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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
我从一九七三年起开始翻译《罗摩衍那》，弹指之间，已经过去十年了。现在我终于走过了独木小桥，也走过了阳关大道，把全书最后一篇（第七篇）的草译稿整理誊清，这一部两千年来驰名印度和世界的洋洋巨著就算是全部翻译完了。我轻松地舒了一口气，陡然觉得肩头上的担子减轻了许多。
经常有一些朋友对我翻译这样一部巨著感到有点惊奇。他们似乎觉得，我做这一件并不轻松的工作，一定是十年读书，十年养气，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工作，才动手翻译的。事实不但不是这个样子，而且恰恰相反。与其说我有什么准备，毋宁说我毫无准备。我翻译这一部书，完全出于一种意外的偶然性。只要想一想一九七三年的情况和我当时的处境，就完全可以了解这一点的。
当时，“四人帮”还在台上，耀武扬威，飞扬跋扈，“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我虽然不再被“打倒在地，身上踏上一千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但处境也并不美妙。我处在被打倒与不被打倒之间，身上还背着不知多少黑锅。国家的前途，不甚了了；个人的未来，渺茫得很。只有在遥远的未来，在我所看不到的未来，也可以说是在我的心灵深处，还有那么一点微弱但极诱人的光芒，熠熠地照亮了我眼前的黑暗，支撑着我，使我不至完全丧失信心，走上绝路。其间差距，也不过一头发丝宽。现在回想起来，还不寒而栗。我曾相信，自己一生恐怕很难看到这光芒来到我面前了。我的归宿大概是到一个什么边疆地区或者农村，去接受一辈子“再教育”。我当时对自己的前途只能看到这一点。一切别的想法，都是非分的、狂妄的、不应该的。我当时过的日子，也完全同我的心情相适应。一个月有几天要到东语系办公室和学生宿舍所在的楼中去值班，任务是收发信件，传呼电话，保卫门户，注意来人。我当时几乎成为一个“不可接触者”，出出进进的人很多，但多半都不认识，我坐在那里也等于尸位素餐，对保卫门户，起不了什么作用。不过我仍然准时上班，安心工作，习以为常，并无怨言。我想，这样平平静静地活下去，无风无浪，也还是很惬意的。
是不是我就完全消极而且悲观了呢？不，不，不是这样。我上面讲到的那一点埋在我内心里的光芒，虽然我自认为是遥远到我终生难近，但它毕竟是具体的，是真实的，又是诱人的，我还愿意为它尽上我的力量。即使自己见不到，也没有多大关系。“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古有明训，实属正常。而且在我过去几十年来的生活中，我养成了一个闲不住的习惯，我指的是读书和写作的闲不住；不管好坏，我总得思考点什么，写点什么，我决不让自己的脑筋投闲置散。
但是，在那样的境况下，我还能思考什么呢？又能写点什么呢？创作已经毫无可能，研究也早已断了念头。想来想去，还是搞点翻译吧。翻译了而能出版，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我连想也没有去想。既然为翻译而翻译，为了满足自己那闲不住的习惯而找点活干，最好能选一种比较难的、相当长的、能旷日持久地干下去的书来翻译，这样可以避免由于经常考虑这个问题而产生的困难、尴尬的局面。我过去翻译过几本印度古典文学名著，曾被某一些“左”得幼稚可笑而又确实“天真”的人们称作“黑货”与“毒品”。现在再选择也出不了这个范围。我反正也不想出版，“黑货”就“黑货”、“毒品”就“毒品”吧。结果我就选中了《罗摩衍那》。
