者的警语。而历史上有同样的痛苦,但有不同的悲壮故事,就是明末的怀宗朱由检,也就是后人统称为崇祯皇帝。他在国破家亡的时候,准备自杀上吊以前,召来他只有十五岁的女儿(公主),说了一句:“尔(你)何生我家?”就自己用左袖掩面,右手挥刀,斫(斫拼音:zhuó)杀公主,因为用力不准,只断了公主的左臂。读了历史,便可知道做帝王或权势家族的后代,实在并非是真正的幸福。

可是萧道成自己本身在位做皇帝,也只有四年,接着总共虽有七个糊涂的子孙皇帝,也不过二十四年,就又被同宗的萧衍所废,改国号为“梁”,那便是后世较为有名的吃素学佛的梁武帝。他总算比较好心,起先没有要杀萧道成的后人,但因沈约的警告“勿慕虚名而受实祸”,终于也照样画葫芦。他本身在位四十八年,除了喜欢学做和尚,当佛学大师,亲自讲经说法以外,还不算有太多的大过,寿命也活到了八十六岁。但很可惜的是把权谋当作道德,尤其是投机取巧,错用了东魏投降过来的叛臣侯景,终于被迫而饿死台城(南京)。但他在临危的时候,却说了“天下自我得之,自我失之,又有何憾”的洒脱壮语,这种犹如赌徒的豪语,的确也非平常人所能企及的。后来他的子孙还继续称帝了六年,也算共有四主,五十四年的天下。

在中国的历史上,梁武帝萧衍,可说是一很特别的书生皇帝,他是文学家,又是哲学家。他在登位之先,便和一班当时的名士学者们,对主张“现实唯物论”的学者范缜(缜拼音:zhěn)所著的《无神论》打笔墨官司。他是极力主张有神论,认为生命是有前生后世,确实另有一个“神我”的存在。他早死的大儿子萧统,就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昭明太子”,后世流传的《昭明文选》便是他编辑的大作。后来反抗侯景的梁元帝萧绎(绎拼音:yì),也是他的第七个儿子,同时也是历史上一个读书皇帝的活宝。他即位后,就派陈霸先讨伐侯景,三年以后,自己是被西魏攻进所杀的。但在敌人进城之前,他还有心情在作诗。当他知道敌人进入金城(宫城)的时候,“乃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被杀以前,有人问他,烧书是什么意思?他说:“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这也是天下第一奇言,自己本身没有雄才大略,却埋怨读书无用,岂不可笑,就大不如他的父亲梁武帝的豁达洒脱了。

接着萧梁而篡位称帝的,便是陈高祖陈霸先。他从小也是一个“不事家人生产”,放荡不羁的性格,但却会阴阳之学,通达“奇门遁甲”等方术。登位以前,也照旧先杀了梁主江阴王萧方智。不过他自己本身也只做了三年的皇帝,五十九岁就死了。经过四个子侄辈先后即位,最后便是他的孙子陈叔宝作为末代的皇帝,也便是在历史上有名的风流皇帝陈后主。当隋兵打进台城南京,他就抱着妃子张丽华、孔贵人跳进水井里去逃避,最后被人放下绳子,三个人一起被拉上来。那个水井,变成南京名胜之一的“景阳宫井”。这也是历史上风流皇帝在亡国的时候,抱着美人跳井的闹剧主角。但当时带兵打进南京的,便是后来的隋炀(炀拼音:yáng)帝杨广,他总算没有杀了陈叔宝,只把他当战利品,做为俘虏而“献俘太庙”,把他做为自己论功行赏的活宝。所谓“南朝”之一的陈朝,一共也只有五主,三十三年的天下,如此完结了事。

陈后主陈叔宝,也和比他迟生三百多年的南唐李后主差不多,除了风流自赏以外,还是一个爱好音乐的名家,他还未亡国时,自己制作了有名的歌曲《玉树后庭花》,教导宫娥们习唱,民间也有流传。因此,唐代的诗人杜牧有感于陈后主的故事,便有《秦淮夜泊》的诗说: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我们如果照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观点来说,“造化”老儿,真会玩弄人类。由他所编写中国历史的剧本,总是给你画格子,又画圈圈,使你在社会的演变格子里,好像规定五六年一小变,十五六年一中变,三十年左右又一大变。然后又变方格为圈圈,六十年左右一小变,一百二十年左右一中变,一百八十年左右一大变。在这些方圆的演变程式中,用加减或乘除的公式,好好坏坏,多多少少,就看人类当中的操作算盘的人,自己怎样打算放账和收账了。其实,“造化”老儿也很公平,对于其他各民族的规格,也差不多。只是他们过去,没有像我们的祖先,对于历史是采用“会计”和“统计”法。我们祖先,对以往的历史,账本记得比较清楚,所以看来就很明显,也很惊人。

■杨坚、杨广父子的故事

由魏、晋以来旧史所称的“五胡乱华”到南北朝的对立,在中国文化的演变史上,将要进入儒、佛、道三家汇流的前期,我们首先需要了解,所谓“北朝”的北魏,统一了江北各个少数民族胡乱建国以后,结果又分裂成为东西两魏。东魏后来又变为北齐,西魏又变为后周。从杨坚的崛起,并了后周、北齐,灭了江南的陈国,然后南北才得“混一”,称为隋朝。为李唐的建国首先开路的隋朝三十二年的天下,就在灭掉南朝陈后主的时候开始了。隋朝开国的隋文帝杨坚,和他继承皇位的儿子隋炀帝杨广,也都是历史上的明星皇帝,更为有趣。但大家不要忘记,在魏、晋、南北朝的三百多年以来,江北、江南的社会上下,都充满了佛学和佛教的气氛。那个时候,并没有把儒家的《大学》、《中庸》或“四书”,当作帝王政治指导原理的“帝王学”来使用。所谓《大学》,《中庸》是帝王们必读之书,这是南宋以后的广告宣传,应该另当别论。因此,做为隋朝开国之君的隋文帝杨坚,便是当时最时髦有趣的明星皇帝了。

现在先说历史上记载杨坚的出身故事。他小时候的名字叫“那罗延”(是佛学中东方金刚力士的名称,犹如陈朝的大将萧摩诃,都是佛学中的名词)。他的父亲杨忠,本来就在西魏及后周做官,封为“随公”。母亲生他的时候,已有很多的神话,是真是假,都不相干,姑且不论。生了他以后,从河东来了一个尼姑,就对他的母亲说,这个孩子来历不同,不可以养在你们凡夫俗子的家中。他父母听了相信,便把他交给这位尼姑由她亲自抚养在另外的别墅里。有一天,尼姑外出,他母亲来抱他,忽然看到他头上有角,身上有鳞,一下怕了起来,松手掉在地下。刚好尼姑也心动怕有事,马上回来,看见便说,啊哟!你把我的孩子吓坏了,这一跌,就会迟一步才能得天下。不管这个故事的真实与否,杨坚父子的确也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重要人物。所以旧史学家,不好意思明写,但也不排除当时坚信不疑的流传神话,就照旧老老实实地记下来了。

杨坚后来在北周的篡位称帝,已势在必行,但促成他下篡位决心的,最重要的是他的妻子独孤伽罗的坚持。独孤氏勉励杨坚的名言,就是“骑虎之势,必不得下”。他开国称帝开始的行为,同样地就埋下了《易经·坤卦文言》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不可思议的自然定律,那便是他尽灭北周国主宇文氏之族。他的儿子隋炀帝,结果反被宇文化及所杀,就此隋亡。杨坚父子的隋朝天下,始终只有三十二年而已。这样循环往复的现象,好像就自有规律地轮转存在似的。

且说杨坚做了皇帝以后,当然就是独孤氏升做皇后,史称“后家世贵盛,而能谦恭,惟好读书,言事多与隋主意合,甚宠惮之,宫中称为二圣”。事实上,隋文帝杨坚恰是历代帝王怕老婆集团的常务主席,所谓“宠惮(惮拼音:dàn,怕,畏惧)”二字,就是怕得要命的文言。最后,因为听信独孤皇后和他第二个儿子杨广的蛊惑,终于废掉大儿子杨勇的太子权位,而立杨广为太子。但在独孤皇后死了不到三年以后,杨广干脆就杀了在病中的父亲隋文帝杨坚,自己即位做皇帝。杨坚在临死之前,才后悔太过分听了皇后的话,受了儿子的欺骗,便捶床说:“独孤误我。”但是已经太迟了。他做了十六年的皇帝,功过善恶是非参半,不知道那个教养他的老尼,怎么只能养成他做皇帝,却没有教养他做个好皇帝的学问呢!岂非“为德不果”吗!

