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经验:上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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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

“历史的经验”这个题目,是贵会负责人出的,大得无可比拟。若想要就这个题目研究,同时可走几种路线:一个是应用的方面,怎样用得上历史的经验。一个是纯粹的推论,研究学理的一方面,这是历史学家的事。现在大学中的历史系、历史研究所,大概向这一方面走,偏重研究学理,不大讲应用。我们在这里所讲的性质,是要偏重于讲应用的。

历史的经验,如果我们以逻辑的立场来看,这个题目的本身就是答案,因为历史的本身就是经验。如果我们以学术的观点看历史,所谓历史,全部不过是两个问题:一个人的问题,一个事的问题。历史的记载,不外人与事。从人的方面来讲,大概又分两个方向来立论,拿旧的观念说:一个是经,一个是权。经是大原则,不能变动,权又叫作权变,就是运用的方法。从事的方面来讲,西方文化现在是二十世纪,只有两千年,但在中国来说,已经上下五千年了,所看到的事,似乎有现代与古代的不同,假使我们对历史有真的了解,就没有什么不同了。“风月无今古,情怀自浅深。”宇宙没有什么过去、现在、未来的太多不同,它永远是这样的太阳、这样的月亮、这样的风、这样的雨,只是人的思想观念上感受不同,发生了情感、思想上不同的形态,我们中国人用文学来表达,就成了这样的诗句。古人主张多读书,就是在于吸收历史上许多经验。

今日我们讲“历史的经验”这个课程,应该向哪一方面讲?这就要先有一个立场了。应该先问问我们今日工作上、业务上需要的是什么?就在这个观点去找历史的经验,这是一个立常假如我们是在大学里,从学术的立场去看历史的经验,又是另外一个讲法。因此,今日我们以应用的立场来讲历史的经验就相当的复杂了。当商量决定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觉得好玩,就一口答应下来。我有一大毛病,到老改不了“童心未涡”,始终贪玩。等到真正临讲以前,一个星期以来心情非常沉重,因为没有东西可讲;这是一个创新的课程,国内外各大学,还没有这样一门课程,无成规可循。其次包括的资料太多,假使编一本书,一定很有趣,编得现代化一点,销路一定不坏。但没有这个准备和时间,它的范围牵涉到二十五史内外许多学问,什么都用得上,这是第一个精神上感到负担很重的地方。其次站在这个立场来讲这个题目,责任上有一个很重的负担,这里要讲的“历史的经验”,实际上就是讲“谋略”,看到现在学校里专讲“谋略学”的,我觉得很有趣的,七十二变、三十六计都拿出来了,还有人专门写这类的书。但我觉得讲“谋略学”必须要严格的负责,因为“谋略”是一把刀,它的本身没有善恶,用得好是救人的,用不好,的确是害人的。我们受旧文化的影响很深,因果的观念根深抵固,去不了的。假使有人听了以后,用来做了一件好事,或者害了别人,自己好像就会背上很大的因果责任,良心上很难受,所以觉得负担很重。

神谋鬼谋

真讲“谋略学”,要先有几个方面的认识,以前讲《论语》时曾提到过,中国文化大致分为君道、臣道和师道。君道是领导的哲学与艺术,臣道也包括了领导的艺术,不过,比较有承上接下的哲学与艺术;至于师道又另当别论。可是说到师道,我们中国文化历史上有句成语,在曾子这本书中,曾经提出一个原则:“用师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我们的历史经验,“用师者王”像周武王用姜太公,称之为尚父,这称呼在古代是很尊重的,当然不是现代所说干爹的意思,但非常非常尊重,是对尊长一辈的人,才能称呼的。历史上列举汤用伊尹,周文王用吕望(姜太公),都是用师,就是领导人非常谦虚,找一个“师”来“用”,便“王天下”成大功。至于齐桓公用管仲,汉高租用陈平、张良之流,刘备用诸葛亮等等,都是“用友者霸”的好例子。至于“用徒者亡”,是指专用服从的、听命的、乖乖的人,那是必然会失败的。这是曾子体察古今的历史经验,而后据以说明历史兴衰成败的大原则,由此可知师道也很难讲。

春秋多权谋

那么我们对于谋略学,该怎样讲法?走什么样的路线呢?我们先看谋略的本身。讲到“谋略”两个字,大体上大家很容易了解。假使研究中国文化,古代的书上有几个名词要注意的,如纵横之术、勾距之术、长短之术,都是谋略的别名。古代用谋略的人称谋士或策士,专门出计策,就是拿出办法来。而纵横也好,勾距也好,长短也好,策士也好,谋略也好,统统都属于阴谋之术,以前有人所说的什么“阴谋”、“阳谋”,并不相干,反正都是谋略,不要把古代阴谋的阴,和“阴险”相联起来,它的内涵,不完全是这个意思。所谓阴的,是静的,暗的,出之于无形的,看不见的。记载这些谋略方面最多的,是些什么书呢?实际上《春秋左传》就是很好的谋略书,不过它的性质不同。所以我们要研究这一方面的东西,尤其是和现代国际问题有关的,就该把《战国策》、《左传》、《史记》这几本书读通了,将观念变成现代化,自然就懂得了。现在再告诉大家一个捷路:把司马迁所著《史记》的每一篇后面的结论,就是“太史公日”如何如何的,把它集中下来,这其间就有很多谋略的大原则,不过他并不完全偏重于谋略,同时还注意到君子之道,就是作人的基本原则。

研究这几本书的谋略,其中有个区别。像《战国策》这本书是汉代刘向著的,他集中了当时以及古代关于谋略方面的东西,性质完全偏重于谋略,可以说完全是记载智谋权术之学的。这本书经过几千年的抄写刻板,有许多字句遗漏了,同时其中有许多是当时的方言,所以这本书的古文比较难读懂。左丘明著的《左传》,如果从谋略的观点看这本书,它的性质又不同,它有个主旨——以道德仁义作标准,违反了这个标准的都被刷下去,事实上对历史的评断也被刷下去了。所以虽然是一本谋略的书,但比较注重于经——大原则。至于《史记》这一本书,包括的内容就多了。譬如我们手里这本《素书》中,就有一篇很好的资料——《留侯世家》,就是张良的传记,我想大家一定读过的,这是司马迁在《史记》上为张良所写的传记。如果仔细研究这一篇传记,就可自这一篇当中,了解到略谋的大原则,以及张良作人、做事的大原则,包括了君道、臣道与师道的精神。

正反相生

(《长短经》——反经)

反经在领导哲学的思想上很重要,我们看过去很多的著作。乃至近七、八十年来的著作,都不大作正面的写法。所以,我们今日对于一些反面的东西,不能不注意。

反经的“反”字,意思就是说,天地间的事情,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没有绝对的善,也没有绝对的恶;没有绝对的是,也没有绝对的非。这个原理,在中国文化中,过去大家都避免谈,大部分人都没有去研究它。这种思想源流,在我们中国文化里很早就有,是根据《易经》来的,《易经》的八卦,大家都晓得,如“三”是坤卦,它代表宇宙大现象的大地,“三”乾卦,它代表宇宙大现象的天体,两个卦重起来,“囗”为天地“否”卦,否是坏的意思,倒霉了是否,又有所谓“否极泰来”,倒霉极点,就又转好了。但是,如果我们倒过来看这个卦,就不是“囗”这个现象,而变成了“囗”地天“泰”卦,就是好的意思。《易经》对于这样的卦就叫作综卦,也就是反对卦,每一个卦,都有正对反对的卦象。(其实《易经》的“变”是不止这一个法则,这都叫卦变。)

这就说明天地间的人情、事情、物象,没有一个绝对固定不变的。在我的立场看,大家是这样一个镜头,在大家的方向看,我这里又是另外一个镜头。因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随时随地都在变,立场不同,观念就两样。因此,有正面一定有反面,有好必然有坏。归纳起来,有阴就一定有阳,有阳一定有阴。阴与阳在哪里?当阴的时候,阳的成分一定涵在阴的当中,当阳的时候,阴的成分也一定涵在阳的里面。当我们做一件事情,好的时候,坏的因素已经种因在好的里面。譬如一个人春风得意,得意就忘形,失败的种子已经开始种下去了2当一个人失败时,所谓失败是成功之母,未来新的成功种子,已经在失败中萌芽了,重要的在于能不能把握住成败的时间机会与空间形势。

我们在就反经之前,提起卦象,是说明人类文化在最原始的时代,还没有文字的发明,就有这些图像、重叠的图案。这种图案就已经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原理:宇宙间的事没有绝对的,而且根据时间、空间换位,随时都在变,都在反对,只是我们的古人,对于反面的东西不大肯讲,少数智慧高的人都知而不言。只有老子提出来:“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福祸没有绝对的,这虽然是中国文化一个很高深的慧学修养,但也导致中华民族一个很坏的结果。(这也是正反的相对。)因为把人生的道理彻底看通,也就不想动了。所以我提醒一些年轻人对于《易经》、唯识学这些东西不要深入。我告诉他们,学通了这些东西,对于人生就不要看了。万一要学,只可学成半吊子,千万不要学通,学到半吊子的程度,那就趣味无穷,而且觉得自己很伟大,自以为懂得很多。如果学通了,就没有味道了。(一笑。)所以学《易经》还是不学通的好,学通了等于废人,一件事情还没有动就知道了结果,还干嘛去做!譬如预先知道下楼可能跌一跤,那下这个楼就太没道理了。《易经》上对人生宇宙,只用四个现象概括:吉、凶、悔、吝,没有第五个。吉是好。凶是坏。悔是半坏、不太坏、倒霉。吝是闭塞、阻凝、走不通。《周易·系传》有句话,“吉凶悔吝,生乎动者也。”告诉我们上自天文,下至地理,中通人事的道理尽在其中了。人生只有吉凶两个原则。悔吝是偏于凶的。那么吉凶哪里来?事情的好坏哪里来?由行动当中来的,不动当然没有好坏,在动的当中,好的成分有四分之一,坏的成分有四分之三,逃不出这个规则,如乡下人的老话,盖房子三年忙,请客一天忙,讨个老婆一辈子忙,任何一动,好的成分只有一点点。

这些原理知道了,反经的道理就大概可以知道。可是中国过去的读书人,对于反经的道理是避而不讲的。我们当年受教育,这种书是不准看的,连《战国策》都不准多读,小说更不准看,认为读这方面的书会学坏了。如果有人看《孙子兵法》、《三国演义》,大人们会认为这孩子大概想造反,因此纵横家所著的书,一般人更不敢多看。但从另一观点来说,一个人应该让他把道理搞通,以后反而不会做坏人,而会做好人,因为道理通了以后,他会知道,做坏的结果,痛苦的成分占四分之三,做好的,结果麻烦的成分少,计算下来,还是为善最划算。

其次所谓反,是任何一件事,没有绝对的好坏,因此看历史,看政治制度,看时代的变化,没有什么绝对的好坏。就是我们拟一个办法,处理一个案件,拿出一个法规来,针对目前的毛病,是绝对的好。但经过几年,甚至经过几个月以后,就变成了坏的。所以真正懂了其中道理,知道了宇宙万事万物都在变,第一等人晓得要变了,把住机先而领导变;第二等人变来了跟着变;第三等人变都变过了,他还在那里骂变,其实已经变过去了,而他被时代遗弃而去了。反经的原则就在这里。

古今无定法

现在看《长短经》的本文,举了很多历史的例子:

臣闻三代之亡,非法亡也,御法者非其人矣。故知法也者,先王之陈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故尹文子曰:仁、义、礼、乐、名、法、刑、赏。此八者,五帝王王治世之术。

这是大原则,这里列举中国上古三代的亡去,这个亡不要一定看成亡国的亡,时代过去了,没有了,都称亡,如昨天已经过去了。用古文可写成“昨日亡矣。”这里的写法,不能认为昨天亡掉了,亡者无也,是过去了,没有了的意思。所以三代的成为过去,并不是因为政治上法治有什么不好而亡的。而是说不管走法家的路线、儒家的路线或道家的路线,一切历史的创造在于人,如现在讲民主,民主是很好,但统御这个民主制度的,还是在于人,如果人不对,民主制度也会被用坏了。专制也是一个政治制度,是一个“法”,法本身没有好坏,统御法的人,领导的人不对,就会弄坏。所以从这里的论断来说,民主也好,法治也好,专制也好,独裁也好,这些都是历史文化的陈述,都成了过去,实际上做坏做好,还是要靠人。

仁、义、礼、乐、名、刑、赏、罚,是中国文化所处处标榜的,可是在反经的纵横家看来,儒家所讲的“仁义”,道家所讲的“道德”这些名称,都不过是政治的一种措施、一种方法而已,他们认为儒家、道家标榜这些,是好玩的,可笑的,这不过是一种政治方法,有什么好标榜的!