这一部史诗的梵文原本，在国内只能找到旧的版本。我从什么地方知道了，印度新出了一部精校本，是继《摩诃婆罗多》精校本后的另一个伟大的成就，颇受国际上梵文学者的好评。但此书国内没有。我于是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和试一试的想法，托北京大学东语系图书室的同志去向印度订购。我预料，百分之九十九是订不到的；即使订到，也要拖上一年两年。好在那时候时间对我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一年两年就一年两年吧。但是，真正是出我意料之外，没过了几个月，书居然来了，装订精美的七大巨册，整整齐齐地排在那里。我起初简直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一时吃惊得说不出话来。
这对我当然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心里面那一点犹犹疑疑的念头为之一扫而空，我决心认真地进行翻译，我于是就濡笔铺纸干了起来。这是一部世界名著，对印度，对南亚，对东南亚，对蒙古，对中国，特别是西藏，甚至对欧洲一些国家，都有极大的影响，而且这影响还不仅限于文学，舞蹈、绘画、雕刻、戏剧、民间传说等等，无处没有它的影响。在印度以及南亚、东南亚一些国家，真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一直到今天，并无减少之势。意大利文、法文、英文都有了全译本。据说苏联也已出了俄文译本，在译本完成时，苏联科学院还召开过隆重的庆祝大会。日本也有人正在翻译并且开始出版。还听说，美国有一个专门研究《罗摩衍那》的学会。至于研究这部书的著作，不管是在印度国内，还是在印度以外，那就多得不得了，真可以说是汗牛充栋。总之，这是一部非常值得而且必须翻译的书。在中国历史上，我们曾在一千多年的长时间内翻译了大量的佛经。《罗摩衍那》这一部书和书中的故事，汉译佛典中虽然都提到过，但却一直没有翻译。因此，翻译这部书就成了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此时，我眼前和我内心深处的那一点遥远的光芒也起了作用，它在无形中督促着我，虽然渺茫，但又具体，它给我增添了力量。
我原以为，《罗摩衍那》的梵文原文，除了个别的章节外，是并不十分难懂的。虽然量极大，翻译起来会遇到困难，但也不会太多。可是一着手翻译，立刻就遇到了难题。原文是诗体，我一定要坚持自己早已定下的原则，不能改译为散文。但是要什么样的诗体呢？这里就有了问题。流行的白话诗，没有定于一尊的体裁或者格律，诗人们各行其是，所有的形式我都觉得不恰当。我于此道是外行，不敢乱发议论。所谓马雅可夫斯基体，在这里更是风马牛不相及，根本用不上。完全用旧诗来译，也有困难，一是不能做到“信”，一是别人看不懂。反复考虑，我决定译成顺口溜似的民歌体。每行字数不要相差太多，押大体上能够上口的韵。鲁迅先生谈到的那几条关于新诗的意见，我认为是完全正确而又可行的。鲁迅说：
我以为内容且不说，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得出来。但白话要押韵而又自然，是颇不容易的，我自己实在不会做，只好发议论。（1934年致窦隐夫函）
麟德元年春正月朔，一日，翻经大德及玉华寺众，殷勤启请翻《大宝积经》。法师见众情专至，俯仰翻数行讫，便摄（收）梵本，停住告众曰：“此经部轴与《大般若》同，玄奘自量气力不复办此。”