至于隋炀帝杨广,在他弒父杀兄,登上皇帝宝座的初期,那种踌躇满志的高兴,便自有诗说:“我本无心求富贵,谁知富贵逼人来。”那是何等的得意,后来天下群雄并起,他游幸到了扬州,自己也知道靠不住了,常常引镜自照说,“好头颈,谁当斫之?”使得在旁边的萧皇后,非常惊讶地问他,为什么讲这种不吉利的话。谁知道他却笑着答复萧皇后的问题,说出了几句“出类拔萃”的哲学名言,比起那些“披发入山”或“剃发为僧”的高士,还要潇洒。他说:“贫贱苦乐,更迭(迭拼音:dié。更迭:交换,轮流)为之,亦复何伤?”这等于是说,一个人生,对于贫贱和富贵、痛苦和快乐,都需要轮流变更来尝试一番。这又有什么稀奇?何必那样悲伤呢?他明知自己已经快到了国破家亡,身首异处的境地,仍然还如平常差不多的名士风流,看通了“悖入悖出”的道理,甘心接受因果律的应验,好像自己有意作成“自食恶果”的佼佼者,这也真是不同凡响的挽歌。

但从隋朝杨坚父子“混一”中国以后,便转入李世民父子的李唐时代,才真正统一中国,建立唐代将近三百年的天下。后世学者,平常习惯以“隋唐”并称,因为隋朝的短暂三十多年,随之而来的,便不是以阴谋篡位而得天下,他也同汉初一样,以武功而建立唐朝的,此所谓“隋”之谓“随唐”也。

也许从这个观点,引证历史,你们可能会说这是唯心哲学的史观,觉得可笑。其实不然。因果定律的存在,无论唯物、唯心,都是同样的事实,也是自然科学共同的认定。如果详细讨论,便又牵涉到哲学和科学碰头的专论,我们暂且不讲,以后有机会再说。现在插在这里,我们先看一看当清朝的开国之初,所谓“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在他开国称帝的第四年,亲征原属蒙古后裔的叶赫族,尽灭其国。叶赫族贝勒金台石率妻子登所居高台,宁死不投降,而且发誓,只要叶赫族有一人在,即使是女的,也必报此恨。因此,清朝两百多年,遵守祖制,绝不娶叶赫族的女子做后妃。但到了奕諠即位,年号咸丰的时代,叶赫族的后裔,就是“清史”有名的“慈禧太后”那拉氏(叶赫族原为纳喇氏,音译不同),偏又入宫成了贵妃,又生了儿子,即六岁就接位的同治,只做了十三年的皇帝,十九岁便死了。以后便开始由慈禧策划,名为两宫皇太后的懿旨,立了光绪。实际上,就是慈禧专政,一直到把清朝彻底毁灭,就是她一手所造成的后果。这是巧合,或是前因的反复,就很难论断了,但却是一桩真实的历史故事,并非虚构。

■谁能逃避无形的因果定律?

所以《大学》一再强调“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的“明德”之教,是阐扬文治与武功的政治行为。虽然从表面看来,只有现实的利害关系,并无绝对的是非、善恶的标准,但其中始终有一个不可逃避的无形原则,那便是循环反复的因果定律,正如《易经》泰卦爻辞所说的“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的道理。“为政”果然如此,作人做事,何尝不是如此。这也就是曾子所说“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的道理。

我们现在提出的历史事实,只在证明真正“诚意”、“正心”为“治国、平天下”,能够“以德服人者王”的并不易得。大多数都是“以力假仁者霸”的存心和行为,以及他们的开场和结果。然后反观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国家,为什么有如此的曲折?究竟自我要在哪一种文化,哪一种“政治哲学”的意识文明上,才能做到万古千秋、国泰民安呢?实在值得深长思量啊!难道过去我们几千年来的先人,都是笨蛋,都不及二十世纪的人聪明睿智吗?那么我们的“基因”,根本就有问题啰?是吗?

但恐怕引证历史太长,离题愈远,所以只大略提出魏、晋、南北朝的两三百年的紊乱而且短暂的历史局面,做为对照。可是这种讲说,还具有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两个重要观点,井未阐明,同时也希望即将放眼于世界人类学的国际学者们,也须特别注意留心。不可以偏概全,曲解了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真义。

讲到这里,本来已经信口开河,收煞不住,便想继续说明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特性。正面告诫国际上一般似通非通的所谓“中国通”的学者,不要眼光如豆,得少为足,然后便师心自用,以主观的偏见,想来挑起新时代的文化战争,实为不智之极。但又忽然想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还是让你们多去用点心力来做些挽救世道人心的工作吧!

五十、所治在法,能治在人

《大学》所说的“治国、平天下”之道,讲到这里,就转入“为政在人”的法治和人治的大要。但曾子从这里起,都是引用在他以前的历史经验,做为说明。他首先引用《尚书》的《康诰》中“惟命不于常”的一句政治哲学,是在说明“秉国之钧”的当道为政者的精要重点所在,值得注意研究。

接着,他便引用《楚书》所说:“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这两句话,是春秋时期记载在楚国国史上的名言,原文接近白话,大家一读就明白,就不再加解说了。不过,需要知道,在曾子那个时代,楚国正是南方新兴的强国。楚国的名相,如令尹子文、孙叔敖等人,也都是一代的名贤。而且人才辈出,是当时南方文化特有的现象。例如有名的道家人物,如老子、庄子,从当时来说,都算是楚人。后来影响中国文学最有力的《离骚》作者,便是楚国的名臣和忠臣的屈原。由于曾子引用了《楚书》,更可说明当时的南方楚国文化,早已与中原的华夏文化、河洛文化并驾齐驱,别成一格,也已为儒家学者所重视了。

然后他又引用了春秋初期,在各国诸侯中的第二位霸主晋文公的名臣舅犯的话:“亡人无以为宝,仁亲以为宝。”晋文公是因为晋国家族的内乱,出外流亡在国际间十九年,终于能得回国即位,励精图治,称霸诸侯。当他在外流亡的时期中,追随维护他的,共有四五个最得力的名臣贤辅,舅犯便是其中之一。他的单名是个“犯”字,因为他是晋文公的舅舅,所以后来便以“舅”为姓,叫作“舅犯”。明白了这个历史故事,便可知道舅犯所说的“亡人无以为宝,仁亲以为宝”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在国际间流亡了十九年,依靠什么法宝呢?唯一的法宝,便是几个仁人君子,同心一志,亲密无间地团结在一起,才能贏得国际间的亲切援助。

■曾子从《秦誓》上发挥

然后,他又引用了《秦誓》的一段话,说明一个领导者,重用贤者的不易道理。这一段的历史故事比较长一点,这是有关秦始皇先代名王秦穆公的故事。在春秋初期,这也是脍炙人口的事迹。由此可见秦国以一个后起的弱小诸侯,竟能自成霸业,威震四方,终春秋、战国之世,诸侯国际之间,谁也不敢轻触其锋,并非偶然的事。所以贤如孔门的高弟曾子,也不得不重视秦穆公的政治文化的大要了。我们现在研究,势必要把曾子所引用《秦誓》的一段话,先来了解: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假定有一个人),断断兮,无他技(他能够具有明智的决断,虽然并无其他专长的技能)。其心休休焉(但他的心胸宽大),其如有容焉(好像一个大容器,能够包容各类的人物)。人之有技,若己有之(别人的长处,就好像是他自己的一样)。人之彦圣,其心好之(别人有美德贤才,他就喜爱得很),不啻若自出其口,实能容之(不只是在表面上嘴巴说说别人的好处,事实上,他真能容纳别人的长处,犹如自己一样)。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这样的人,当然能保护我们的子孙和人民,对于国家有多大的利益啊)!人之有技,媢嫉以恶之(别人有本事,就妒嫉他、讨厌他)。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对于别的有美德贤才的人,便故意反对他,还设法使他到处行不通),实不能容(事实上,他实在是无容人的度量)。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这种人,绝对不能保护我们的子孙和人民,实在是很危险的人物)。”