仁爱的流弊

故仁者,所以博施于物,亦所以生偏私。——反仁也。议曰:在礼,家施不及国,大夫不收公利。孔子曰: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境内,不得过所爱者,恶私惠也。故知偏私之仁,王者恶之也。

譬如仁就是爱,普遍地爱大家,当然是好事。可是爱的反面,就有私心,有爱就有偏私,这里并举出,中国古代的礼乐制度,是文化的原则。但家与国是要分开的,所给某一家的义务不能普及到全国,给某一家的鼓励,也不能普及于全国。在位服务公家的人,虽然为官大夫,但对公家的公名公利,绝不能归于己有。如宋史上有名的宰相王旦,他提拔了很多人,可是当面总是教训人,等他死了以后,大家才知道自己曾经被他提拔过。当时范仲淹曾经问他,为什么提拔了而不让人知道?王旦说,他提拔人,只是为国家遴选人才,何必让被提拔的人来感谢他私人,所谓“授爵公朝,感恩私室”的事不干,这是大夫不收公利的例子。

接着又举孔子的话:“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境内,……”仁爱有一定的范围,超过了范围,就变成私了,如果有偏心,他对我好,我就对他仁爱,这是不可以的,只要偏重仁爱,偏私就会来。自古府主败亡者多仁慈而不智,项羽、梁武帝等人,其例甚多。

仗义的流弊

义者,所以立节行,亦所以成华伪。——反义也。议曰:亡身殉国,临大节而不可夺,此正义也。若赵之虞卿,弃相捐君,以周魏齐之危。信陵无忌,窃符矫命,以赴平原之急。背公死党之义成,守职奉上之节度,故毛公数无忌曰:于赵刚有功矣,于魏则未为得。凡此之类,皆华伪者。

义有正反面,如对朋友讲义气,讲了的话,一定做到,言而有信,对朋友有义,这个节操品行很好,但是处理不当,相反的一面,就有大害了。而且变成“华伪”,表面上很漂亮,实际上是假的,这就是反义。从历史的经验来说,义的正面是国家有困难,社会有困难,为了救社会,为了救国家,为了帮助很多的人,把自己的生命都牺牲掉,在最要紧的地方,绝不投降,绝不屈服,这才是正义,在义的正的一面,便是大义。

可是历史上有许多事情,看起来是讲义,实际上都错了。

如战国时候,赵国宰相虞卿的故事(在《战国策》,或《史记·虞卿列传》里都有记载)。虞卿这个人了不起,他曾著了一部书——《虞氏春秋》,比吕不韦写的《吕氏春秋》还要早一点——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平民出身,游说诸侯,得到赵王的信任当辅相,而在当时国际之间,那么紊乱的情形,他起码比现在的基辛格更高明。这个人非常讲义气,他已经当了赵国平原君极为信任的辅相,而他的朋友,魏国的公子魏齐,在魏国出了事情被通缉了,逃到赵国来找他。按当时的魏赵之间的关系,赵国是应该把魏齐送回魏国去的。可是虞卿是赵国的辅相,魏齐以当年未发达时的私人朋友身份去找他,如果站在法制的立场,虞卿应该把这件事报告赵玉,把魏齐引渡到魏国去。而虞卿认为如果这样做太不够义气了。魏齐是自己年轻未发达时的好朋友,今天他在魏国政治上遇到这样大的困难,偷偷来投奔,如果把他送回魏国,就太不够义气,因此“弃相捐君”,连宰相都不当了,偷偷离开了赵王,带魏齐一起跑了。这件历史上的故事,从作人方面来讲是难能可贵的,这是讲义气,但对公的大义而言,这种义气是不对的。

信陵君的故事

第二件故事,在《古文观止》上就有录载,战国时代魏公子信陵君,是战国时的四大公子之一,和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先后齐名,都争相养士。信陵君名无忌,和赵国的平原君是好朋友,平原君有了急难,非要魏国出兵,可是魏王不答应,于是找信陵君,信陵君就把魏玉发兵的印信偷出来——送了一件最名贵的皮大衣给魏王宠爱的妃子,把印信偷出来,发令出动自己国家的三军,帮助赵国打垮了敌人。这件事在信陵君来说,对赵国的平原君是够义气了,但到底兵符是偷来的,并不是国家元首发布的命令,也是不对的。

所以对这两件事的结论是“背公死党之义成,守职奉上之节废”。以历史上这两个大名人的故事来讲义,他们违背了大义。为朋友可以卖命,犯法就犯法,为朋友是真的尽心尽力了,这种私人的义气是够重的,但是这两个人可不能只讲私人的义气,因为他们是有公家职务的人,这样做违背了职务的守则,是对上不忠实的。”守职奉上”之节也是义,所以从这两件事上来讲,他们实在有亏职守。因此毛公(赵国隐士)就批评信陵君,这样做,对于赵国虽然有功,而对于他自己的魏国来说,就并不算是合理了。凡这一类的历史故事,把义做得过头,反过来了,就容易变成虚伪,都是为了私心而用手段的。

讲礼的流弊

礼者,所以行谨敬,亦所以生惰慢——反礼也。议曰:汉时欲定礼。文帝曰:繁礼饰貌,无益于礼,躬化为可耳,故罢之。郭嘉谓曹公曰: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此道胜者也。夫节苦难贞,故生惰慢也。

中国文化最喜欢讲礼,礼也包括了一切制度。有礼、有规矩,在公家或私人的行为上,是比较好。但是相反的,制度、规矩,行久了,太多了,会出大毛病,会使人偷懒、逃避。和法令一样,立法太繁,就有空隙可钻了。在这一节中提出反礼的历史事例。汉高祖统一天下以后,除由叔孙通建立了政治制度以外,由春秋战国下来,经过秦始皇到汉代为止,中国文化又被拦腰斩了一刀,没有好好地建立。叔孙通替汉高祖建立的是政治制度,没有建立文化制度。所以现在讲到中国的学术思想,都讲“汉学”。“汉学”也称作“经学”,像四书、五经等等,都是在秦始皇的时候,没有被烧光的,由没有被杀的读书人找出来,背出来的,汉时重新建立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四书、五经以及《老子》、《庄子》等等古书,认真考证起来,有的地方是有问题,不一定和当时的原书完全一样,在汉代重新建立时,有的还是难免背错了,所以最初文化没有建立根基。到了汉文帝的时候,学者们建议定礼,可是汉文帝反对。后来到汉武帝的时候,才建立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中国文化系统。当时汉文帝和他的母亲,是崇拜道家老子思想的,那个时候的政治哲学,是主张政简刑清,完全是老子思想,尽量地简化,不主张繁琐,这是有名的所谓“文景之治”。到了汉文帝的孙子——汉武帝的时候,才主张用儒家,兼用法家的思想,所以在中国的文化历史上,严格地看“文景之治”这一段,比较空白,但也比较朴素。汉文帝当时反对定礼,所持的理由是,儒家的礼太繁了,我们读《礼记》就知道,他的说法不无道理,所以墨子也早已反对,还有很多学者和墨子一样都反对繁文褥节,孔子、孟子的思想,对于过分的礼也是不太赞成。照《礼记》的规矩,真是繁琐得很。我们现在这样站,这样坐都不对的,讲话、走路、站、坐、穿衣,生活上一点一滴,都要小心谨慎,所以说是繁礼,麻烦得很,讨厌得很,专门讲外表,笑都不能哈哈大笑,不能露齿,那多痛苦!汉文帝认为这并不是礼的真正精神,不必定那么多条文,大家只要以身作则来教化,就可以了,所以下令不谈这个问题。

郭嘉论袁绍与曹操

另外一个故事,是用曹操的例子。郭嘉是曹操初期最好的参谋长,头脑并不亚于诸葛亮,可惜年轻就死了。当时曹操想打培袁绍很困难,袁绍当时是世家公子,部队也多,等于军政大权都掌握在袁绍手里。曹操力量薄弱,简直不能和袁绍比。可是当曹操和郭嘉讨论当时的战略时,郭嘉对曹操说,不必担心袁绍。袁绍一定会失败的,因为袁绍是公子少爷,世家公子出身,处处讲规矩,到处要摆个架子。而你曹操,不讲究这些,体任自然,出来就出来了,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这就会成功。而袁绍处处来个礼仪规矩,文化包袱太重了,摆不掉,一定失败。你的体任自然的直截了当作风,大家都愿意合作,是成功的有利条件。

因为处处要人守礼,要人讲节义,这是令人痛苦的事情,要人压制自己,每一个人讲修养;要求每个人都是圣贤,有学问,有道德,守住这种贞节是很困难的。即使每个人都讲礼,都守规矩,这样习惯了以后,万事就都没得进步了。换句话说,文化学术悠久了,没有精进,也不行。

乐乐的流弊

乐者,所以和情志,亦所以生淫放。——反乐也。《乐书》曰:郑卫之音,乱代之音,桑间濮上之者,亡国之音也。故严安曰:夫佳丽珍怪,固顺于耳目,故养失而泰,乐失而淫,礼失而彩,教失而伪,伪彩淫泰,非所以范人之道。

乐在古代的含义,并不限于音乐,以现代的名词而言,乐包括了文化与艺术,乃至如歌、舞、音乐等等。这里说乐本来是好的东西,可以调剂人的性情,是社会文化不可缺少的,但是它的毛病,会使人堕落。我们看历史,一个国家富强了,文化鼎盛,艺术发达到最高点的时候,也就是这个国家、民放、社会最堕落的时候,所以乐有反的一面。《乐书》就说,春秋战国时候,郑国和卫国的音乐,就是乱世的音乐,《诗经》里也收集了一点桑间濮上男女偷情的诗歌。我们现在的部分歌词,以古代对音乐的观点看来,是充满了桑间濮上之音,这是靡靡之音,所以极需要把它净化。因此引用严安的批评说:“佳丽珍怪”,如现代的各种选美,就是佳丽,珍怪就是希奇古怪的东西拿出来公开、展览、比赛。社会太安定了,没有事做,就搞这些事情,好听、好看、热闹。人类社会真的绝对安定,真到了各个生活满足,那么整个社会就完了。“养失而泰”,养就包括民生,民生太舒泰了,社会就堕落下去。“乐失而淫”,淫就是过度了。“礼失而彩”,文化精神丧失了,表面好听好看的东西却特别多。文化不是只靠歌舞戏剧就可以宣传得好的。如戏剧里演出来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该是正确的,可是一些孩子看了,专去学戏里坏的动作那一部分,这后果可严重。“教失而伪”,提倡教育是好的,教育的偏差,结果知识越丰富的人,作假越厉害。养乐礼教都对,但每一事都有反的一面,“伪彩淫泰,非所以范人之道”。要求社会上每个人都一定走上一个轨道,是做不到的,所以讲领导哲学,为政之难,目的在矫正,如矫正得过度了一点,结果发生的偏差就很厉害了。

名器的流弊

名者,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矜篡。——反名也。议曰: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故圣人明礼制以序尊卑,异车服以彰有德。然汉高见秦皇威仪之盛,乃叹曰:大丈夫当如此。此所以生矜篡。老经曰: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信矣哉。

名,是很好的,给人家名誉,这是好事,如现在的表扬好人好事,绝对没有错,但是也会使人生矜篡的念头,就是傲慢、篡夺的念头,这就是由名位而生相反的一面。中国的古礼,名称地位不同,待遇也不同,古代的官制很严格,阶级不同,穿的颜色也不同,它的最初目的在表扬有德,这是好的。可是像秦始皇的车服,显示得那么威风,而汉高祖和项羽,当时看了秦始皇的那种威仪以后,汉高祖心里面就起了“大丈夫当如是乎1的念头,项羽更直截了当起了“取而代之”的念头,名位就有这样反的一面,正如老子的话:“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人的本质差了,就提倡礼,但是有了礼,制度规范是很好,可也是倡乱的开始。从汉高、项羽看了秦始皇的威仪所起的念头就件事,老子的这句话是可信的了。