〇年出版了。印刷精美、装订富丽的一巨册明白无误地摆在我面前，我心里当然感到非常喜悦。接着在两年半以内又出版了第二篇、第三篇、第四篇。这已经超出了我原来的“画地为牢”的界限了。再回想自己当时画定第三篇为界限，觉得非常可笑了。这时候我又连续收到朋友们的来信，当然都是鼓励之辞。有的朋友甚至说，这是中国翻译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未免言过其实，我是绝对不敢当的。外国朋友也给了我鼓励。一九八〇年夏天我访问日本时，带去了几本第一篇，送给对《罗摩衍那》有兴趣的日本朋友，征求他们的批评意见。东京大学著名梵文学者原实教授表示出很大的兴趣。以后出的几篇也都送给了他。其他日本朋友，比如汤山明博士等等也似乎很感兴趣。同年冬天，我访问西德，带去了几本第一篇。我的老师瓦尔德施密特教授似乎有点责怪我不务正业。他说：“你应该继续搞你的佛典语言研究嘛！”他哪里了解我的苦衷呀，无论如何，他过去对我的培养，今天对我的期望，我是永远铭感五内的。此外，美国朋友、意大利朋友和法国朋友，对于我的翻译也都感到兴趣。至于印度朋友，因为《罗摩衍那》毕竟是他们的国宝，不管我的译文水平如何，他们决不会吝惜自己的赞扬的。最近我还接到著名作家韩素音女士的信，她对我的工作表现出极大的兴奋。所有这一些朋友，都难免有溢美之词。好在我还有点自知之明，头脑还算清醒，从来没有飘飘然过。
总而言之，由于以上一些不期而获的嘉奖，我更加鼓起了干劲。近四五年以来，我的行政工作和社会工作越来越多，我现在究竟有多少兼职，包括挂名的在内，我自己都弄不清楚。但是，在同时，我给自己规定的科研项目也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连同我在一起工作了二三十年的同志，看到我的一些课题，都有点吃惊，莫名其妙。我原以为自己被迫成为“杂家”，现在看来，我天生大概就是一个杂家的料子。但是，跟着“杂”而来的就是会多。一位老同志曾慨叹过：“春花秋月何时了？开会知多少！”我深有同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并没有放松《罗摩衍那》的翻译工作。到了今天，经过了十年的漫长时间，我终于把这一部长达两万颂，译成汉文近九万行的史诗全部翻译完了。
翻译这样一部巨著，除了几次内心里的波动以外，其余的事情是不是就一帆风顺了呢？
当然不会的。在翻译过程中，我曾遇到了不少的困难。约略言之，可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内容问题。这一部大史诗，虽然如汪洋大海，但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只需要比较短的篇幅，就可以叙述清楚，胜任愉快，而且还会紧凑生动，更具有感人的力量。可是蚁垤或者印度古代民间艺人，竟用了这样长的篇幅，费了这样大量的词藻，结果当然就是拖沓、重复、平板、单调；真正动人的章节是并不多的。有的书上记载着，我也亲耳听别人说过，印度人会整夜整夜地听人诵读全部《罗摩衍那》，我非常怀疑这种说法。也有人说，古代民间文学往往就是这样，不足为怪。这个说法或许有点道理。不管怎样，这种故事情节简单而叙述却冗长、拖沓的风格，有时让我非常伤脑筋，认为翻译它是一件苦事。
其次体裁问题。《罗摩衍那》被当作史诗，而且是“原始的诗”，我必须译成诗体，这一点上面已经谈到过了。这个决心我从未动摇过。但是，既然是诗，就必然应该有诗意，这是我们共同而合理的期望。可在实际上，《罗摩衍那》却在很多地方不是这个样子。整个故事描绘纯真爱情的悲欢离合，曲折细致，应该说是很有诗意的。书中的一些章节，比如描绘自然景色，叙述离情别绪，以及恋人间的临风相忆，对月长叹，诗意是极其浓烈的，艺术手法也达到了很高水平。但是大多数篇章却是平铺直叙，了无变化，有的甚至叠床架屋，重复可厌。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一些人名、国名、树名、花名、兵器名、器具名，堆砌在一起，韵律是合的，都是输洛迦体，一个音节也不少，不能否认是“诗”，但是真正的诗难道就应该是这样子的吗？我既然要忠实于原文，便只好硬着头皮，把这一堆古里古怪、诘屈聱牙的名字一个一个地忠实地译成汉文。有时候还要搜索枯肠，想找到一个合适的韵脚。严复说道：“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我是“一脚（韵脚也）之找，失神落魄”。其痛苦实不足为外人道也。然而，我知道得很清楚，哪一个读者也不会有这样的耐心，真正去细读这样的“诗”。我用力最勤，包括脑力与体力都在内的地方，却正是读者连看也不看的地方。看到这里，他们会跳越过去的。呜呼，哀哉！真是毫无办法。