曾子在引用了《秦誓》原文以后,便加以发挥地说:“唯仁人,放流之,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这是他根据《秦誓》的最后七句话,说到那些当道的人,既没有容人之量,反而还妒嫉有贤德的人才,那就应该流放他们到四夷去,不和他同居中国。这好像是曾子完全学了孔夫子的办法,一上手就先处理了少正卯再说嘛!其实,并非如此。这几句话,是曾子理解到秦穆公作《秦誓》的时候,有关百里奚和蹇(蹇拼音:jiǎn,姓)叔的出身故事,我们在后面再说清楚,就可明白他评论的要点了。因此,他的后文就说:

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见贤而不能举(纵然看到好的贤人,但不推荐提拔),举而不能先(虽然推荐提拔了,但太迟了,已失去他发挥才能的时机),命也(那是命应该如此,无话可说)。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明知道他的不对,但不能辞退他,或者辞退了,还不能真和他疏远),过也(这就是本身的罪过)。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菑(灾)必逮夫身(总之,为政治国之道,假如只是凭自我的主观,师心自用,或刚愎成性,自己真正所爱好的方向和目的,是一般人们所厌恶的。自己所讨厌的方向和目的,正是一般人们所喜爱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违背了人性。那么,倒霉的灾难,一定会临到他自己的本身了)。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

最后一句是曾子的结论:所以说,真是一个仁人君子,必然会遵循一个千古不易的大道,那就是言行忠信,必然可以得到一切好的结果。如果是自满、自慢、自傲,而且自以为是,一点也不悔改,那就必定会失去了一切。

■秦穆公重用百里奚

公元前四二○年左右,就是周襄王的时代(也正当齐桓公伐山戎,兵临孤竹的那个时期)。在西陲的秦国,就由秦穆公(名任好)即位,他所迎娶的夫人(妻子),就是晋太子申生的姊姊。这个时期,晋国的诸侯献公故意与虞国(山西平陆县地区)交好,向他借路出兵,要攻打虢国(山西平陆县北部),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假途灭虢”之计的阴谋故事。因为晋国出兵灭了虢国以后,班师回来,又途经虞国,就顺手牵羊把虞国也一起灭了,同时俘虏了虞国的君主和他的大夫百里奚。

晋献公得胜回国之后,正好把女儿出嫁给秦穆公做夫人,就把百里奚分配为出国陪嫁的男仆。百里奚就设法逃亡到了宛地(河南的南阳)。但很不幸,又被楚国边境的老百姓抓住了。秦穆公却听人说百里奚是一个很有才能的贤者,便设法派人到楚国去,说自己秦国有一个陪嫁过来的仆人,逃亡在你们楚国,我们愿意出五张黑色的上等羊皮作代价,把他赎回秦国。楚国边地的老百姓一听有这样高的代价,就把百里奚交还给秦国。这个时候,百里奚也已七十多岁了。

秦穆公得到百里奚,首先就亲自解去他的刑具,向他请教治国的大事。百里奚就说:“臣亡国之臣,何足问?”秦穆公就说:“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秦穆公再三耐心地请教,百里奚就对他长谈了三天。秦穆公高兴极了,就把治国的政权交给他,号“五羖(羖拼音:gǔ,黑色的公羊)大夫”。百里奚又谦虚地说:我实在赶不上我的好朋友蹇(蹇拼音:jiǎn)叔,他才是一个真正贤能的人才,但可惜世人都不知道他。我以前曾经游历到齐国,流落他乡,穷困到了极点,就在沛县讨饭,蹇叔因此而收留了我。我想出来替齐君“无知”作事,蹇叔阻止了我,叫我不要去,因此而使我躲过了在齐国一场政变中的灾难。以后,我又到了周朝的国都,周王子穨(穨拼音:tuí,同“颓”)喜欢玩牛,我就以养牛的专长技术和他接近,周王子穨也有意想用我,蹇叔又叫我不要干,所以我就离开了周地,跟着,周上子穨也在一次政变中被杀了,我总算又免了一次灾难。后来又替虞君做事,蹇叔还是阻止我不要干,可是我明知虞君不会听我的建议和计划,但是我贪图虞君给我的高官厚禄,待遇太好了,我就干下去了,因此终成为亡国的俘虏。我前两次听他的活,使我得免于难,就是这一次我不听他的,所以卷入了虞国的大难之中。由于我和他个人交往的事例,便可知道蹇叔是一个真正贤能的人才。秦穆公听了,就马上派人以重金作礼物,迎接蹇叔到了秦国,请他担任上大夫的职务。所以蹇叔和百里奚两人成为秦国一代的贤臣,使秦国一跃而威震西戎,他两人最后成为秦国的大老。

在春秋时代,诸侯国际间的变化很大,正在秦、晋修好的五六年之间,晋国宫廷发生内乱,因此,也影响秦、晋之间许多事故。恰巧又碰到晋国大旱,闹饥荒,便向秦国求助借粮。秦穆公本来不想援助晋国,但百里奚就说;“晋国的新君夷吾得罪于君,其百姓何罪?”秦穆公认为有理,就用舟车等运输工具,由陕西运粮救济山西的晋国。过了三年,秦国也因天灾而闹饥荒,就向晋国去借粮。可是晋国的新君晋惠公夷吾,反而听信谗言,乘人之危,就出兵攻秦。秦穆公只好发兵亲自主持反攻,就和晋惠公夷吾在韩地(陕西地界)会战,晋夷吾看到战场的形势有机可乘,便亲自带了少数人马,冲锋陷阵,不幸马失前蹄,陷于泥淖(淖拼音:nào,泥淖:烂泥,泥沼)。秦穆公就和麾下人马,想赶来活捉晋夷吾。结果,不但没有抓住他,秦穆公自己反被晋军包围了,而且还受了伤。正在这个危急的时候,忽然来了一支岐山下三百人组成的义勇军,冲进重围,不但解脱了秦穆公的危难,而且还俘虏了晋惠公夷吾。

其实这支岐山脚下的农村游民临时组成的三百义勇军,秦穆公事先一点也不知情。这是在几年以前,秦穆公丢了一匹平常最喜爱的名马,它跑到了岐山下面,就被山下农村的游民们抓住,当场杀了吃了。参加吃马肉的,共有三百人。当秦穆公派出去寻找马匹的官吏们来了,一看,国君的马正被他们放进嘴里去了,那还得了,一面派人报告秦穆公,一边想调兵来抓人抵罪。谁知秦穆公听了报告,便说:“君子不以畜产害人(君子不可以为了畜生而伤害了别人)。吾闻食善马肉不饮酒,伤人(我听说吃良马肉不喝酒,会生病的)。”就派人专程送酒去给他们吃喝,而且声明赦他们统统无罪。所以这三百人,牢记秦穆公的不杀之恩,总想找个机会报答,现在听说秦穆公正和晋国交战,而且战况不利,他们就自动组成义勇军赶来了,每个人都争先拼命,冲进晋军的重围,真是歪打正着,恰恰解救了秦穆公的危机,还使他打了一次很大的胜仗,俘虏了晋惠公夷吾。这好像正是秦穆公量大福大的报应似的。这件事,如果摆到两千多年后的今天,被国际上保护动物的人知道了,一定会提出控告秦穆公和吃马肉的三百个人,共同犯了侵犯“马权”的杀害罪。然后扯到“马权”和“人权”之争,就好大作文章,大家有事可做了。