重法制的流弊

法者,所以齐众异,亦所以乖名分。——反法也。议曰:《道德经》云: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贾谊云: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至难知也。又云: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少匕乖分也。

这是讲法治的道理,每个人处处规矩,每人都有他的守则或范围,本来很好,可是毛病也出在这里,正如《道德经》上老子说的:“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一个社会法令越多,犯法的人越多,法令规定越繁,空隙漏洞毛病愈大,历史上秦始皇的法令那么严密,还是有人起来革命。汉高祖一打进咸阳,把秦始皇的法令全部废了,约法三章,只有三项法令: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很简单的三条,老百姓就服了他,所以贾谊也说,法令越严密,犯法的人也越多起来,有的人要做坏事之前,先去找法令的漏洞做根据,做出来的坏事就变成合法的,法律不能制裁他。法规定了,有时反而容易作假,真正会犯法的人,都是懂法的,法令对这种人毫无办法,这就是乖分。

刑赏的流弊

刑者,所以威不服,亦所以生次暴。——反刑也。

刑与法不同,刑是杀人,或拘留人,是处罚人,给人精神上、肉体上一种痛苦的处罚。这是以刑树威、遏阻那些不守法的人。但是执行的人,会滥用刑法来欺负别人,有时好人也会受到刑法惩罚的痛苦,这便是刑的反作用。

赏者,所以劝怎能,亦所以生鄙争。——反赏也。

有功奖励,本来是好事,但奖励也会产生卑鄙的竞争。得奖的人,与没有得奖的人,常常会争功、争赏,而争得很鄙俗,所以行赏也有好有坏。

学识的流弊

文子曰:圣人其作书也,以领理百事,愚者以不忘,智者以记事,及其衰也,为奸伪,以解有罪而杀不辜。——反书也。文子曰:察于刀笔之迹者,即不知理乱之本。习于行阵之事者,即不知庙胜之权。庄子曰:儒以诗礼发冢。大儒曰:东方作矣!事之何苦?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诗固有之曰: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接其鬓,压其(岁页)(音许秽反),儒以金椎控其颐,徐别其颊,无伤。中珠。由此言之,诗礼乃盗资也。

文子说,上古时的人,造了文字,有了知识。为什么作了书,要教人懂得文字?文字教育的目的,是使人有知识、懂事。使笨的人思想能够开发,不要忘记过去的错误,聪明的人知识学问高了以后,能够懂事。可是相反的,等到知识越广博,作奸犯科,作假的本事也越大,懂了文字,有了知识以后,犯法的也许就是这些人,而且有理论,讲得出道理来,有罪的人他可以说成没有罪,好人可就受害了。最著名的,如清代小说中的四大恶讼师,以一个字之差,就可以变更一个人有罪或无罪,由此可见一个当公务员的,手里玩笔杆的,有时候真厉害,真可怕,尽管现代是新式公文,还是要小心,不能随便用字,有时候一个字的关系都非常大。老一辈的人常说“一字人公门,九牛拖不出。”可见其严重,这就是文字效用相反的效果。

文子更进一步说,有些人做幕僚出身,专门在文字上挑剔的,笔比刀还厉害。在公文上是完全办对了,也符合法令,可是这件公文出门以后,会造成社会的紊乱,会使人造反。所以会办公文的人,不一定懂得政治,等于学军事会打仗的人,不知道国家的整个政策和战略一样,所以“察于刀笔之迹者,即不知理乱之本;习于行阵之事者,即不知庙胜之权。”这两句话是名言,要特别注意的。

盗窃死人以自豪

下面是举的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又举出庄子来了,庄子是很会挖苦人的,这个故事记载在《庄子》的外篇里面,这个故事很妙,他说读书人没有一个好人,都是在挖开死人的坟墓,偷死人的东西据为己有,包括我们自己在内,都是把死人坟墓里的东西挖来,当成自己的,在这里吹。这个故事说,老师带了学生,去挖前辈一个读书人的坟墓,挖了一整夜了,老师站在旁边问道:天都快要亮了,你挖得怎样,拿到了东西没有?学生说:已经挖开了,看见了死人,不过不好意思脱他身上的衣服,可是他的嘴里含着一颗宝珠,这颗宝珠一定要挖出来才行(我们今天所讲的,都是古人吐出的口水,我们将这些残余的唾沫拿来,加一点化学作用,就变成自己的学识在这里吹,这就叫做学问,也就是庄子所说死人口里的宝珠)。老师一听见学生说死人嘴里有珠,就说这有道理,古人说的,绿油油的麦子,要生长在旷野的山坡上,人生也要在活着的时候,显现出现实的美丽来,可是坟墓里的这个家伙,生前那么悭吝,向他请教他都不说,死了嘴里却还含了一颗宝珠,快把他的珠子拿来!可是,小子得小心地偷,你先把他的头发抓祝压开他下巴的两边,然后用铁钉撑开他的嘴。慢慢张开他的牙关,他的尸骸骨头弄坏了没有关系,可是他嘴里那颗宝珠,千万要小心拿来,不要毁损。

这是庄子在骂人。试看各种文章,里面“孔子日”就把孔子嘴里的珠掏出来了,“柏拉图说”就把柏拉图嘴里的珠掏出来了,都是偷死人嘴里的宝珠。读书人都是这样教学生,这样说起来,知识毫无用处,越有知识的人,越会做小偷。还有,自己有一肚子好学问,著一本书,流传千古,还不是又被后代的人偷去。没有学问还没有人来偷,如果嘴里含一颗宝珠,死了以后,棺材还被人挖出来。暴君就专搞这一套。

这故事把天下读书人都骂尽了,但是也使我们懂了一个人生的道理——一切的努力,都是为别人作准备。

福利社会的事

其作囿也,以奉宗庙之具,简士卒,戒不虞。及其表也,驰骋弋猎,以夺人时。——反囿也。齐宣王见文王囿大,人以为小,问于孟子。孟子曰:周文王为困,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人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臣闻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民以为大,不亦宜乎?楚灵为章华之台,伍举谏曰:夫先王之为台榭也,榭不过讲军实,台不过望氛祥,其所不夺穑地,其为不反财用,其事不烦官业,其日不妨事务。夫为台榭,将以教人利也,不闻其以匮乏也。

中国古代的困,是帝王宫廷所造的大花园。造困的第一个宗旨,奉宗庙社稷,把祖宗的牌位摆在里面,作为国家的象征。另外一个宗旨,是“简士卒”训练部队,以戒备国家的不时之虞,防止随时随地意想不到的变乱事故。这本来是好的。可是国家到了鼎盛的时候,这种戒备的心理松弛了,失去了警觉性,练兵的操场,变成了运动场,最后还被敌人占领去了。这就是造囿的反效果,所以天下事都有正的一面和反的一面。

孟子讲故事

在历史上也有困的故事,齐宣王看见以前文王的囿大,可是一般人还以为太小了,就问孟子这是什么道理?这一段读过《孟子》的都知道。中国上古周朝的时代,虽然是皇帝的专制政体,他修的囿,是与民同乐的公园,到春秋战国以后,就没有公园了,变成皇帝私人玩赏的地方。我们中国现在的公园兴起,老实说是近百年来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而历史上我国在周代以前的文化,本来就有公园,所以盂子告诉齐宣王,造公园与民同乐、同利益,大家自然会认为方圆七十里的公园还太小了。他同时对齐宣王说,听说你修的囿,方圆只有四十里,里面养了许多动物,小羊、小鹿之类,如果老百姓打猎杀了小鹿,你就要把打猎的人抓来,如同惩罚杀人犯一样抵罪。所以老百姓会讨厌,因为你只是私人的享受,何必修那么大的花园。

楚灵王的故事

另一个历史故事,楚国的灵王修章华台,伍子胥的祖父伍举反对,他对楚灵王提出意见说,照中国文化的道理,我们的大建设,修建大广场,是讲军事,为训练部队用,建筑高台是研究天文用的。可是尽管国家需要这样大的建设,还是有四个条件,就是第一不能占用老百姓用来种田的土地;第二这项建筑的经费,不伤害到国家的财政;第三对于工程,雇用老百姓来做,并不妨碍到公私的事情;第四在时间上,绝不在农忙的期间动工。所以一个国家伟大的建设,是教人有利于社会,这样国家进行的伟大建设,不但不会招惹民怨,甚至都将成为百姓感戴颂扬的对象了,就不会发生国家财政上有所匮乏的问题了。

我们现代是以民主政治为基础,尤其近几十年来的政治观念,当然到了最进步的时候,而在古帝王时代,就有这许多毛病,这都是讨论古代政府在建设方面的反效果给予我们历史教训的经验。

尚贤的流弊

其上贤也,以平教化,正狱讼,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泽施于下,万人怀德。至于衰也,朋党比周,各推其与,废公趋私,外内相举,奸人在位,贤者隐处。——反贤也。太公谓文王曰:君好听世俗之所举者,或以非贤为贤,或以非智为智,君以世俗之所举者为贤智,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则多党者进,少党者退,是以群邪比周而蔽贤,是以世乱愈甚。文王曰:举贤奈何?太公曰:将相分职,而君以官举人,案名察实,选才考能,则得贤之道。古语曰:重朋党则蔽主,争名利则害友,务欲速则失德也。

在诸子百家中,墨子主张贤人的政治,“尚贤”、“尚同”是他主要的思想。历史上的政治哲学思想,都是圣贤的政治哲学。现在这里的反贤,并不是反对圣贤政治,而是说太过分了,太偏重了,就会出问题。正如孔子说的“矫枉过正”,矫枉到超过了正的分寸,又是偏了,尚贤也是一样,原文“上贤”的“上”与“尚”通,就是重视的意思。在尚贤政治好的一面,是平教化。社会的教育文化到最高的水准,社会安定,没有犯罪的人,所以“贤者在位,能者在职”,这是中国政治的大原则,最终的结果,就是“泽施于人,万人怀德”八个字,使全民得到这种政治所产生的福利。而在另一面,光讲贤人在职,贤能与不贤能的人,好人或不好的人,很难分别,如果走偏了,好人与坏人往往也会结成一党。比如历史上很有名的党祸,在汉、宋两代都很严重,宋代乃至有一度立了党人碑,连司马光、欧阳修,这一班历史上公认为正人君子的,都列名在党人碑上,几乎要杀头坐牢的!而我们现代从历史上来看宋代的党祸,双方都不是坏人,这两派都是好人。另外一派的领袖王安石,历史上说他如何如何坏,其实也说不出他什么坏的事实,只是说他的政策不对,当时实行得不对,但是我们政治上的许多东西,如保甲邻里制度,就是他当时的这一套制度,他的收税原则也没有错。王安石本人,既不贪污,又不枉法,自己穿件衣服都是破的,虱子都在领口上爬,爬到衣领上去,被宋神宗看见,都笑了。三餐吃饭,都只吃面前的一盘,一则是因为近视,看不见对面的菜,更重要的是从来不求美食,对于物质的生活,没有什么过分的需求。可是在宋代他形成了那么大的朋党,只是政治意见不相投,而成为很严重的问题。朋党则比周,同一政治意见的人,会互相包庇,每人都推荐自己信任的朋友,拉自己的关系,结果就废公趋私,变成一个大私的集团,内外挟制,而被坏人利用这个团体,把好人当招牌,安安稳稳坐在上面,替坏人做了傀儡。这就成了贤人政治的反面。

姜太公论派系问题

接下来引用姜太公对文王的建议,作为这个道理的伸论。姜太公告诉周文王,如果完全听信社会上一般人的推举,社会上都说某甲好,就认为某甲好。但社会的这种舆论,不一定有标准,因为群众有时候是盲从的(古代是如此,现在用在民主政治,更要注意)。有时候非贤为贤,并不是真正贤人,因为社会关系多,制造他变成一个贤人的样子,乃至于并不是大智大才的人,也会被社会制造成智者的样子。如果根据社会上这种舆论,领导人便公认这样就是了不起的人,以为就是贤人,就有问题。相反地,对于世俗一般人认为不对的,也跟着大家认为这人就是不对的话,那么拥有多数群众的就能进身,群众少的就会被斥退。于是一班坏人可利用这种机会,彼此结合,遮蔽了贤者之路。因此世乱愈来愈甚了。这也就是说,无论古今中外,人相处在一起,自然就会结党,派系就出来,所以姜太公提出这个意见。