这样的诗，不仅印度有，我们中国也是古已有之的。从前幼儿必读的《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之类的书，不也合辙押韵像是诗吗？可是谁真正把它真作诗呢？《罗摩衍那》自然同这类的书还有很大的不同，不能等量齐观。但其中也确有一些这样的“诗”，这是不能否定的。印度古代许多科学著作也采用诗体，目的大概是取其能上口背诵，像是口诀一类的东西。在这一点上，中印是完全相同的。
关于体裁，我在这里还想补充一点。翻译原则，我在上面已经讲过，我赞成鲁迅那几点对诗的要求。从第一篇开始，我确实也是这样做的。但是，随着翻译工作的进展，我越来越觉得别扭。我觉得，我使用的那种每行字数大体上差不多的诗体，还不够理想；还不如干脆译成七言绝句、少数五言绝句式的顺口溜，这样也许更接近中国的民歌。译到第六篇下半部时，我就毅然改了。整个第七篇也基本上是这样做的。现在全书已经译完，我是不是就很满意了呢？不，不是这样。我也还是越来越觉得别扭。这种顺口溜也不能保证产生诗意，而且那些人名、地名、花名、树名，照样诘屈聱牙，还不能排得整齐。我有时腻味到想毅然停笔，不再翻译下去。但害怕功亏一篑，我还是硬着头皮译完全书。我虽然不是专业翻译家，但对翻译也确实有相当长的历史。中学时候，我就翻译过吉卜林的小说。大学时译过英国散文和美国小说。解放后翻译德国短篇小说，古典梵文和巴利文，以及吐火罗文的文学作品，还曾译过俄文论文。我虽然从没有自满过，但从来没有腻味和别扭之感。现在已年逾古稀，却忽然怀疑动摇起来。这实在可以说是一件憾事。然而，事实就是这样，我只有直白地说了出来。但是，我毕竟还可以自慰：不管怎样，我总算是把书译完，没有让它成为断了尾巴的蜻蜓，这一点我的老朋友们恐怕会同意吧。
最后，我再谈一谈译名的问题。这个问题我起初认为比较简单：只需搞出一个译音表，然后，人名、地名、花名、树名、兵器名、器具名，都自己对号入座，岂不十分轻松愉快？然而实际上却行不通。有一些名字中国古代已有现成的译名，行之既久，约定俗成；若再改动，反而不便。这些译名必须保留。它们一保留，则我那幻想中的译音表还有什么意义？连在这一部书中想统一译音都有困难，何况其他书籍？结果我只好放弃原来的如意算盘，自创译名。最初还小心谨慎，后来觉得也没有什么必要，索性任意为之。好在我心里很清楚，决没有人会根据我的译名去探讨中国音韵发展与演变的历史。就让它这样去吧！
我在上面讲了这么多问题和困难，难道我就时时刻刻都同这些问题和困难拼搏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这十年漫长的日子可真是极难熬过来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在过去十年中，我是既有痛苦，又有快乐；既有险阻，又有顺利；既有内心的波动，又有外来的鼓励。何况，我翻译这一部巨著，并不是单打一。几十年来的环境，使我养成了一个同时搞几种科研和翻译工作的习惯。让我单打一，或者单打一二，或者给我一间清静的屋子关起门来翻译或写作，我会感到非常别扭，什么东西也写不出。在翻译《罗摩衍那》时，也是这样。除了这件事以外，我还有许多别的工作，特别是在后期更是这样，并且还有许多开不完的会加入进来。这一些繁杂的工作，实际上起了很好的调剂作用。干一件工作疲倦了，就换一件，这就等于休息。打一个比方说，换一件工作，就好像是把脑筋这一把刀子重磨一次，一磨就锋利。再换回来，等于又磨了一次，仍然是一磨就锋利。《罗摩衍那》我就是用这种翻来覆去地磨过的刀子翻译完毕的。