秦穆公这次受到晋夷吾的刺激太大了,便宣布要活活地杀了他,祭拜上帝。可是,那时各国诸侯的宗主周天子听到了这件事,便派人对秦穆公说:“晋我同姓,为请晋君(晋国是我周天子的同宗,我要求你放了他)。”同时秦穆公的夫人正是夷吾的姊姊,当然受不了这种事的发生。她就穿了孝服,光着脚不穿鞋子,来见秦穆公说:“妾兄弟不能相救,以辱君命(我兄弟犯了大错误,但我救不了他。我也只好对不起你,也不想活了)。”秦穆公一看情势,便对他的夫人说:“我得晋君以为功,今天子为请,夫人是忧。”算了吧!我就放他一马,叫夷吾来当场签约,叫他的太子圉(圉拼音:yǔ)来做人质,献上河西的地盘吧!当然晋夷吾都一一照办了,就放他出来,请他住在国宾馆,并且还用最上等的饮食款待他,送他回国。秦国的国界,也从此就扩展到龙门河的边境,直逼晋国的疆界了。

■“蹇叔哭师”的故事

晋公子圉在秦国,并配秦女为妻,过了几年,逃回晋国,即位为晋怀公。这件事,又使秦国上下非常不满,便把居留在楚国的晋公于重耳迎接到秦国来。过了两年,秦穆公就设法送重耳回晋国,立为晋文公。秦穆公开始帮助他建立了霸业,成为春秋时代,继齐桓公之后第二位霸主。但过了八年,晋文公就死了,他的太子即位称晋襄公。因秦穆公受了郑国一个卖国贼的怂恿,便派百里奚的儿子孟明(视)、蹇叔的儿子西乞(术),和白乙丙三个人为将,出兵侵袭郑国。事先也问过百里奚、蹇叔二老的意见,二老都力加反对,但秦穆公坚决不听。因此,二老就来阵前为儿子送行,大哭一场,断定此行必败,你们将死在殽地(河南三殽山)的山谷里。这就是《左传》上一篇名文“蹇叔哭师”的故事。

秦国这次出兵侵郑,是师出无名的偷袭。有人卖国,也有人爱国,恰好郑国有一位商人弦高,正在晋国的边境滑地(河南偃[偃拼音:yǎn]师县境)做买卖,买了十二头牛要赶到周邦去卖。知道了秦军已到达此地,为了自己的国家,就把这十二头牛赶到秦军的司令部去,自己说是郑国派来的代表,并且说:“郑国知道你们大国要打来了,已经做好准备,现在先使我送牛来劳军。”秦国所派的三位将领一听,认为消息已经走漏,便会议商量,偷袭无功,去也没有用,不如顺手把晋国的边境滑地占领了再说。

这个时候晋文公刚死,葬事还未办完,晋襄公一听到这个消息,就赫然震怒,穿着丧服,亲自领兵来反击,大破秦军,“无一人得脱者”。百里奚的儿子孟明领头的三位将领,也当然全被俘虏了。不过,晋文公的夫人是秦国人,她就对晋襄公说:秦穆公现在对这三个无用的将领恨入骨髓,希望你把他们三个人交还给秦国,由他自己去处理。晋襄公也就照办了。等到孟明等三个败兵之将回到了秦国,秦穆公穿了便服,亲自到郊外来欢迎他们,并且拉着他三人大哭说:“孤以不用百里奚、蹇叔之言,以辱三子,三子何罪乎?子其悉心雪耻,毋怠。”换言之,秦穆公坦然承认自己在战略上已基本犯了错误,并不责怪三个败将在战术上的过错。

四年以后,泰穆公更加厚待孟明等三位将领,使将兵伐晋,大败晋人,占领了王官(山西闻喜县)及鄗(鄗拼音:hào)(郊区),这是为了上次在郩(郩拼音:xiáo)地打败仗而雪耻。而且秦穆公亲自由茅津(山西平陆大阳渡)渡河到了郩地,在上次打败仗的阵地上,封检士兵遗骨,亲为发丧,哭了三天。“乃誓于军曰:嗟(嗟拼音:jiē)士卒,听无哗(哗拼音:huá),余誓告汝:古之人谋黄发皤(皤拼音:pó)皤(和年纪老大的商量)则无所过(才没有过错)。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谋,故作此誓。余后世以记余过。”这个誓言是记载在《史记·秦本纪》的原文,也许是秦穆公专对军中自白的讲话。至于曾子所引用的《秦誓》,可能是前方回国以后,再对国内的全面讲话,这样的“誓言”,等于是自白的忏悔文告吧!因此我觉得需要了解秦穆公的前后史料,才能体会曾子引用《秦誓》以后所说“唯后仁人,放流之,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这句话的意义。并非写到这里,又忽然插入《尧典》中“窜三苗于三危”的用意。

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从孔子的“删诗书”、“订礼乐”开始,特别推祟“周公”对于中国文化初期汇集大成的功劳。从此便奠定了孔子以次的儒家,对于上古以来,流放四境边疆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以及“华夷之辨”的界限,只在于是否具有受过“华夏”文化的薰陶,或是完全局于原始的粗野无文状态的界说而已。

明白了这个主要观念以后,便可知道在周朝后期开始,初封于西陲戎、狄之间的秦国,还没有“华夏”文化薰陶的深厚基础,跟介于上古“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的戎、狄差不多。但自从秦穆公崛起后,他一切的所作所为,大体上,比之当时所谓中国的各国诸侯,不但并无逊色,而且几乎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之处。因此曾子便有了上文的四句说明,再有下文的“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乃至“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恶人之所好,好人之所恶,菑(灾)必逮夫身”的结论。如果你了解了秦穆公和百里奚历史故事以后,就可恍然明白,他写在《秦誓》以后这一段话的内义了。至于“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的由来,可能曾子也是从秦穆公历史故事的引申而来。如史载秦穆公在百里奚以后,“戎王使由余于秦”的事,便可明白它的内义了!

■由余论文化与文明之辨

由于秦穆公的崛起,威望日隆,雄踞西北边疆,就使当时还在过原始游牧生活的西戎等部落大为震撼,因此戎王便派了一位重要的人物由余做代表,东来秦国观察。史载:

由余,其先晋人也。亡入戎,能晋言。闻缪(缪拼音:miào,姓)(穆)公贤,故使由余观秦。

由余,他的上代本来就是晋国的人,因为对晋国内政有意见,就由上辈带领,出走晋国,流亡居留在西戎。但他仍然会说晋国的语言,了解中原的文化。

“秦缪(穆)公示以宫室、积聚。”秦穆公为了接待由余,特别请他参观秦国宫廷殿堂的雄伟建筑,以及展示国家财货储备的富有。

由余看过以后,便说:“这些伟大的建筑和繁华,如果是役使鬼神来造成的,那也未免太劳神了!假如是使人来造成的,恐伯使人民们太过劳苦了吧!”

缪(穆)公怪之,问曰(秦穆公听了他的评语,觉得非常惊奇!便问他说):“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

这是秦穆公质问由余的问题。他说:“中国的文化,以诗、书、礼、乐、法度(冶),做为政治领导的中心思想。但还随时会发生变乱,不能长治久安。现在你们僻处边疆的戎夷,没有固定的文化思想,那用什么来做为政治领导的中心?岂不是很困难的事吗?”

由余笑曰:“此乃中国所以乱也。夫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治),身以先之,仅以小治。及其后世,日以骄淫,阻法度之威,以督责于下。下罢极,则以仁义怨望于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弑,至于灭宗,皆此类也。”

这是由余对答秦穆公的问题。他笑着说:“你所讲的正是中国的乱源所在。从中国的上辈圣人轩辕黄帝开始,创制了礼、乐、法度(治)等人文文化,并且从他本身开始实行,也只能得到小小‘治平’的成果。到了后世,社会承平成为习惯,逐渐养成骄奢淫佚(佚拼音:yì,淫佚:放荡)的风气。人们设法阻挡了上有法度的尊严,只以法治的威力,督责下面来遵守。因此,致使下层人民疲敝不堪;反过来,便由下面怨望在上位的,认为做为上层的领导者,都不合于仁义道德的政治标准。所以形成了上下交争,互相埋怨的现象。从此为了争权夺利,乃至造成上下篡位,弑杀夺权的行为,终至于灭宗亡国。这些历史事实,都是由于自认为有文化思想的差异所造成的结果啊!”