文王问他:我专用贤人,这就好了吧?姜太公答覆文王:做领导人的要公平,人与人之间,两三个人在一起,派系就出来了,所以不能怪他有派系。人的社会就是如此,主要在于领导人的公平,将与相,文的武的,制度职务处理得好,在职务上,为政治的需要而找人才。“以官举人”这句话不要轻易放过。看懂了人事,再回过头来看历史,几十年前出来做事的,哪有现在的困难?那时有什么考试?只要找到关系,写一封介绍信,没有缺额,也因人而设官。而政治上轨道的时代,则以官举人,真需要人办事,职务确定了,才找适当的人才,绝不因人情的关系,而另外设一个官。要规规矩矩,不可以乱来。我们看周代八百年初期的政治,确是“案名察实”,脚踏实地,用人绝不讲人情,选他的才干,考察能力,所以这里的“贤”是实用的人才,稍有不同于四书中,孔孟所讲的贤人,这里的贤包括才、能、品格在内。这样才是获得有才能、好品格人才的方法。最后引用三句古话:“重朋党则蔽主,争名利则害友,务欲速则失德。”这三句话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小自个人的修养,大至政治的修养,都要特别注意。一个时代,如果派系倾轧,只以小圈子利益为主,互相朋党,则蒙蔽了领导人,重视了权利、地位的名义和利益,有时就会伤天害理,害了好朋友。万事不可求速效,办一件事若要马上得到效果,为了赶成绩,就伤害到别人,伤害到职务,乃至扩大伤害到国家社会,就出了大毛病

不能善用所长的五反

《韩诗外传》曰:夫士有五反,有势奠贵不以爱人行义理,而反以暴傲。——反贵也。古语曰:富能富人者,欲贫不可得;贵能贵人者,欲贱不可得;达能达人者,欲穷不可得。梅福田:存人所以自立也,重人所以自塞也。

家富厚,不以振穷救不足,而反以侈靡无度。——反富也。

资勇悍,不以卫上攻城,而反以侵凌私斗。——反勇也。凡将帅轻去就者,不可使镇边,使仁德守之则安矣。

心智慧,不以端计教,而反以事奸饰非。——反智慧也。说苑曰:君子之权谋正,小人之权谋邪。

貌美好,不以统朝莅人,而反以蛊女从欲。——反貌也。此五者,所谓士失其美质。

这里是讲士的五反,古代的所谓士,以现在来勉强解释,包括了一切知识分子,不过一说知识分子,很容易误为限于读书人,其实不然,无论文的武的都称为士。

这里提到古书的《韩诗外传》里一段文章:一个人有五反,贵、富、勇、智、貌等五种相反的一面。

有些人,有了势力,地位高了,譬如一个人穷小子出身,到了尊贵的时候,本来应爱护别人,爱护朋友,但是他反而不爱护别人,也不爱护朋友,而且做事不照义理,反而骄傲起来,脾气也暴躁起来,这是反贵——第一反,就是说人没有把握永远不变的,看别人,看历史,看社会,乃至看自己,都没有把握不变。现在自己可怜兮兮的,还很自我欣赏,说不定到达了某一个位置,观念就整个变了。所以要在富贵功名,或贫穷下贱,饥寒困苦都永远不变,保持一贯精神的做法,是很难做到的。但有势尊贵以后,反转来不爱人,不行义理,反而变得暴傲,这就是贵的反面。

这里又引用中国古人的老话,“富能富人者,欲贫不可得”等三句,乍看之下,好像不可能,但从经验中体会事实就是如此。有钱的人,在他富有的时候,还能够帮助别人也富有,这样广结善缘,得道多助,自己想穷一点都做不到。一般人想,钱越多越好,有谁会希望自己穷的,这就要看个人的人生经验了。人到了有钱、有地位时,若想下来一点,却做不到。有些人运气好,追随到一个了不起的人,一步步富贵上去,想下来做一个老百姓却不可得,能够帮忙别人发达,提拔别人的人,自己想退休不干,也办不到。所以梅福(汉朝人,后来成了神仙,宁波四明山,就是他归隐成仙的地方。)说:帮忙人家,结果还是帮忙了自己,阻别人路的人,最后还是把自己的路塞了。

这一段话,仔细去思想,多处去体会就发现意义很深,把前面的古语和梅福的话,对照起来,就可以了解。这些话,并不像其他的书标榜因果的道理,而只是说人的心地要忠厚。

……

第二个是富的反面。本来,一个人有了钱财,应该帮助人家,帮助亲戚朋友,乃至整个社会的贫人。可是,有的富厚之家,不但没有帮助别人,做社会福利、公益事业,反而因家庭的富厚,侈奢无度,这是富的不好,因此有时富贵反而害了人。

……

第三是武勇的反面。有的人,勇敢彪悍,可以做军人,保卫国家,而结果走错了路,如现代青年,当太保流氓,好勇斗狠去欺负人,成为私斗,这是勇的反面。勇是了不起,但有勇的人,走偏了路,就变成大太保,乃至当强盗土匪。所以领导的人,对于勇的人才处理,国家社会该怎样培养他,要很恰当。“将帅轻去就者,不可使镇边。”如果一个将帅有勇,而行事不够慎重的话,就有“轻去就”的倾向。因为有勇,所以决策时不免参杂个人的主观好恶,而忽略了整体大局的考量。这样的将帅是不适合镇守边疆的,应该用有仁德持重的镇守边疆,才可常保边界的平安。我们再去读历史,常常看到某一将领在前方,做得非常好,突然会把他调回来,当然,也有的调错了,乃至因而亡国的。如明朝末年,熊廷粥镇守东北,把满洲人挡住了,最后皇帝被奸臣蒙蔽利用,把熊廷粥调回来,乃至论死。假如说皇帝混蛋,本来他在宫廷里长大,对外面事不全懂,实在就无话可说了。但这些职业皇帝也满聪明的,他从左右大臣那里听来的理论,比我们书本上得来的多,公文比我们看得多,他明知道不必要,可是硬把前方干得好好的将领调回来,也自有他的道理,因为犯了他内心上的妒忌。换什么人?“使仁德守之则安矣1换一个大度雍容,有仁德、识大体的人坐守边疆,不要打起来就好了。读了这一段,再一想欧美各国的作风,都有他的道理。在我们看来,他们的这种做法全错了,但不要忘了,我们是站在我们的立场去批评,就我们目前的观点而言。而在他们的立场,只希望他这一代不乱,安于现实就好了。

由这里知道,书本上的道理到底对或不对,很难评断,同一个道理,同一个原则,用对了就有益,用错了就有害,所以知识这个东西,也是靠不住的,在乎个人的运用。

……

第四是智惠(“惠”通“慧”)的反面。聪明才智的人,心思灵敏,很有智慧,用之于正,对社会有贡献,而相反的就是好,做作,这是智慧的反面,所以在《说苑》这部书上说,“君子之权谋正,小人之权谋邪。”权谋就是手段,手段本身并不是坏的名词,圣贤讲道德,道德也不过是一个手段,仁义也是一个手段,这并不是坏的,正人用手段,手段就正,在乎动机,存心正手段就正,存心邪门的人,即使用仁义道德好的手段也是邪。

……

第五是美貌的反面,用人先看相貌好不好,态度好不好。古今都是如此,距离我们比较近的清朝几百年历史,尤其晚清,有一个人一脸麻子,考取了进士,最后廷试,要跟皇帝见一面的时候,本来是状元,结果因为是麻子,而换了别人。风度好,相貌好,也是件好事,并不是坏事,去做外交官或政治上需要讲究仪表的人物,本来很妥当,如果利用自己的美貌去搞男女关系,去纵欲,这就是貌的反面。

总括说这五个条件,一个人够称得上士,具备了某一个条件,但是不能善用其所长,反而把优越的条件变成所短而弄成反面的,还是很多,这就失去了士的原本素质了。

姜太公论三明

太公曰:明罚则人畏慑,人畏慑则变故出。——反明罚也。明察则人扰,人扰则人徙,人徙则不安其处,易以成变。——反明察也。太公曰:明赏则不足,不足则怨长,明王理人,不知所好,而知所恶;不知所归,而知所去,使人各安其所生,而天下静矣。晋刘颂曰:凡监司欲举大而略小,何则?夫细过微阙,谬志之失,此人情所必有,固不许在不犯之地,而悉纠以法,则朝野无立人,此所谓以治而乱也。

这是引用姜太公的话,就明罚、暗察、明赏等三明的反面而谈治乱。

明罚,是说刑罚,管理得太严,动不动就罚。罚得严厉,大家都怕,但不要以为怕就可以吓住人,老子就提过这个原则:“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人到了某一个时候,并不怕死的,所以过分使人怕,反而容易出毛病,容易发生变乱。

明察,凡事都对人看得很清楚,调查得很清楚。这就使人感觉到被扰乱、受干涉,为了避免干涉,于是逃避迁走了,不安其处,也容易形成社会的变乱,所以明察也有反的一面效果,因此中国的政治,过去总讲厚道,要宽容一点。

明赏,动不动就奖励,这样好不好?奖励过头了也不好,人的欲望不会满足的,愈来愈不满足,一不满足就会发生怨恨了,最后便变成仇敌了。

所以真正懂得道理的,对于干部的统率管理,能够做到没有好恶,过太平日子,达到平安两个字的境界,才是真正的太平。

换句话说,反经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办法,正反两端,有如天平一样:只要有一端高一点,另一端就低一点,不能平衡,问题就出来了。

最后引用晋朝名臣刘颂的话作这五个反面的结论。刘颂说:政府中负有监督责任的人,为什么只注意大的地方,而对于一些小的地方不去注意,因为每个人小的过错,偶然的缺点,或者忘记事情,这是人的常情,在所难免的,这不能算是犯了法,不应该将这类事情,列在不可违反的范围,而纠正处罚他,否则的话,政府机构和社会上,就不会有一个称得上标准的人了。这样苛刻的要求,就算不上是清明的政治,因为要求得太过分,反而造成了乱源。在一个单位中,领导的人,自己做到清廉,自己没有嗜好,是可以的,但要求部下,每个人都和自己一样,这就不行了,这就是“以治而乱”了。

专权与嫉妒

晏子曰:臣专其君,谓之不忠;子专其父,谓之不孝;妻专其夫,谓之嫉妒。——反忠孝也。《吕氏春秋》曰:夫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人之主,不阿一人。申子曰:一妇擅夫,众妇皆乱;一臣专君,群臣皆蔽。故妒妻不难破家也,而乱臣不难破国也,是以明君使其臣,并进轴辏,莫得专君焉。

忠臣孝子,这是最了不起的人格标准,但也不能过分,过分就是毛病所以齐国的名相晏婴,这位了不起的人物曾经说过,一个好的干部,固然对主管要忠心,可是忠心太过就变成专权了。就是说一切都要经过这一个干部,容易形成这个干部的专权,那就太过分了,两三个兄弟,都要当孝子,其中一个要特别孝,那么下面的弟弟都被比下去了,这也是不孝。古代多妻制的时候,有几个太太,其中一个独擅专房,不能容纳别人,这就是妒忌。因此忠、孝等,过分了也不好,也有反效果。所以吕不韦著的《吕氏春秋》(吕不韦这位秦始皇的父亲,原来是做生意的,后来把人家的国家都换给自己儿子,这是生意做得最大的了。他著了一本书《吕氏春秋》,实际上不是他自己作的,是他的智囊团们,把中国文化中杂家的学问收集起来编著的。书成以后公布,有谁能更改其中的一个字而改得更好的,就赏千金,公布了几个月,也没有人去改一个字,这固然是吕不韦的地位太高了,大家不敢去改,而事实上这部书是有内容的,我主张大家要读。它也是中国杂家之学的大成,杂家可不一定是坏的,正的反的,好的坏的,包罗万象,叫作杂学)书中说宇宙万物滋生靠阴阳,它生长了高丽参可以补人,也生长了毒草可以害人,并不偏向只生长一类。天下雨,需要水的地方下,不需要水的地方也下,公道得很,这就是天地无私。人要效法天地。所以当领袖的人,万民之主,不能为了一个人而偏私,申子(战国时韩国人,名不害,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著书二篇,号申子,为法家之祖)也说,一个女人独占了丈夫,在多委制的时代,其他的太太,一定发生捣乱的行为。家庭如此,国家也如此,一个臣子“专君”了,其他所有的大臣、于部都被遮盖了,所以专宠的太太,很容易破家,而专君之臣容易破国。所以一个高明的领导人,对于部下,不能只偏爱一人,偏听一个人的意见,也不专权任用一个人,凡事大家一起来,像古代车轮的支杆,一起都动,于是就不会有专君的现象了。