此外，《罗摩衍那》这一部书尽管长得惊人，但主题思想却很简单，一言以蔽之，不外是：正义战胜邪恶，磨难产生幸福。在“史无前例”的大混乱中，我的心情上面已谈了一些。我最初确实拥护这场“革命”，甚至在被打倒被关起来以后，也没有改变，我对它毫无正确的认识。在打倒“四人帮”以后，也就是在翻译的后期，我逐渐认识到，这一场“革命”也是一件邪恶的东西，同《罗摩衍那》中十头魔王所作所为同属一个范畴。二者在最后都被挫败了。《罗摩衍那》的主人公罗摩是一个理想人物。他经受了无数的挫折与磨难，最后终于胜利，终于享受到与爱妻团圆的幸福。本书这个主题思想，表面看来，同我有点风马牛不相及。实际上，却颇有相通之处。罗摩的胜利不时带给我一些安慰，给我这枯燥工作增添了生气，给我内心也灌上了活力。我也享受到了幸福。
德国十九世纪抒情诗人吕克特曾写过几句关于《罗摩衍那》的诗：
这样富于幻想的丑怪，这样不拘形式的激昂而滔滔若悬河般的辞令，像《罗摩衍那》显示给你的，荷马无疑曾教给你藐视它；可是这样高尚的心术和这样深沉的情感，《伊里亚斯》却不能显示给你。
但是他以对朋友、对事业的高度责任心，有时候用十分谦虚的口吻，对我的译稿提出了一些问题。我非常尊重他的意见。可是我最初并没有想到，他提出的意见竟是那样准确，那样搔着痒处，那样中肯。我核对原文，十有八九是我译文有问题，或者表达不清楚，或者简直译错了。由于他的工作，我能避免一些错误。四五年以来，我们的合作是非常协调的，非常令人满意的。我在这里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此外，搞封面设计、内封图和插图的张守义同志、古干同志、秦龙同志、高燕同志、吴冠英同志等，给我这一堆并不高明的译文披上了美丽的服装和饰品，增添了光彩。用一句俗话来表达，可以说是我沾了“光”。我也向他们致谢。北京大学东语系刘安武同志帮助我查阅两个《罗摩衍那》印地文译本，费了不少精力。梵文原文有一些地方晦涩难解，只好乞灵于印地文译文。尽管这两个印地文本并不高明，有时显然也有错误和矛盾，但毕竟帮助我度过了一些难关。我也应该向刘安武同志表示谢意。最后但不是最小，我还要提到李铮同志。他从十七岁起就同我一起工作，除了中间有几年的间断以外，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作为我的助手，他帮助我查阅资料，借阅书籍，誊清一些稿件。我常开玩笑说他有一种“特异功能”，他能认清别人难以认清的我那一些手稿。但我最初并没有完全理解他的全部本领。他受的教育并不高。但他是一个聪明人，我逐渐发现他对现代汉语有一种特别灵敏、特别正确的语感，与他同年龄的人很难比得上他，尽管受的教育比他高得很多。他这个人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认真努力，一丝不苟。他有时帮我推敲词句，往往能提出精辟的见解。有时帮我做一些琐事，给我节约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常想，他对我的帮助等于延长了我的寿命。如果没有他的协助，我决不能做现在做的这些工作。只说一句感谢，难以表达出我的心情，但现在也只能这样说了。还有其他一些同志，在我翻译《罗摩衍那》的过程中，给了我这样那样的帮助，恕我在这里不一一列举了。
我在上面说到，译完《罗摩衍那》，觉得肩头上的担子轻了很多。这是仅仅指《罗摩衍那》而言。其他方面的担子并没有减轻，而且我也根本没有想去减轻。正相反，我在其他方面正在给自己层层加码。我计划中想做的工作，看来到二十一世纪开始时也不会做完。这一点我自己是非常清楚的。但对工作的迫切感日益强烈，这一种迫切感是我抑压不下去的。我从前在一篇文章中曾讲到鲁迅晚年总想多做点事情。他的“晚年”其实也不过五十多岁，在今天只能算是中年。我现在已年逾古稀，远远超过鲁迅活的年龄。但是，在今天的中国，人的寿命越来越长，我离开倚老卖老的年龄恐怕还有一段距离。我的许多老师，虽然年登耄耋，还在孜孜不倦地努力工作，我有什么资格感到自己老呢？我现在恨不能每天有四十八小时，好来进行预期要做的工作。那当然是不可能的。每人每天只能有二十四小时，谁也多不了一分半秒。关键在于如何使用这二十四小时。我现在就不敢放松一分一秒。如果稍有放松，静夜自思，就感到十分痛苦，好像犯了什么罪，好像是在慢性自杀。有这种心情的人，恐怕不在少数，我就不再啰嗦了。