夫戎夷则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

这是说,至于僻处在边疆的少数民族戎夷嘛,从表面看来,他们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文化思想。但他们在上位的,只是内含着原始浑厚德性的纯朴作风,诚实地对待下属的人民。而在下面的人民,也只知道恪守忠信来奉事上面。所以一个国家的政治,犹如一个人的身体一样(没有什么头脑和肢体的分别感受),自己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便能自自然然地治理好国家了,这样,才是真正的合于圣人之道的“无为而治”原理呢!

■怎样对待邻国的圣人

于是,缪(穆)公退而问内史廖曰:“孤闻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今由余贤,寡人之害,将奈之何?”

这是说秦穆公和由余对话以后,回到内宫,就对他的亲信重臣廖说:“我知道古人说的,邻国的境内、有了圣贤的人物,那才是敌国真正值得忧虑的重点。现在看来西戎的由余,的确是一个贤才的人,对我们秦国关系太大,那才是秦国的隐忧,你看怎么办?”

内史廖曰:“戎王处辟匿,未闻中国之声,君试遣其女乐,以夺其志。为由余请,以疏其间。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间,乃可虏也。且戎王好乐,必怠于政。”缪(穆)公曰:“善。”

这是秦国的内史廖向秦穆公提议的谋略,也就是现代人所说的“大政策”和“大战略”。他说,戎王还僻处在中国的西北境的边地,过去,还没有接触过中原的华夏文明教育。你现在试着先派遣一班擅长文艺康乐工作的青年女战士,能歌善舞的,送给他,先使他的意志沉醉在享受声色的迷惑之中。并且,特别提出推荐由余,要戎王再提升他的权位,使戎王对由余产生怀疑,离间他和戎王之间的信任。而且故意挽留由余在秦国多住一段时间,不要马上使他回国,拖延了他原有规定的任务时间。因此,戏王一定会责怪由余,怀疑他有二心。这样,便使他们君臣之间,互相猜忌而不信任,你就顺势把由余虏归己用了。而且戎王沉湎在声色歌舞之中,对于国内政务,必定会荒疏懈怠,那就有机会可图了。秦穆公听了廖的建议,便立刻说:“好啊!”照办。

因与由余曲席而坐,传器而食,问其地形与其兵势,尽(察)。而后令内史廖以女乐二八遣戎王,戎王受而说(说拼音:yuè,古同“悦”)之,终年不还。

这是说:秦穆公便留住由余,坐在一起的时候,便和他相隔不远,有时候还故意要他靠近自己,同坐一排。吃饭的时候,还把自己吃的好菜,送到他的面前去请他吃。顺便就问问他西戎的地理形势和军事布置的情形,因此,全面了解了西戎的一切。同时,使内史廖,选了一班年龄不超过十六岁,受过严格训练的文艺康乐队,先送去西戎演出。戎王接受了后,非常欣赏迷醉,过了一年,还不肯放送他们回来。

于是,泰乃归由余。由余数谏不听。缪(穆)公又数使人间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缪(穆)公以客礼礼之,问伐戎之形。

这是说,到了这个时候,秦穆公才放还由余回到西戎。由余看到了戎王已经非常堕落,上了秦王谋略的大当,便几次劝谏戎王,要重新振作自强。但戎王再也不肯听信由余的劝谏了。并且在这个阶段,秦穆公又特别派遣人员,到西戊去慰问由余,邀请他再到秦国来。由余终了衡量形势,知道西戎必然会失败,不可久居,就来投降了秦国。秦穆公始终以上宾的客礼待他(等于请他当顾问),问他征伐西戎的战略。因此,不超过一年,“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

了解了秦穆公这段历史故事以后,对于曾子所说“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以及“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等所涵的内义,就可以迎刃而解,完全明白他是从引用《秦誓》以后,“以史证经”的章法了。

■从三方面来看秦穆公

但是,我们既然讲到历史,尤其对于秦穆公这一段事迹,还有三个问题,需要加以说明。也可说是“读兵书而流泪,为古人担忧”的余事而已。

一、由历史的经历来看秦穆公,他的器度格局,的确非凡,何以在当时春秋的初期,却不能完成对中原的霸业,而只能雄霸西陲呢?答:对于这个问题,便有两个关键,一是春秋的初期,秦穆公正生在齐桓公和晋文公的两雄之间,犹如后世历史上东汉末年,时代的机运,只能形成曹、刘、孙吴的三国局面一样。秦穆公果然器局不凡,但仍然缺乏问鼎中原的基础。二是秦穆公当国只有三十七年,在他雄霸西戎以后的第二年就死了,假如他能再活十多年,或二十年,齐桓公、晋文公都成过去,那么,当时的天下局面,会变成什么样子,那就很难说了。

二、秦穆公的一生,果然是雄才大略,光明磊落。但生在那个时代,风俗习惯,仍然还没有脱离神鬼迷信的鬼道。最遗憾的,是历史上记载他死后殉葬的人,达到一百七十七人之多。史载:

秦之良人子舆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鍼拼音:zhēn)虎,亦在从死之中。秦人哀之,为作歌《黄鸟》之诗云:苍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因此,司马迁也说:

君子曰:泰缪(穆)公广地益国,东服强晋,西霸戎夷。然不为诸侯盟主,亦宜哉!死而弃民,收其良臣而从死。且先王崩,尚犹遗德垂法,况夺人之良臣,百姓所哀者乎!是以知秦之不能复东征也。

其实,殉葬是古代社会最残酷不过的“鬼道”迷信。不过,也可能是在王位之间,权力斗争,铲除异己的最好借口,稍有理性的古代人君,并不采用。如果以秦穆公的一生器度,居然在死亡之际,仍然会有这种举动,实在有大大违反其平生的所为之疑点,就此一举,便抹煞他一辈子的作为,这都是不值一顾的戏剧性而已。但如多去了解历史的故事,也许可以为他辩护说,这种残酷的作法,并非是秦穆公生前的本意。

例如从前印度的名王阿育王(公元前二二六年左右间,秦始皇的时代),威重一时,在他晚年临危的时候,他还想做一次“供僧”的布施。可是马上要准备继承王位的太子和财政大臣们,都阳奉阴违,并不听命照办。阿育王自己也心里明白,当他正在口啃最后的一个梨子时,便问太子和权臣们说:“现在的世界上,哪一个人的权力威望最大?”太子和大臣们,都马上很恭敬地说:“除了大王你以外,更无别人了。”阿育王听了,便说:“你们不要再阿谀(阿拼音:ē;谀拼音:yú。阿谀:拍马屁)骗我了。我明白,我现在的权力威望,只能达到这半个梨子,其他是一无所有,一无所能了。希望你们能遵守诺言,把这半个梨子,为我送去我师优波鞠(鞠拼音:jū)多尊者的寺院里去供养僧众吧!”说完了,也就闭目而逝了。

由于这个历史的故事,大家便可真正了解到人生,无论你生前是有如何的权力和威望,或者是多么的富有和荣耀,到了真的一口气不来的时候,你所有的美德和才华、功名和富贵,都如昙花泡影,毫无用处。甚至在你活着的时候,暂时属于自己的几十斤肉骨头,也只好随便由人摆布,了无是处了。所以说,以秦穆公一生的英明,死后要人殉葬的事,或者未必是出于他的本意,也未可知。所以贤如曾子,也便不理秦穆公身后的史实,只采用他生前“文告”的名言,作为参考。