文武兼资论

韩子曰:儒者以文乱法,使者以武犯禁。——反文武也。曾公曰:恃武者灭,恃文者亡,夫差偃王是也。吴子曰: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之君,恃众好勇,以丧社稷;明主鉴兹,必内修文德,外治武训。故临敌而不进,无违于恭。僵尸而哀之,无及于仁矣。《铃经》曰:文中多武,可以辅主;武中多文,可以匡君。文武兼备,可任军事;文武兼阙,不可征伐。

这里引用韩非子的话,我们知道韩非子是法家,他以法家的立场,以法家的观点,认为儒家、道家以及其他各家,对社会人群,都没有贡献,一定要法治的社会才对,所以他有这两句名言,“儒以文乱法,快以武犯禁。”知识分子,读书人(儒在这里不是专指儒家)学问又好,又会写文章,文章写多了,思想也多了,能言善道,很会辩论,于是以文学知识,扰乱了法令。讲侠义的人,动辄老子拳头大,用武勇把不平的事压平了,所以重武侠的人,专门破坏了法令,因之法家看起来,文武两方面都不对,都是不守法,这也是反文反武的一面之辞。

这里引用几个人的话。曹操说:一个国家,专门依靠武力的,最后弄到自己亡国灭种。看到现代史上,二次大战,当年的德国、日本,都是“恃武者灭”。专门好文的,最后也是亡国,不注重军事国防,如吴王夫差,鲁国的偃王,都是只提倡文化,不注重国防的,而最后败亡,这是“恃文者亡”。吴起的兵法上所以说,上古时候承桑氏(即穷桑氏)这个国家的皇帝,治理国政,专门讲道德,废弃了武功,结果是亡国,又如夏朝的有扈,则专门讲究武功,好勇,结果也是亡国,因此文武两事不能偏废,高明的领导人,看到了这个道理,就一定以“内修文德,外治武训”八个字作政治的最高原则。军事国防是不能缺少的,文化是国内的政治中心,对外要注重国防,随时准备作战,敌人不敢打进来,自己端恭而作,非常清明,供奉殉国的忠烈;激励人民有尚武的精神,也不损害于仁德。

《钤经》(即《素书》,又名《玉钤经》)上说,文武兼备。不但国家如此,个人也是一样,中外历史上,真正的大将,都是文武兼备,光有武功而不懂文的,只是战将,不是大将。文武兼阙的,也就是文武都不够的,不可征伐,不能做大将。

人与牛的故事

子路拯溺而受牛谢。孔子曰:鲁国必好救人于患也。子贡赎人而不受金于府。(鲁国之法,赎人于他国者,受金于府也。)孔子曰:鲁国不复赎人矣。子路受而劝德,子贡让而止善。由此观之,康有所在而不可公行。——反康也。匡衡云: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桢干也,公卿大夫相与修礼恭让,则人不争;好仁乐施,则下不暴;上义高节,则人兴行;宽柔惠和,则众相爱。此四者,明王之所以不严而化成也。何者?朝有变色之言,则下有争斗之患;上有自专之士,则下有不让之人;上有克胜之佐,则下有伤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则下有盗窃之人,此其本也。

这与廉洁或贪污有关,廉与不廉,这中间很难分辨,这里就举中国文化的历史故事:孔子的学生子路,有一次救了一个落水的人生命,这个落水的人,是一个独子,他家里非常感谢,谢了他一头牛。子路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头牛,大概杀来墩牛肉给老师吃(一笑)。面孔子对于这件事奖励子路,说子路做得对,这个风气提倡得好,将来鲁国的人,都愿意救人了,救了人有牛肉吃,这样很好嘛!子贡比子路有钱,当然,子贡的个性也不同,依鲁国的法令,当时的奴隶制度,赎人回去,奴主应该收赎金的,可是子贡不收赎金,孔子责备子贡做得不对。这两件事,子路收了别人的红包,孔子说他收得对,提倡好的风气是劝德,而子贡这样做应该也没有错,他谦让嘛,自己有钱,不收人家的钱。可是这样一来,就使别人不敢随便赎人了,所以有时候做好事很难。由这个道理看起来,人应该廉洁,不苟取,一点都不要,这是对的,当然,不可以提倡贪污,不过有些时候,像子贡的不受金于府,也不可以公然做出来,不然就会收到廉而过清的反效果。

匡衡论政风

汉朝的匡衡(匡衡上疏是历史上有名的故事,汉武帝是非常英明的皇帝,而匡衡这个年轻的读书人,当时提了好几个报告,指出汉武帝这样不对,那样不对,这要更改,那要更改,汉武帝非常重视。)就说:孔子说过以礼让治国很难得。孔子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中央政府,是天下的中心,对下面的风气,有很重大的影响作用,如果在中央政府中的重要干部,彼此之间都很礼貌,很有风度,影响到下面的社会,就不会彼此纷争:上面的人好仁乐施,下面的人就不会粗暴犯上;上面的人提倡节义,有高度的节操,下面的社会风气,则会跟着好转过来;上面宽厚柔和,下面彼此就有爱心。这四点,就是英明的领导人用不着以威严来下命令,而以自己的行为,使政治风气好转,下面就自然会受到感化。什么理由呢?因为在中央政府中的大臣们,如果意见不同,讲话时吵得脸红,于是影响到下面,就发展为打架了。上面的人如果喜欢独断独行,影响到下面的人一点都不谦让。上面如果有克胜争功的风气,下面的人就会产生伤害别人的心理,上面的人好利,到了下面就变成偷了。这是说上位者的作风,就是政治风气的根本。

更上一层楼的道理

慎子曰:忠未足以救乱代,而适足以重非,何以识其然耶?曰:父有良子而舜放瞽瞍,桀有忠臣而过盈天下,然则孝子不生慈父之家(六亲不和有孝慈),而忠臣不生圣君之下(国家昏乱有忠臣)。故明主之使其臣也,忠不得过职,而职不得过官。——反志也。京房论议,与石显有隙,及京房被黜为魏郡太守,忧惧上书曰:臣弟子姚平谓臣曰:房可谓小志,未可谓大忠,何者?昔秦时,赵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秦之乱,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宁那,唯陛下毋使臣当正先之死,为姚平所笑,由此而观之,夫正先之所谓忠,乃促秦祸,忠何益哉?

慎到是战国时一位道家的人物,这里是他论忠的一段话,忠孝过分了就是毛病他说:任何一个时代,并不希望出一两个特别的忠臣。标榜忠臣固然是对的,但我曾说过,少讲文天祥这班忠臣,听了令人泄气。文天祥并没有错,应该标榜,但是要大家都做文天祥,对吗?文天祥那个时代是没有结果的啊!我们为什么不提倡汉朝、唐朝、宋朝、明朝开国时候的那些大臣呢?我们只是欣赏忠臣,可不想忠臣的那个时代背景如何?那个背景是很惨痛的。所以慎子说:忠臣并不能救乱世,这个道理在哪里?如尧、舜、禹三代,是了不起的圣人,而舜的父母都很坏,可不能认定这一对老头子、老太婆绝不会生好儿子,他们生了一个圣贤的儿子——舜。尧是圣人,但他的儿子很坏。桀是夏朝最坏的皇帝,他下面有不少忠臣,而他在历史上的过错却是那么大,所以孝子不生慈父之家,家庭好了,父慈子孝,那里会特别显出孝行来呢?老子说的“六亲不和有孝慈”,家庭有了变故的,才显示出孩子的孝行来,我们可不希望家庭有问题。再看国家,岳飞是了不起的忠臣,可是我们并不希望有岳飞那样忠臣的结果。岳飞如果生在好的时代,处在好的领导人,好的同事之间,不过是一个贤贞的大臣而已,老子说“国家昏乱有忠臣”,我们只希望有岳飞这样一个坚贞的大臣,可不希望国家昏乱。

一个单位有好干部,也是因为有坏干部比较,才显示出来的。因此,一个英明的领导人懂了这个道理,他领导部下,要求部下,忠是要忠,可是要在职务范围以内尽忠,不要超过职务范围以外。讲到这里,就得引述历史的例子来作证明了:大家都知道岳飞是忠臣,岳飞的冤枉那还了得,其实秦桧也未尝没有冤枉,虽然岳飞是秦桧害死的,而事实上秦桧也是奉命承旨才这么做的。因为宋高宗已经对岳飞不满,岳飞犯的错误就是忠过职了,第一他的口号,“直捣黄龙,迎回二圣。”试想高宗对这口号是什么味道?直捣黄龙可以,但是要把二圣接回来,高宗这个皇帝还干不干呢?岳飞直捣黄龙就好了,迎不迎二圣,是赵家的家务事,就不必去提了。第二个错误,岳飞在前方当统帅,硬要干涉皇帝的家务事,劝高宗赶快立定太子。岳飞这些建议真是忠,完全是好意,可是超过了他的职权,使高宗受不了。所以忠不得过职,而有所建议也不要超过职权的范围以外,不要干涉到别的事。这是过忠的反面。

京房的故事

接下来再举出历史的故事来引证这道理。我们研究历史,可不是大学里历史系的方向。这里是套了三段。第一是汉朝京房这个人。第二是引用赵高的故事。第三是京房假托学生的话。京房他也是汉朝一个了不起的人。后世研究《易经》的专家,还没有能超过他的。他是易学象数的大师,他博通《易经》,但最后是被害而死的。京房学《易经》的老师是焦赣(延寿),是汉易的大师,也是有前知之能的,京房跟他学《易经》的时候,焦赣就断定了京房这位学生喜欢谈论先知,将来会不得好死的,所谓“先知者不祥”。有些人不想求先知,算命、看相、卜筮这些都是先知,能先知的人都不太好。

石显也是汉朝有名的大臣,他和京房两人在中央政府,政见不同,互相有嫌隙。后来京房垮了,下放出来到外面——魏郡作官,离开中央政府,而石显还在中央。这一下京房害怕了(由这句话,就可知京房的《易经》还没有学通,如果学通了《易经》,对于功名富贵,对于人生患难,还会那么忧愁,那么学《易经》还有什么用?这个修养就不够了,表示他的《易经》还是没有真正的学通),就上书给皇帝说,我的学生姚平对我说,我只是对你小忠,还说不上是大忠。他说,这是什么道理呢?以前秦始皇的时候,赵高用事,有一个名正先的人,反对赵高,而被赵高杀了,从此赵高在政治上的威信建立起来了,而秦二世到后来的乱,也可以说是由正先所促成的。这个话讲得多深刻,换言之,秦二世的时候,赵高想要造成自己的政治势力,被正先看出来了,想在赵高在政治上的力量没有形成的时候,揭发他的阴谋,可是赵高杀了正先,反而促使赵高建立了政治上的权威,而形成了政治的派系。所以秦之乱,实际上等于正先所促成的,而现在我京房,奉你的命令出来做地方官,希望你不要听左右的人乱讲,把我当正先一样杀掉了,那样,我的学生还会笑我。(京房这些话说得多窝囊,读历史读到这些地方,不免掩卷一叹,人为什么把做官看得那么重要?!)这一段的结语说,由京房所引正先的这个故事看起来,正先揭发了赵高的阴谋,这是对秦始皇的忠了,可是这忠的结果,是自己被杀了,而促成了赵高建立起政治上的党羽和权力。那么愚忠有什么益处,相反的结果更坏。反经就是告诉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要注意到反面的结果,作人也好,做事也好,尤其是政治上,事先就需要注意到反面的流弊。

庄子的著作权被盗

庄子曰:将为(月去)箧探囊发匮之盗,为之守备,则必摄缄滕,固扁囗。此代俗之所谓智也。然而巨盗至则负匠揭箧,担囊而趋。唯恐缄滕扃囗之不固也,然则向之所谓智者,有不为盗积者乎?——反智也,孙子曰: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上面这段书,是庄子的话,或是鬼谷子的话,很难确定,但早已见于《庄子》外篇。这一章一般人是避免讲的,但是人人都知道。历史上懂得权谋的人,没有不知道的,反派的人知道,正派的人也知道,谁都不肯明说,也不大肯讲授。