对自己现在的精神境界，我还算是比较满意的。解放以来，我总有一种惭愧之感。在中国人民斗争最艰苦的时候，我却住在欧洲，那里仿佛成了一个避风港，我在那港里搞自己“名山事业”，没有能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要说我一点也不想中国人民，那不是事实。我是经常想到自己的人民的，我的失眠病就从那时开始。但是，不管由于什么原因，我没有参加斗争，这也是事实。外国侵略者被赶走以后，我才回国。又过了三年，中国解放。我安然享受胜利的果实，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摘桃派”。因此，我对解放前参加斗争的老干部总是怀着由衷的诚挚的敬意，觉得自己应该努力学习，努力改造，多给人民做点工作。我总觉得人民给我的太多，而我给人民的却是太少了。在“十年浩劫”中，我虽饱经风雨，但毫无怨尤之意。其根柢大概就在这里。年轻时候，读了不少谈论人生之意义与价值的文章，茫然不得要领。到了今天，我才仿佛真正了解了人生的意义与价值。这种了解成了推动我向前进的动力。
我在过去七十年漫长的人生的程途上，曾有过求全之毁，也曾有过不虞之誉。这对我已经司空见惯了。但是，到了今天，不虞之誉，纷至沓来，实在是超出了我的一切想望。这更增加了我的惭愧之感，我时刻感到不安。惟有更加严厉鞭策自己，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庶不至辜负党和人民对我的期望，鞠躬尽瘁，老而不已。
书已经译完，而且就要全部出版了，这件事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似乎用不着再来啰哩啰嗦写这样一大篇了。而且我自己对某一些人的那种懒婆娘裹脚式的文章自来就有反感。比如我在年轻时读《古史辨》的自序，觉得非常腻味，读不下去。前几年读一个女作家的自传，叙述在法国求学的情况，絮絮叨叨，啰哩啰嗦，把芝麻粒大的一点悲伤或快乐，细细地咀嚼，仿佛其味无穷。我也没有能读完。现在我自己为什么又这样干呢？我觉得，我翻译《罗摩衍那》的这十年，在中国是非常关键的十年。对我们国家的前途来说，是这样。对知识分子来说，也是这样。我是一个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知识分子。我所感受的一切，是有代表性的，有典型意义的。从茫然、木然，精神空虚，到毅然、决然，精神焕发，这一个过程，对大多数老知识分子来说，好像是一条必由之路。我好像是一面镜子，其中可以反映出解放后老知识分子的内心变化，反映出今天我们党知识分子政策的正确与英明。现在，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的伟大任务，已经摆在我们眼前。党和人民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已经家喻户晓。把我这一面镜子摆出来，也许是不无意义吧！我虽然把自己比作一面镜子，但是，我知道，这并不是一面非常光亮美妙的镜子，其中照见的东西有美，也有丑，有善，也有恶。再来一个“但是”，即使不是一面光亮美妙的镜子，它毕竟是一面镜子。在这一面镜子里，有我自己的影子，也有其他老知识分子的影子。照它一下，对于提高我们的干劲，促进我们的进步，也许不无作用吧！顾炎武有两句诗：
苍龙日暮还行雨，
老树春深更著花。
1983年2月28日写毕于桂林漓江饭店
1983年3月27日抄毕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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