三、在中国的历史上,后世的英雄帝王们,受秦穆公作为的影响,甚全想学他做榜样的也大行人在。但是,一个人生成的器度,到底各有不同,学习榜样,往往变成“画虎不成反类犬”了!例如在三国的时候,所谓“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曹操,便做过一件事情,很像学秦穆公的举动,而到底限于器局,便成为完全相反的结果。

这事是在曹操北征乌桓以后,威震北方。因此,匈奴就派了一位使臣来到内地,侦察汉朝的虚实。当然主要是看看曹丞相,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曹操本来是一个白面书生,并不是如后世戏剧里把他丑化,扮成那个“鬼脸”。他怕自己不够威武,压不住匈奴派来使臣的气势,便在部下中挑选了一个面貌身材很有气魄的,来扮作“曹丞相”,他自己却打扮成为丞相身边的一个卫士,手里把握着大刀,站在丞相所坐的座椅旁边(那时候,座椅也叫胡床,是初由西域传过来的家具)。他是用这样一个图案画面来接见了匈奴的使臣。事后,曹操便派人和匈奴的使臣周旋,侦察他的观感意见。派去的那一个人,在谈话中,便故意问那个匈奴的使臣说:“你看,我们的曹丞相是哪一种人物呢?”那个匈奴的使臣便说:“很奇怪,久闻曹丞相的英名,但看来,只是一个很有福气的平庸之辈。倒是丞相身边那个‘床头捉刀人’,大有英雄的气概,将来恐怕并不简单。”那个派去侦察的人,便回来据实报告。曹操一听,大为惊震,马上就意识到:“邻国有贤才,敌国之忧也”。此人不可久留,就暗地派人,在匈奴使臣回归塞北的路上,把他杀了。

这个历史故事,充分说明曹操之所以为曹操,并不能如秦穆公,所以生前不能完成霸业。他当然也读过秦穆公渴求由余来归的历史,但在作为上,就大不如秦穆公的器度,“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的行为了!

五一、义利之辨的财经学说

我们为了讨论《秦誓》的一段话,引申了历史上所载秦穆公的事迹,作为研究的说明。现在再回转来继续讨论《大学》后段“治国平天下”之道的结论。必须重新提起大家的注意,在“治平”一段的内涵,我们把它划分为六个要点。

第一,首先肯定以“孝道治天下”做为大经大法,这是他秉承儒家传统文化的不易信守,由此推广,以“敬老尊贤”为“治平”的重点,因此而和顺上下左有,终归于“絜矩之道”,为政治道德的准绳。有关“絜矩之道”的意义,我们曾经在上面讲过,就是至公至正的“持平”之道,或者也可说是公正的“平衡”作用。但在古文的用辞,就叫作“秉国之钧”的均衡作用。

所以第二,就引用周朝中期卫武公“秉国”时期的政绩,说明怎样才能做到如“民之父母”,得到为人民所公推拥戴的荣耀。接着第三,说明既有人民群众和封疆“国土”,就须明白“财货”的分配运用,它与国家的权位,和民心向背之间有息息相关的重要。因此,第四、五两节,特别提出天命无常“惟(天)命不于常”的关键所在。国家是人民公有的国家,天下是人人的天下。它毕竟不是永远属于某一姓某一家之所有,唯“有德者居之”。所以必须“选贤与能”,以治其国,才是真正的“治国”之要。总之,无论为“治国平天下”,或者为个人私家保有财富,必须要彻底了解“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的必然性。最后,第六,再重申提出政治伦理道德和财货分配运用的重心,只在于“义利之辨”。

“大学之道”就是这样的一篇大论。这是曾子秉承“孔门之学”的“明德”外用的极则。但在最后一段结语,也是说明了自三代以下“家天下”的诸侯邦国政治体制,须要怎样均衡“财货”,和“经济”关系的“治国平天下”之道的一贯思想。从秦、汉以后,便一直为中国儒家学者们“经世治平”、“死守善道”的信条。

■民富即国富,国富则民强

讲到这里,我又习惯性地想起两句常用的古文感言:“其然乎!其不然乎!”这样感叹,也就是表示问题并不简单,正须值得切实研究。不过。在研究讨论这一段结语,首先须要简单解释一下《大学》的原文。如说:

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这是对古代农业社会的农业生产与人口消费来说)。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这也是对古代农业社会经济,以及兼带手工业的生产情况来说)。

这的确是千古不易的名言。无论是十八世纪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十九世纪马克思的《资本论》、二十世纪凯恩斯的经济理论,都不能否定他的卓见。

其次,原文便说:

仁者以财发身(这是讲,能知仁道的人,因善于运用财富,便可以发展一身的功名事业)。不仁者,以身发财(倘使是不知仁道的人,便只想以他本身的一生的能力来拼命搏斗,求取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这又是说到当家治国的领导作风,以及领导社会的风气的重要性)。

上好仁,下必好义。但在古文中的“义”字,它的内涵究竟是什么?那可又是碰到一个麻烦的问题了!

儒家所讲的“义”,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人我之间都得安详,所以古人解释“义”(繁体为“義”)字造形的内涵,是从“羊”(吉祥)、从“我”,两个字义的综合,是属于“六书”中的“会意”字的范围,等于说是“为善最乐”的意思。但自曾子以后,孟子特别注重“义”字,主张以“义”为先。因此古人便如此注解:义者,宜也。这也等于说是没有哪一点不合适、不相宜的才是“义”。至于从墨子学说以后,墨家思想的“义”字,就有偏重于人我之间,富于同情心和相爱心的“侠义”之“义”了。我们知道古文对于这个“义”字和“仁”字一样,都具有广泛的涵义,可以说只能“心领神会”,不可局限于文字言语的形式。因此,曾子所说“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是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意思,个个好义,当然就有了美善的好结果。

因此,他的原文便有“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这是说明治国者应当不起私财之心。“藏富于国”,“藏富于民”,民富即国富,国富则民强,当然就可以达到一个完全“均富”的境界了。

原文讲到这里,他又引用了“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孟献子是春秋后期,鲁国有名的贤臣,史称其“为卿不骄,礼贤下士,士以是归之”。他是极力反对在位的权臣们以权谋私、以官图利的贤臣。古代四匹马同拉一车叫“一乘”,等于现代人有一部名牌的汽车。“百乘之家”,是古代表示当国者的诸侯们的财富气势。“伐冰之家”是古代有权位富贵的人家,派出人手,在冬天下雪结冰的时候,所伐冰块,藏在地下室,保存食物,到了夏天也可以享受,等于现代人用科研制造成功的大冰柜。所以孟献子就说这样的人家,他既然养得起马车和驾车的马匹,当然就不会太注意家里还要养小鸡生蛋,或养小猪等它长大了来做买卖。这种人家,既然能有“藏冰”的财力,就不会太注意养牛羊来做买卖了。由此上推,有百乘之家的诸侯们,就不会培养专为他们一家“以权谋私”的图利聚敛之臣了。如果百乘之家,与其还要培养专门为他“以权谋私”的聚敛之臣,还不如直接培养一些夺权“盗国”的谋士呢!