《庄子》分“内篇”、“外篇”、“杂篇”。“内篇”是讲道,讲修道的。中国的道家很妙,军事学谋略学等,都出在道家。虽然内篇是讲道,连带也说到外用,中国文化所谓“内圣外王”之学,外王就是讲外用,其实这个名词不是儒家的,而是出自《庄子》的观念。我认为中国一般大儒家表面上是讲孔孟之学,实际上骨子里都是道家的思想。外面披了一件孔孟的外衣,但是绝不承认。一般人之不大肯讲授《庄子》,和不愿意讲授《长短经》一样,学的人如果观念弄错了,就可能学得很坏。本身是教人走正路,可是揭开了反的一面给人知道,如现代李宗吾的“厚黑学”,目的是教人不要厚脸皮,不要黑良心,殊不知看了“厚黑学”的人,却学会了厚黑,变成了厚黑的人,那就很糟了。《庄子》这部书也是这样。

这里引用《庄子》的话,但据别本《长短经》资料,是鬼谷子的话。我们先要对这本《长短经》,有一个基本观念,了解它不是注重考据,而偏重于所引用文句的理论内容。也许他确有所见,是鬼谷子的话,也说不定,但在这里我们不想多去考证。其次《庄子》“内篇”、“外篇”、“杂篇”中,只有“内篇”真正靠得住是庄子自己的著作,“外篇”就不一定是他的著作,“杂篇”就更靠不住了。但是一般人真正用得着的是“杂篇”。古代的成功人物,多半都熟读它。在“外篇”、“杂篇”中有许多不是庄子所著。可能是别人写的,至于是不是鬼谷子的,则是一个问题,只有在《长短经》里指出是鬼谷子说的,这段话是中国文化里很有名的一段文章。现在译文已经很多了,他的内容是:

做强盗、小偷、扒手的人,是弄坏人家的皮箱,撬开人家的柜子,或从人家的口袋里偷东西。于是一般人,为了预防这些人来偷窃,有了财物,都妥当地存放好,放在保险箱、衣橱这些地方,还要在外面用绳子捆扎起来,打上死结,或者加上锁,锁得牢牢的,这是大家都想得到,都会这么做的。可是遇到了大强盗的时候,整个皮箱、保险柜都搬走,这时强盗还唯恐箱子、柜子锁得不牢,越锁得牢,对强盗越方便,越有利,免得零零碎碎,太麻烦。那么刚才所说的一般人锁牢捆好的防盗智慧,不是为自己保护是为强盗保护了,这就是聪明智慧的反作用。同样的道理,像有一位我教过五六年的外国学生,现在巴黎大学教书的法国女孩子,最近从法国来看我,问起还教不教外国学生,我笑着告诉她已经关门了,因为怕有一天,我们中国学生,必须去巴黎大学,把中国文化学回来。我们在这里辛辛苦苦整理自己的文化,一旦碰到外国的强盗,连箱子都被他搬去了,就是这个道理。而事实上已经有一些朋友的孩子,到外国去学中国历史、中国文学了。这是就文化方面而言,其他方面很多是这种情形的,譬如政权也是这样。庄子的文章就是这样,他说了正面的,可是马上可以看出反面的东西来。“其所谓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圣人的保存文化,也是为大盗而储蓄的,因此智慧聪明的反面,也非常可怕。所以《孙子兵法》上也说,作战时,敌人的装备越好,对我们越有利,因为一旦把敌人打垮了,装备也拿过来了,那么敌人就变成是替我们装备,所以“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那么何以知道自己的保护、储蓄,只是为大盗而保护、储蓄呢?历史上有一件事可以证明。

田成子窃齐的故事

其所谓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手?何以知其然耶?昔者齐国,邻邑相望,鸣狗之音相闻,罔署之所布,束耨之所刺,方二千余里,阖四境之内,所以立宗庙社稷,治邑屋州间乡里者,局尝不法圣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朝拭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耶?并与圣智之法而盗之,故田成有乎盗贼之名,而身处尧舜之安,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敌诛,十二代而有齐国,则是不独窃齐国,并与其圣智之法,以守其盗贼之身手?——反圣怯也。昔叔向问齐晏子曰,齐其如何?晏子曰:此季世,吾勿知齐其为陈氏矣!公弃其人而归于陈氏。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钟乃大矣。以家量贷,而以公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鱼盐蜃蛤,弗加于海人三其力,二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屦贱踊贵,人多疾病,而或燠休之,其爱之如父母,归之如流水,欲无获人,将焉避之。

齐是姜太公的后代,最初姜太公帮助周武王,打下了天下,平定中国,周武王分封诸侯,姜太公被封在齐国,现在山东的东部,在那个时候,齐国土地贫瘠,是没有人要的地方,周朝对姜太公的酬劳,只是如此而已。这时姜太公已将近百岁了,只好去就国,但走在半路上不想去了,碰到旅邸的主人,可能是道家的隐士,年龄也很大了,看见姜太公一脸颓废灰心的样子,于是劝姜太公赶快去接事,并且要好好地做,不能有埋怨的心理。就凭了这一句话,姜太公听了心里当然懂,倒霉就倒霉,只有绝对服从,这才去就国。姜太公到了这样穷的地方怎么办呢?于是发明了把海水煮成盐,并且开矿,进行现代所说开发资源的工作。古代盐铁是经济上最主要的物资,齐国靠海,出产渔盐之利,因此后来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齐国成为最富的国家。

现在这里写到春秋末期齐国的富强繁荣,渔业农业发达,地方又大,建立国家的一切政治规章制度,都是依照他们先世的圣人——太公望的做法,一点都不错。可是不料出了一个大强盗——田成子,齐国后来就亡在田成子手里,田成子叛变,杀了齐国的皇帝而自称齐王,偷来了齐国这个国家,而田成于所偷的,又岂但是齐国,并且把齐国几百年来,好的政治规章制度,都偷过来用上了。所以历史上虽然骂田成于是窃国的强盗,但是田成子却安安稳稳地做了齐王、齐国的大老板。当他有权势在手上的时候,国际上一样地恭维他,一样地承认他了,到底他还传了十二代。由这个例子看,田成子不但偷到了齐国,连齐国历史政治的经验都偷到了。

晏子论权

齐国将到末期了,叔向问齐国的名宰相晏子,齐国的前途如何?晏子说,这已经是没落的时代。这里古文称季世,因古文以孟、仲、季来代表大中小或先后次序,而最小或最后的又称叔;古文上的叔世,也就是末世的意思。季世即没落的时代。这里晏子是说,齐国已经到了没落的时代了,走下坡路了,他不能不说齐国要归陈家了。这时陈家是齐国的大夫,特权阶级,后来叛变。晏于说,现在齐国的政府对人民不关心,民心都归顺了陈家。以度量衡这件事来说,齐国的量数,原来分为豆、区、釜、钟四级,以四升为一豆,依次逢四进位,到釜的时候,则以十釜为一钟。而陈家居然创出自己的量制来,从豆到釜不用进四而都加一,成为逢五进位,所以钟的量在观念上更大了。他以家制贷放出去,以公家的量制收进来,说是用大斗贷出、小斗收回的方法,使民心归服。山货木材,海产鱼盐,从产地到市场不另加税,以利人民。而在齐侯统治下,一般人出三分力量,两分归公,只有一分留作私有。结果公家的东西多得都朽蛀了,但是负责公务的三老,却穷到饭都吃不上,整个国家弄到穷的愈穷,富的愈富。外加齐国刑罚太滥,多有断脚之刑,断脚的人太多,形成“履贱踊贵”,普通人穿的鞋子反而不如断脚者专用的“踊”价格贵。对一般人的痛苦,陈家却能安慰救助,所以大家都喜欢陈家,所有的人心,都被陈家骗去了,齐国的祸乱,恐怕难以避免。

这里看到经济的关系,社会的关系,与政治关系的重要。齐国虽有晏子这样有才具、有道德的宰相,但当民心归向陈家形成后,也是没有办法,正如《庄子·(月去)箧》一章中说的,齐国被陈家这一个扒手给扒掉了,而陈家的扒窃方法,是由经济方法向收服民心下手的。

圣盗同源

跖之徒问于跖曰:盗亦有道乎?跖曰:何适其无有道耶?夫安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

盗跖,是代表强盗土匪坏人的代名词,在古书上常常看到这个名词,并不是专指某人的专有名词,而是广泛的指强盗土匪那一流坏人。我们平常说“盗亦有道”。这句话的由来说出在《庄子》这一段。

强盗问他的头目,当强盗也有道吗?强盗头说,当强盗当然有道。天下事情,那里有没有道的?当强盗要有当强盗的学问,而已学问也很大,首先在妄意——估计某一处有多少财产,要估计得很正确,这就是最高明——圣也。抢劫、偷窃的时候,别人在后面,自己先进去,这是大有勇气——勇也。等到抢劫偷盗成功以后,别人先撤退,而自己最后走,有危险自己担当,这是做强盗头子要具备的本事——义也。判断某处可不可以去抢,什么时候去抢比较有把握,这是大智慧——智也。抢得以后,如《水浒传》上写的:大块分金,大块吃肉,平均分配——仁也。所以做强盗,也要具备有仁义礼智信的标准,哪有那么简单的!像过去大陆上的帮会的黑暗面,就是这样。从另一角度看,那种作风,比一般社会还爽朗得多,说话算话,一句够朋友的话,就行了。所以要仁义礼智信具备,才能做强盗头子,具备了这些条件而做不到强盗头子的或者有,但是没有不具备这五个条件而能做强盗头子的,绝对没有这个道理。

这里是引《庄子》的一段话,如果看全篇,是很热闹、很妙的,其中的一段是说到孔子的身上,内容是鲁国的美男子,坐怀不乱的圣人柳下惠,有一个弟弟是强盗头子,孔子便数说柳下惠为什么不感化这个弟弟。柳下惠对孔子说,你老先生别提了,我对他没办法,你也对他没办法。孔子不信,去到柳下惠这位强盗弟弟那里,不料这个强盗弟弟,先是摆起威风对孔子骂了一顿,接下来又说了一大堆道理,最后对孔子说,趁我现在心情还好,不想杀你,你走吧!孔子一声不响走了,因为这强盗头子讲的道理都很对,所以这里引的一段,也是柳下惠的弟弟对孔子说的,而实际上是庄子在讽刺世风的寓言。李宗吾写《厚黑学》的目的也是这样的,所以也可以说庄于是厚黑学的祖师爷。相反地来看,即使做一个强盗头子,都要有仁义礼智信的修养,那么想要创番事业,做一个领导人,乃至一个工商界的领袖,也应该如此。倘使一个人非常自私,利益都归自己,损失都算别人的,则不会成功。

后汉末,董卓入朝,将篡位,乃引用名士。范晔论曰:董卓以尴阚为情,遭崩剥之势,故得蹈藉彝伦,毁裂畿服。夫以刳肝昔早趾之性,则群生不足以厌其快,然犹折意缙绅,迟疑凌夺,尚有盗窃之道焉。

这里又引用另一个历史故事来作说明了:

在后汉末朝,三国开始的时候,董卓在当时是西凉边疆的一名土匪兼军阀,毫无纪律,但对于权变诡谋,他都懂,当想要把汉献帝的位置拿下来的时候,就知道先礼敬人。当时社会上知名的学者,如蔡邕就是他敬重的人,所以著《后汉书》的范晔,为董卓下结论说,董卓那种野蛮的豺狼之性,又遇到汉朝的政权垮台剥落崩塌的时代,给了他机会,得以蹈藉彝伦,破坏纲常制度,毁坏分裂了中央政府的政权,像董卓这种残酷得能够吃人,刳人肝剖人趾的人,就是杀尽了天下的人,也还不够称心。但是就连这样坏的人,对于名气大的文人学者,却还懂得故意表演谦虚的一套。就在民国初年,如东北早期的军阀卢俊异,从关外到了北洋政府的时候,把带来的大批人参、皮货,从门房、副房一直到上面的大员,每人一份礼,会议的时候,什么都不懂,轮到他讲话的时候,他只一拱手说:“我叫卢俊异,初次到北京,样样不知道,全靠诸老兄1可是这个马贩出身的军阀,就这样成功了。董卓的“折意缙绅”也就是这个手段,因此他对于汉朝的政权还想慢慢来迟疑凌夺,一点一滴,渐渐抓过手来,把它吞掉。所以不要看董卓是这样粗鲁、好杀人的家伙,他还懂得盗窃之道,怎样去偷别人东西的方法。