曾子在引用了孟献子一段话以后,便说:

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菑(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这是曾子著《大学》大论最后结尾的一段话,看来他是针对当时鲁国内政,以及春秋末期诸侯各国,都以胡乱增加赋税,搜刮民间社会的财富,归于诸侯私家公室,充实权位与富贵相结合的欲壑。同时他也看到当时诸侯各国,以及鲁国内政争权夺利的结果,的确是“灾害并至”,大多都成为不可收拾的败亡局面,因此,有感而发,坦率提出他的“危(正)言危(正)行”,作为警世晨钟的名言。

但很可惜的,由于他最后的几句结语“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菑(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却被秦、汉以后历来读儒书出身的学者们,硬要用来学做“圣贤”金科玉律的教规,对于“钱”、“财”二字,视为毒害。甚至平时多谈这两个字,就会变成“俗物”。可是,不随流俗,特立独行的学问修养,毕竟不易做到。因此,一般的读书学“儒”的知识分子,大多成为“既要清高又怕穷”的矛盾心理状态。一旦考取功名,挤身政要以后,既不懂经济、财政,更不懂为国家社会人民之间,如何理财致富,而达到富国强兵的妙用。好像都是误解了曾子著《大学》最后的几句话,变成了如来佛加在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一样,一听就要头痛得打滚,非常可笑。所以中国有两三千年丰富记录的历史资料,所谓二十五史或二十六史,好像都是一部人事经历的资料档案。对于财政、经济、生产、消费之间社会的财经变化态势,和人事史料来对比,简直少得可怜。

■注重财政的名相、名臣

在中国的历史上,特别注重经济发展,先行富有财政而建国的人,在秦、汉以上,突出的只有两个半人物。第一是姜太公吕尚治齐,开发渔盐之利,建立了当时滨海落后的齐国,后来的子孙,才得以富国强兵,称霸中原,经春秋、战国,直到秦、汉时期,约七八百年而不衰。第二是管仲治齐,也是先由发展经济着手,然后才能做到“一匡天下,九合诸侯”的霸主局面。另外半个,就是范蠡师法“计然子”的一部分学术,帮助越王勾践复仇雪耻,然后自己飘然隐遁,变更姓名为“陶朱公”,三聚三散,用致富来“玩世不恭”。

至于读儒书而搞财经失败的,倒有东汉时期的王莽和北宋时期的王安石。首先著作与经济、财政、赋税有关的专论,只有汉宣帝时代桓宽的一部《盐铁论》。但仍然是根据“六经”,不外以儒术为民请命的要旨,并非专就盐铁之利来加以发挥。又有后魏贾思勰(勰拼音:xié)著《齐民要术》。至于如汉武帝时代的桑弘羊、车千秋辈,以商人出身参与财政、经济政策的,历来就不为读书出身的儒家学者所重视,甚至还鄙薄之而不值一谈。其他,如唐代的财经名臣刘晏,也是不齿于“儒林”,实在有欠公允。史载:

晏有精力,多机智。当安史之乱,户口什亡八九,州县多为藩镇所据,朝廷府库耗竭,皆倚办于晏。其用人,必择通敏精悍廉勤之士。出纳钱谷,必委之士类。吏惟书符碟,不得轻出一言。凡兴举一事,必须预计使任事者私用无窘(窘拼音:jiǒng,难住,使为难),而后责其成功。又以户口滋多,赋税自广。故其理财以爱民为先,为后来言利者所不及。

但终亦以功高,而蒙冤构陷赐死。无论帝王专制时代,或民主时代,古今一例,“谤随名高”,名臣毕竟难为,这也是人群社会必然性的矛盾啊!

现在我们为了研究曾子《大学》大论的结语,牵涉到“治国平天下”之道的经济发展,和财政调配的“义利之辨”,顺便约略提出历史上的一些相关资料。用来做为“义利之辨”的反面感慨之谈而已。因为实在没有时间为儒家学说和财经思想做专题讨论,只好到此打住。回转来再讲曾子本身,他一生的言行如一,确实做到了“义利之辨”,毕生清高廉洁自守,不愧于平生学问修养“择善固执”的风范。

■曾子处义利之间的故事

我们为了浓缩时间,就同时列举孔门高弟如曾子、原宪,以及兼带牵涉到子贡的三个故事,做为大家自己去寻思研究的参考资料。《韩诗外传》记载:

曾子仕于莒(开始出来做鲁国莒邑的地方官)。得粟三秉(古代以十斗为一斛,十六斛为一秉)。方是之时,曾子重其禄而轻其身(在这个时期,曾子是只注重待遇的收入,而轻视自己本身的得失)。亲没之后,齐迎以相(当他父亲死了以后,齐国欢迎他去做宰相)。楚迎以令尹(楚国也欢迎他去做宰相,楚称宰相为令尹)。晋迎以上卿(晋国也欢迎他去做宰相,晋称宰相为上卿。但他都推辞了,不肯出去做官)。方是之时,曾子重其身而轻其禄(在这个时期,曾子是专心重视他自己本身的学养与出处动初的该和不该,因为已经没有必须孝养父母的负担了,所以他就不重视俸禄的待遇丰薄,和官职地位的高低等问题了)。怀其宝而迷其国者,不可与语仁(如果本身怀有学养的高尚至宝,但却不肯出来挽救自己国家的危乱,那就没有资格谈什么仁心仁术了);窘其身而约其亲者,不可与语孝(如果故意自命清高而死守穷困,也不顾父母生活困难的痛苦,那还谈得上什么孝道呢);任重道远者,不择地而息(一个人本身挑着重担,前途又很遥远,为了完成责任,就不会挑选什么地点,都可以随地休息保持精力);家贫亲老者,不择官而仕(家里既然贫穷,父母又年老体衰,为了孝养父母,就不需要挑选官位大小,只要收入足够赡养父母,便去做了)。故君子桥褐趋时,当务为急(所以说,是真君子的人,穿着旧鞋和破布袄,急急忙忙地向前赶去,只是为了当时实在有迫切的需要)。传云:“不逢时而仕,任事而敦其虑,为之使而不入其谋,贫焉故也(所以《韩诗外传》的作者韩婴,为他所传的《诗经》作这样的解说:一个人生不逢时,但不得已还是需要出来做官做事。既然担任了职务,就必须尽量尽心做好。可是只肯听命去达成任务,而不愿参与他的内部计谋。那是为了什么原因呢?因为他只是为了解决一时的贫困,并不是他要完成学养思想的真正目的啊)!”《诗》曰:“夙夜在公,实命不同(所以《诗经》上说:我虽然昼夜都在忙着做公家的事,但是,我对生命意义的看法,自有不同的观点。只是一时命运的安排,现在只好这样做而已)。”

我们现在引用了《韩诗外传》,首先提出曾子为家贫亲老而仕的一节故事和评论,可以做为说明曾子在《大学》结语所说,对于当时诸侯之国的为财货与政治道德之间的“义利之辨”的观点,他是身体力行其道而自做榜样,是真实“儒行”的风格。同时,由此了解《大学》结语所说的道理,并不是专对“治国平天下”的经济、财政的专论。但也并非说它对于“治平”之道的财经作用上,就可忽略“义利之辨”的重要。从“治平”之道来讲,计较的是为“国家天下”全民的大利大义的“义利之辨”,并非专指一身的小节了。至少,我所见的是如此,且待诸公自己去研究吧!

■如果孔门弟子少了子贡,行吗?

至于孔门高弟,在春秋末代的时期里,除了子贡一人别有他的胸襟怀抱以外,其他如颜渊、曾子、原宪等,所谓七十二贤人之中,大多是属于对当时时代的反动,处于“不同意”主张的清流人士,与后世宋儒的“儒林”、道学大有不同。其中突出对比的两人,便是原宪和子贡的故事。《韩诗外传》记载:

原宪,字子思。宋(国)人也。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不和当时社会的风气同流合污)。当世亦笑之(所以当时社会上人,也觉得他很可笑。这是司马迁的记载)。其为人也,清静守节,贫而乐道。居环堵之室,蓬户瓮牖,桷(桷拼音:jué)桑无枢,匡坐而鼓歌。子贡肥马轻裘往见之,宪正冠则缨绝,捉襟则肘见,纳履则踵决。子贡曰:“嘻!先生何病也?”曰:“无财之谓贫,学不能行之谓病。宪贫也,非病也。若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学以为人,而徒有车马之饰,衣裘之丽,宪不忍为也。”于是曳杖拖履,行歌商颂而反,声满天地,如出金石。子贡耻之。

所谓“子贡耻之”一句,是说子贡等于被原完的举动羞辱了一顿。当然,子贡不但会经商致富,而且还善于运用谋略的学术而代孔子出马,安定了鲁国受侵略的危机。这个有名的历史故事,可以自取《越绝书》来读,就可明白其中的道理。孔子死后,在曲阜(阜拼音:fù)的墓地,也是子贡一手所经营的,而且他还在夫子坟上,守墓六年才离去。如果孔门高弟,都如颜渊、原宪一样,遁世无闷,甘于清贫,孤芳自赏,行吗?