例如蔡邕是当时的名士,学问非常好,董卓特别把他捧起来,因此后来董卓失败了,被群众杀死,因人胖脂肪多,被人在肚脐点灯的时候,谁都不敢去收尸。蔡邕是个文人,还是去哭吊,他认为董卓尽管坏,而对自己很好,还是朋友,仍然去吊丧,结果蔡邕也因此被杀了,他的女儿文姬流落到匈奴去,后来才由曹操接她回来。

由是观之,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盗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矣——反仁义也。

由董卓这种人,对于名土学者,都知道笼络运用看来,可知“道”——仁义礼智信这个原则,好人想要成功,需要以它做为依据,坏事想要成功,也不可以违反这个原则。可是天下到底好人少,坏人多,就拿社会学、人类学的观点来看,也是事实,人性坏的多,所以耶稣、释迦牟尼、老子、孔子,才要拚命劝人做好,可也有很多人利用宗教靠宗教吃饭的,就是天下善人少,不善人多的道理。知识学问,本来是想教人走上好的路,可是坏的人多了,如一些大土匪,何尝没有知识学问?坏人知识多了,为害天下的本事也就更大了。作者的这几句结论,说得很中肯、很深刻,也很悲痛。文化学问,真是一把刀,刀的本身不一定是坏东西,刀不一定是杀人的,还可以救人,医生动手术用的又何尝不是刀,而且还非用不可,刀的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执刀的人,刀是如此,文化、道德、学问也是如此,这是说仁义的反面。

议曰:昔仲由为邵宰,季氏以五月起长沟,当止匕之时,子路以其私秩粟为浆饭,以饷沟者,孔子闻之,使子贡往覆其饭,击毁其器。子路曰:夫子嫉由之为仁义乎?孔子曰:夫礼!天下爱天下,诸侯爱境内,大夫爱官职,士爱其家,过其所爱,是曰侵官。

再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举出历史事实,说明怎样做法才是正确的:

有一次子路去做邵这个地方的首长,当时鲁国的政权掌握在季家的手里,限五个月以内,开通一条运河。古代人口少,经济没落,季家这个措施,对老百姓来说,太过苛扰了。而子路的行政区内正管到这件事,为了要鼓励大家做工,公家的经费又不够,就自己掏腰包,把自己的薪水贴上,乃至从家里弄粮食来,供给大家吃。孔子听到了这个消息,马上派子贡去,把子路做好给工人吃的饭倒掉,把铁锅打毁。子路的脾气,碰到这情形,火可真大了,跑回来跟老师吵架,对孔子说,你天天教我们做好人好事,教我们行仁义,现在我这样做,你又嫉妒了,又反对我了,还教子贡来捣乱。孔子就说,子路!你不要糊涂,中国的文化、古礼,当了皇帝的人,因为天下都是自己的,便忘忆了自己而爱天下,当了诸侯,就爱自己国家以内的人民,当了大夫就只管自己职务以内的事,普通一般人,爱自己的家人,超过了范围,虽然是行仁义,也是侵害了别人的权力,所以你做错了。

从历史上看,一个精明皇帝下面的大臣是很难做的,假如一个大臣,做得很好,做到上下一致爱戴他,拥护他,皇帝只要问他一句话:“意欲何为?”这大臣就受不了。就如包拯这样的忠臣,宋仁宗这样高明的皇帝,有一次包拯建议他册立太子,宋仁宗很不高兴地反问一句:“你看我哪一个儿子最好?”意思是你姓包的希望我早死,可以把我儿子中和你有交情的一个捧上来,你包某人可以官做大一点揽权不成?包拯懂了他问这句话中的这些含义,所以立刻跪下来脱了帽子对皇帝说,我做臣子的已经六十几岁了,也没有儿子,这个册立太子的建议,不是为了我自己,完全是为了朝廷。宋仁宗这才笑了。当年孔子就是这个道理,看见子路做出超过范围的事情来,为子路着急,赶紧教子贡去把他煮好的饭都倒掉。

另一个历史故事:

汉武时,河间献王来朝,造次必于仁义。武帝色然难之,谓曰: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归即纵酒。

汉武帝的时候,封在河间的献王,自然也是刘邦的子孙,来朝见汉武帝,穿的衣服很规矩,每一个进退动作,都很得体,很有礼貌,处处都合乎行仁由义的规矩,就自然而然地表现出庄重威严的样子来。汉武帝见了他以后,态度脸色都变得很难看,心里有所疑虑妒忌的味道,于是对河间献王说,汤武当年起来革命,不过是七十里大的地方开始的,文王开始时候的辖区也不过一百里方圆,而你现在管的地方,比他们的幅员还更广大,你好好地干吧。汉武帝这几句话,太严重了,意思是说,你努力吧,像你这样做法,有一天造起反来,一定可以推翻我了,至少将来我死了,也可以打垮我的儿子,由你来当这个皇帝了。我们从这类历史上看来,人类也很可怜,父兄叔侄之间,往往为了权力利害的相争而相杀。以哲学的观点去看人性,人实在是毫无价值的,骨肉之间感情非常好的,往往出在贫穷的家庭。一到有富贵权力的冲突,兄弟、姊妹、父子之间都发生问题,古今中外都是如此。这在一个哲学家看来,人实在太可怕了,真是六亲不认,比禽兽还不如,没有道理,这就叫做人,人这种动物又有什么意思?由此可见汉武帝的“王其勉之”这句话心理的反映。

河间献王听了汉武帝这句话,懂得他话里的意思,回去以后,就故意吊儿郎当,一天到晚喝酒,听歌跳舞,表示没有野心,以行动告诉汉武帝,你可以放心了。

由是言之,夫仁义兼济,必有分乃可。故尸子曰:君臣父子,上下长幼,贵贱亲疏,皆得其分曰理。爱得分曰仁,施得分曰义,虑得分曰智,动得分曰适,言得分回信,皆得分而后为成人。由是言之,跖徒之仁义非其分矣。

由子路和河间献王这种历史故事来说,要实施仁义爱人,普遍的帮忙别人,爱部下爱团体,也还要知道自己的本分,超出了本分不行。孔子把子路的饭倒了,就是子路的行为超出了本分。孔子这样做,也是对子路无比的慈爱,是爱护学生如自己的儿子一样,因为子路这样一做,他会大得人心,但必然会引起的嫉妒,就非把于路害了不可,这就是教子路不要超过了本分,作人做事就如此之难。所以尸子(尸佼)里就提到,作人的道理,要守本分,就是我们的老话,现在大多数年轻人是不会深人去体会的。什么是本分?做领袖的,做父亲的,做干部的,做儿子的,上下长幼、贵贱亲疏之间,都要守本分,恰到好处。譬如贫穷了,穿衣服就穿得朴素,就是穷人的样子,不可摆阔;有钱的人也不必装穷,所以仁爱要得分,施舍要得分,仗义疏财也要得分,智慧的行为也要得分,讲话也要得分,信也要得分,总而言之,作人做事,要晓得自己的本分,要晓得适可而止,这才算成熟了,否则就是幼稚。由这个道理看起来,虽然上面所说的强盗也讲仁义道德,所谓“盗亦有道”,可是在作人的基础原则上,他是错误的。

这是中国文化,为西方所没有的,到今天为止,不论欧洲或美国,还没有这个文化,专讲作人做事要守本分的“哲学”,能够达到如此深刻的,这些地方就是中国文化的可贵之处。

由是言之,夫仁义礼乐,名法刑赏,忠孝贤智之道,文武明察之端,无隐于人,而常存于代,非自昭于尧汤之时,非故逃于桀纣之朝,用得其道则天下理,用失其道而天下乱。

这里作全篇的结论了。他说,由上面反复所说的各点来说,孔孟思想所标榜的仁义礼乐,法家所提倡的名法刑赏,忠孝贤智的行为,文的武的以及侦察谋略等事,每家的思想,每一种法制,都是天地间的真理,永远存在那里,井没有避开人去隐藏起来。尽管时代变了,而真理还是代代都存在的,不能说时代变了,仁义的真理就不存在,就不是真理了。所以并不是说在三代以前,尧舜的时候,仁义道德就自己主动地出来了,也不是说夏桀、商纣的时候,仁义道德就没落了,离开了人类社会。问题还是在领导时代的人物们的运用。我们要注意的,这里只讲用不讲体,每一个学问,每一个思想,每一个政策,每一个办法,运用之妙在于人。如我们桌子上这个茶杯,可以泡茶,固然很好,因喜欢茶而喜欢了茶杯,但同样的杯里也可以盛毒药用来杀人,这茶杯本身没有好坏,在于如何使用这个杯于,是给人喝茶或给人服毒,用得对的就天下太平,用得不对,就天下大乱。懂了这个道理,就知道一切学问,一切思想,在于用得恰当不恰当,同样的思想,同样的学问,用的时间空间不恰当,就变成有害处。

孙卿曰: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出。禹之法犹存也,而夏不代王。故法不能独立,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美。

这里引孙卿的话作最后结论,古代羿的法制、思想、政策并没有错,而这些不错的办法还存在的时候,羿在中年就早死了。禹王治水以后称夏朝,他的文化法制都还存在,但后代也没有了,而制度、办法都还是原来的。问题就在这里,任何法律、思想、体制、政策、主义、法则、本身不能单独存在,靠人去运用,人用得好就存在,用得不好就亡掉。

最后引用《庄子》的一段寓言论作证。

《庄子》曰: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代以氵并氵辟纟光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客得之,以说吴王。越人有难,吴王使之将。冬,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氵并氵辟纟光,则其所用之异。故知制度者,代非无也,在用之而已。

这是在《庄子》里很精采的,很有名的典故,古代的大政治家或大阴谋家都懂这段故事。《庄子》说:宋国有一家人,有一个祖传秘方,能在冬天里涂在身上,不生冻疮,手上皮肤不会裂开来,所以这家人,凭了这个秘方,世世代代漂布,都不会伤手,因而漂的布又好又快又多。有一个人经过这里,听说这家人有这个秘方,要求以一百金——也许相当于现在一百万美金的价值,购买这个秘方。后来果然以这个大数目,把秘方买来了,然后到南方去游说吴王,吴越地在海边,打仗要练海军作水战,他游说吴王成功,做了吴国的海军司令,替吴国练兵。到了冬天,和越国打仗,吴国的海军涂了他的药,不怕冷,不生冻疮,大败越国,因之立了大功,裂地而封。他就是利用这个百金买来的方子,能够功成名就以至于封王。庄子说,就是这样一个不生冻疮的方于,有的人能够利用它不生冻疮,不裂皮肤这一点而封侯拜将,名留万古。而这一家人却只能用这同一个方子,世世代代替人家漂布。同样一个东西,就看人的聪明智慧,怎样去运用,而得到天壤之别的结果。因此一个人,倒霉了不要怨天尤人,要靠自己的智慧去想办法翻身;所以任何思想,任何制度,不一定可靠,主要在于人的聪明智慧,在于能否善于运用。

苏秦的历史时代

上次讨论了张良,现在自《战国策》上,摘录有关苏泰的一段问题来研究。苏秦与张仪,是中国史上的两个名人,过去称他们为说士或说客,所谓游说之士,意思是说他专门玩嘴巴的。我们今天提出这一篇来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像现在美国的基辛格(美国国务卿,以“穿梭外交”,游说国际间),我们中国人就称他为游说之士,是苏秦、张仪之流。一个书生用他的嘴巴,凭他的脑筋,摆布整个世界的局势,在我们过去的历史卜,最知名的就有苏秦、张仪两同学,这是我们都知道的故事。现在我们回转来再研究苏秦、张仪的传记资料,对我们这个时代有很深的启发,许多道理,都可以在这里看出来。

这里就牵涉到历史哲学问题。讲历史哲学,有两个重要观点,一个观点认为人类历史是重演的;一个观点认为人类历史是进化的,不会反复重演的。但这两个观点是可以融会贯通的。历史的现象,事物的变化,并不一定重演。譬如我们现在穿的西装,同古代衣服的式样就不同了;但是大原则,人要穿衣服,则是一样的。我们知道了历史的原则是一样的,所以看到苏秦这一篇,就可以找出很多很多的重点来。