但我们既然讲到“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必须先要了解群众、资财、权力三者之间,犹如三根木杆捆在一起的三脚架,如果缺少了一杆,就站不起来的。尤其对一个国家的“治国”之道,没有良好的经济、财政,必然就没有一个完整美好的政权,那是古今中外千古不易的大原则。你只要看看每一朝每一代的兴亡史迹,最后促使衰败的,必定是先由财政、经济上产生必然崩溃的情况的。但在中国文化中一贯的传统观念,尤其是以儒家、道家为主流的学术思想中,认为要解决经济、货财的问题,使“国家天下”得到“治平”的境界,只要从政治上做好,便可达到“物阜民丰”,国家和人民,就都可以“安居乐业”了。

如再扩而充之来看,不但只有中国,其他如印度、埃及,甚至所有东方各国文化中的先圣先贤们,差不多也都有这样的观念。当然,西方文化,好像也并不例外,可是,到了十八世纪以后,尤其是从英国发生“工业革命”(实业革命)开始,西方文化中,渐渐形成对经济学的专注。到了十九世纪开始,在西方文化的思潮中,便形成了以经济为主导来解决政治问题的思想主义等的兴起。因此,直到现在东西双方,乃至全人类的文化思想中,对于这个问题,仍然还在含混不清,思辨难定。究竟是财富的资本影响了政治?或是政治影响了资本的财富?这也等于是哲学上的主题:究竟是蛋生鸡?或是鸡生蛋呢?且待人类慢慢摸索,再去求证吧!

■《货殖列传》的妙论卓见

但在中国两千年前的周、秦文化时期,比孔子早生一百多年的管仲(公元前六九○年间),却首先提出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以经济为主导的政治方针。后人也有变易这两句原文,说为:“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礼义兴。”这样的意思,是说明有了经济、财货的繁荣社会,才有文化文明的昌盛。“其固然乎?其不然乎?”姑且不论,而在汉武帝时代的历史哲学家司马迁(公元前一○○年间),在他所著的《史记》中,特别创作一篇《货殖列传》,意在说明工商业经济的重要性,看来他是在有意无意之间,与历来的儒家学者们唱反调似的。其实,司马迁的思想主要是来自道家老子学说。但在《货殖列传》的论述中,也只好搁置“无为之治”的上古高远理想,随着时代社会的趋势,与管仲“经济政治”的观念,先后互相唱和,确实具有启发性的卓见,应该算是不可不读的名文,大有助于“内圣外王”之学的慧知啊!现在我们摘引他原文开始的三段重点,作为研究的参考。

(一)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从虞舜、夏禹时代开始),耳目欲极声色之好(人们的耳目已经习惯了美声丽色的嗜好),口欲穷刍豢(刍拼音:chú;豢拼音:huàn)之味(嘴巴已经吃惯了好吃的米面和畜牲的肉味),身安逸乐(身体已经习惯安逸快乐的享受),而心夸矝势能之荣使(而且在心理意识上,已经习惯浮夸、骄傲,羡慕权位和势力的荣耀)。俗之渐民久矣(这些风俗习惯,是由上古以来,渐渐地逐步所养成,后来的人们,便认为是自然地当然如此了)。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你想挽回人心,恢复到如上古时代的淳朴自然,虽然你挨家挨户去劝导,也是枉然,始终不会达到“化民成俗”的崇高理想)。故善者因之(所以善于运用的人,便只好用“因势利导”的办法),其次利道之(次一点的办法,就用利字当头,诱导他上轨道),其次教诲之(再其次的,只好取用严格规范的管教方法来教导他们了),其次整齐之(管教也达不到目的,就只好订立法津规章来整齐划一地统治),最下者与之争(最下等的办法,就是和他们恃强争胜地斗争)。

(二)又曰,《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农林畜牧)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则山泽不辟矣(没有土地、山林、畜牧、海洋的资源,就没有办法发展经济的开放了)。(至于农工商和山泽的资源)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资源多就富有),原少则鲜(资源少的就很贫困了)。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贫穷与富有,是不可以靠抢夺过来,或是施舍给人的),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这都需要人为聪明智慧去设法取得的,所以灵巧勤劳的人,就富裕有余。愚笨懒惰的人,就始终不够用了)。

(三)因此,他说,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礼义文明是产生在富有的社会和家庭。贫穷的家庭和社会,什么文化文明,也都变成过分的浪费了)。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富有的人得到权势的支持,就更辉煌),失势则客无所之(失势为人,宾客朋友就不会来了),以而不乐。夷狄益甚(夷狄中的势利观念,更加明显)。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在司马迁《货殖列传》这篇文章里,他讲到子贡,便说:

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鬻拼音:yù,卖)财于曹鲁之间(废著,古人解为储蓄和卖出。我认为应该解释为得空顺便的时候。鬻财,就是做买卖)。七十子之徒,赐(子贡)最为饶益(富有)。原宪不厌糟糠,匿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一捆捆地带着通货的帛币,和诸侯们做交际往来上的礼物)。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他到哪一国,哪一国的君王们都要待他犹如国宾一样的对等礼遇)。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

司马迁写这篇《货殖列传》的文章,夹叙夹议,妙论卓见很多,大有深意存焉!你们自己去研究吧!他的最后结论,便说:

由是观之,富无经业(发财,没有一定要某种事业才可以的)。财货无常主(财货也不固定是属于哪一个主人的)。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能干的就愈来愈多,不行的就破败不堪了)。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耶(难道都是靠上辈素来有封爵的遗产而得来的吗)?非也(不是的,都是靠自己的智力勤劳而成功的)。

我们为什么在讲《大学》“治国平天下”的结语,硬要拉扯到《货殖列传》来做讨论呢?因为我读历史,每每发现古人被《大学》最后结语“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菑(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的一段话镇住了,并未好学深思它的真义所在。因此,不惜眉毛拖地,特别点出其中的关键所在。既可还了曾子著《大学》的本来面目,又免得后儒们盲目追随两宋以来的理学儒家们所误解的蛊惑。讲到这里,同时我又想起雪窦禅师的一首偈子说:

一兔横身当古路,苍鹰瞥见便生擒;

可怜猎犬无灵性,空向枯桩境里寻。

读书求学,自当有顶门上一只眼,取其精华,舍其糟粕,不可妄自菲薄,盲目随人说长话短,死死啃住古人的遗骨、唾余啊!

至于补充《大学》结语,有关《大学》的“明德之用”和“义利之辨”的“至言”,我现在便为大家引用《易经·系传》上的话,作为总结。只是原文照抄,就不另加说明了:

“显诸仁。藏诸用。”“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系传上)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系传下)(第七篇完。电子版文字由仁喜师兄录入。2012.12.14蓝色校对,并对生僻字注音释义。)

|唐卡文献资料索引|←唐卡文献资料查询点这

|唐卡造型资料索引|←唐卡造型形象资料查询点这

|沃唐卡分仓索引|←根据“沃唐卡”前3位编码查询点这

|唐卡线稿图册|←唐卡定制的白描线稿可参考这里

|沃唐卡合作画师作品|←“沃唐卡”合作画师作品可参考这里

www.WoTangKa.com-沃唐卡:国内专业的唐卡数据信息平台,提供全面的唐卡资料信息检索服务及成熟完善的唐卡仓储供应链服务!

“沃唐卡”唐卡平台为朋友们提供:加盟“沃唐卡”唐卡艺术中心、唐卡画师签约直供、唐卡艺术品投资、加盟“沃唐卡”唐卡供应链等服务

沃唐卡24小时短信咨询热线:13661344269(仅接受短信咨询)

沃唐卡微信咨询号:MasterQiRu

友情提醒:需要唐卡图做背景或头像的朋友可以关注“沃唐卡”的微信公众号[“沃唐卡”或“wotangka”],直接留言唐卡编码以及您接收邮件的电子邮箱地址,沃唐卡客服小沃会在48小时内发送邮件给您!

(0)
上一篇 2天前
下一篇 2天前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