我们如果是作学术的研究,当然,只靠这一篇是不够的。《战国策》是汉代刘向编的,根据历史的资料,集中起来,编辑成书,名为《战国策》。古代所指的“策士”就是专讲谋略学的人。譬如现在我们因为某一事件,向上面提出一个建议,这建议就是“策”。专门以这种计策起家的,就叫“策士”。另外,像宋代因时势的需要,改变了考试制度,应考的文章中,必须增加写一篇策论。这就是看应考人对政治和时事的见解,对国家大事的认识。到清朝末年,提倡废除“八股”的时候,一度又主张考试策论。我们知道宋代苏东坡考中科名的那篇著名的文章,《刑赏忠厚之至论》,讨论司法上判罪的问题,也即是与政治有关的司法问题。现在我们要看的这篇文章摘自《战国策》,就是属于策论这一类的–也可说明《战国策》一书的完成,是刘向当时把战国时代的许多谋略问题,集中起来,编为一书。

从前读书人对于这本书,有两种主张:一种是限制年轻人,不许读这本书。古代的观念,认为读了这本书,容易学坏。所以要先读四书、五经,等读好了以后再读,由正经而懂得如何权变。但是另一个观点,每逢时代乱的时候,便有许多人主张应该多读《战国策》,因为时代乱的时候,需要有头脑的人才,所以读了《战国策》,对事物的观点会不同。但是,研究谋略这一类东西,仅仅是读《战国策》还是不够的,譬如研究苏秦,就得再读司马迁所著《史记》中苏秦等人的传记。但那样还是不够,最好再能了解战国时候,苏秦当时所有的历史情势。

现在,我们仅就《战国策》中“苏秦始将连横”这一篇来研究。所谓“合纵”等于组织一个联合国。当时泰国是一个新兴起来,有强大力量的国家,苏秦就把弱小的国家,联合起来抗秦,用历史的观点来看,苏秦的“合纵”计,也就是这个组织的建议,是很不错的,应该的。但是有一点,我们看了全篇以后,首先要认识一个人的动机,因为苏秦当时的用心,并不是为了天下国家,而是为了个人出风头,这是首先我们必须了解的。

第二点,根据历史的记载研究,苏秦当时是一个读书的年轻人,后世人称他是鬼谷子的学生。关于鬼谷子,又是一个可以用来作专题研究的题材了。历史上究竟有没有鬼谷子这个人,另外待考,如在河南有“鬼谷”这样一个地方,不过古代又称“归谷”,意思是归隐在这个山谷。据说这是道家的人物,有如张良所遇到的黄石公一样,是不是确实有这个人;不知道。就是真有这样一个人,无疑的,学问一定非常好,据说苏秦便是他的学生。今天讲谋略学,所谓拨乱反正的这一套学问,乃至于用在坏的这一方面,捣乱造反的学问,都是出于他–鬼谷子。苏秦当时出来,拿鬼谷子的这套学问,游说诸侯晋见每个国家的领袖,希望取得功名富贵,实行他自己的思想。

第三点要注意的,游说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的风气,那个时候还没有建立考试制度,知识分子都靠游说出来做事的。譬如盂子,一天到晚见这个诸侯,见那个诸侯,也是游说。各个诸侯虽然尊重他的学问,可是却不用他。同样的,后来苏秦第一次出来游说,也是完全失败了,没有人听他的。我们看他游说的内容对不对?完全讲的是正道,但是正道当中有歪道。以现代的观念来说,苏泰是偏重在军国主义的思想,主张富国强兵,他举出历史上的实例,只有战争才有办法,才能够强盛,才能够安定。可是秦国并没有接受,这又是什么原因?这就是我们读书要注意的地方。当时的秦国,是秦始皇的祖父辈,天天想统一,想消灭其他大国,可是苏泰主张用兵,又为什么不听从他的意见?这同我们今天的情形一样,为什么基辛格提倡以和谈代替战争,大家都明知道是毒药而还是吃下去?为什么不肯言战?我们读历史,就要懂得这些。懂得历史就懂得现在,懂得现代也就懂得古代。历史并不一定重演,但原则是一样。

第四点,再讲到苏秦个人,第一个游说失败,弄到回家的路费都没有,穿双破囗鞋,拿只破箱子,回到家里来,嫂嫂不给他饭吃,家里的人都看不起他,那种难受,是到了万分。因此苏泰重新发愤读书。所谓悬梁刺股,把头发用绳子捆起来,挂在梁上,身旁放一把锥子,等到夜晚读书打瞌睡时,头一低,头发一扯,醒了。再不行就自己用锥子刺自己的肉,如此鞭策自己用功。据说读的是《太公兵法》,把太公兵法读通了,于是再度出来游说诸侯。这次不再跑到秦国去主张打仗,反而跑到弱小的国家,等于今日世局中,受人侵略、受人宰割的国家,由燕国、赵国开始,组织联合阵线抗秦,不主张打仗,主要目的在使秦国不敢出兵。他把天下大事、人的心理、政治的心理,战争的心理,都摸透了,果然成功了。这一下身佩六国相印,同时当起六个国家的行政院长,印都挂在身上走,随时拿来盖就行了。当时这位联合国的秘书长,还不比现在的联合国秘书长,他是有实权的,只要他说一句话就行了,国与国局势就受这样一个书生的摆布,安定了二十多年,这又是一个什么道理?为什么他后来主张合纵,大家会团结?这是矛盾的团结,利害关系的团结,不是道义的团结。为什么会这样,也是值得我们研究的,这和现代的情形又是一样。

第五点,到了他个人成功以后,就看出这一班人是只讲手段的,只求如何达到目的。所以中国文化中讲正统文化的,素来对于这些人不大重视,因为他们只以个人为出发点,而孔孟思想是不以个人为出发点。苏秦成功以后,自己知道这套手法只是玩弄玩弄而已,各国君王的头脑不一定都是豆腐渣做的,不会一直听他的摆布,只不过是所拿出来的办法,正投合了时代的需要,都只是手段。他也知道这个手段不会长久,他的另外一招就很厉害了。当有一个强大的敌人存在,大家需要团结起来与它抗衡,这时是做得到。但对秦国封锁了以后,秦国的军国主义不能扩张了,结果苏秦的戏就不能唱了。没有了敌人,怎么还能够玩?

于是他利用机会培养和他学问差不多的好同学张仪,他这培养方法就很高明了。他怎样培养张仪的?他和张仪的感情原来好得很,而且两人约定在先,谁先有办法,谁就帮忙另一人站起来。这时苏秦佩了六国的相印,张仪还穷得很,去找苏秦,心想求取一个秘书、科长的位置,还会有什么问题?苏秦正在办公室接见各国大使,忙碌得很,知道张仪来了,教他在外面小工友的小房子里等候,自己威风得很。到了吃饭的时候,也留张仪吃饭,可是随便打发他在一个角落里吃,自己却和各国贵宾周旋。故意使张仪看见,使张仪难受,用种种方法刺激他,最后告诉张仪目前没有机会,嘱到旅馆等候,也不送点钱去,使他受尽冷落凄凉之苦,然后教一个人对张仪说:你是找苏秦的?同学有什么用?他已经功成名就,不理你了,你的学问也很好,又何必求他呢?用种种方法挑拨,使张仪恨死了苏秦,决心非打倒苏秦不可。到秦国去,你苏秦搞合纵,我就弄一个专门破合纵的计划。实际上,苏秦正需要像张仪这样的人到秦国去,但是他为什么不告诉张仪合作唱对台戏?因为他知道张仪如果不受这样大的刺激,就发不起狠来,如果说明了,反而搞不好,必须要培养出他如此怨恨的气愤,硬是要立志做破坏的计划,两人才有戏唱。所以后来张仪连横的计划成功了,苏秦派去挑拨张仪到秦国去,始终“卧底”的人,这时才把真相说出来。实际上张仪到秦国的路费还是苏秦奉送的,一切都是苏泰安排的。所以张仪说,我还是没有跳出这位老同学的手心。并且决定苏秦还在的一天,秦国就一天不出兵,等苏秦死了再打。战国末期,就被这样两个书生摆来摆去,摆布了相当长一个时期。现在我们用人才,除了有才具,有学问,有思想,还非要有道德做基础不可,没有真正的道德做基础,则好头脑是很可怕的。这是第五个重点。

第六个重点,附带谈到有名的故事,当苏秦第一度游说失败,穷了回家的时候,嫂嫂都不给他吃饭,冷饭都不剩一点,父母兄弟都看不起他。到后来身佩六国相印,要到楚国去的时候,经过自己家乡,他的嫂嫂以及全家人都跪下来迎接,那种恭维真是不得了的,这时苏秦问他的嫂嫂:“何前倔而后卑也?”这个话也只有苏秦才说得出口。老实说,在中国讲究道德修养的人,不会讲这样的话,他却会爽直痛快当面问他嫂嫂。人性本来也就是这样,可说他问得很直爽,还不算顶坏的,还没有故意整她。而嫂嫂答复的话也很简单明了,她说:“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也。”这是人情之常。古今中外,人类社会,就是这么一回事。那个时代,哪个时代不讲现实?从这里又可认识人情世故。

第七点,苏泰是怎样死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不得好死,最后到了齐国的时候,有人行刺,把他杀死了。他所以到齐国去,是因为在燕国出了私生活方面的绯色故事,和燕王的皇太后发生了关系,被燕王知道了,苏秦知道靠不住了,很危险。于是说动燕王,要到齐国去才对燕国有利,燕王明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也只有这个办法送他走最妥当,就让他去了。结果,齐国的大臣找人行刺他,苏秦身负重伤,没有立即死去。而齐王赏识他,大为震怒,下令全国抓凶手,可是抓不到。苏秦在临死以前,告诉齐王,只要宣布一下苏秦是个坏蛋,是为燕国来做间谍的,被杀死以后,齐国可以安定,这样宣布就可抓到凶手。苏泰说完这些话就死了。齐王果然照苏秦的话宣布,而行刺的凶手出来了,于是齐王把凶手抓来杀了。苏泰临死了,还会动脑筋,借人家的手替自己报仇,这就是搞谋略的人头脑的厉害。

这是随便举出来的七个重点,事实上我们要看的第一篇当中,并不止这七点,还有很多重点,仔细去研究起来,对于古代战争地理的观念、社会发展的观念、经济问题的观念、军事问题的观念等等,都足以发人深剩这就是读书不要被书骗去了,仅了解文字,就不是真读书,我们读书是要吸收历史所告诉我们的经验,由这经验了解很多很多的事,尤其对于今日我们国家所处的这个世界局面,会有更深人的了解。所以我上几次都建议大家,多读《战国策》、《国语》,不要以为这些是老东西没有用,实际上这些书非常有用。

远见抵不住现实的短视

下面就原文文字,作一下重点解说:

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三曰:“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崤、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愿大王少留意,臣请奏其效1

苏秦说秦惠王,一开始,就指出秦国西、北、南、东四边的疆界,边防的形势。不要以为这是古代的地理,大家还是要注意。虽然交通情形古今不同,但地理形势是不会变的。他继续又说到地理与经济的关系,一直到“天下之雄国也”。这是说明当时秦国的首都,在现代的陕西西安一带。我们要注意,那时的陕西又不比现代,经济的条件、地理的条件、政治的条件,都非常重要。最奇怪的是,我们研究中国战史,历史上的大战争,几乎每次都是从秦晋这边向东南打下来的,所谓建领而下,中国的地势就是这样,如同屋顶上倒水,一直倾下来,几乎任何一次大的战争都是如此,如果从这一方面去研究,牵涉到的战史就太多了。比较特殊一点的,只有元朝稍稍有所不同,蒙古也是由西北高原,但不一直东下,先进康藏的边境,囊括巴蜀、汉中,另由康、藏,席卷云南,而经岭南、两广,北上会师湖南、湖北。同时再另由北方出兵,两边向中原一抱,钳形的夹持,就把中原抱去了。只有这一次用的战略,与历代的战略不同。这是一大重点。

自“以大王之贤”到“愿大王少留意”这一段,要注意的是,战国时的秦国,想并吞各国,统一天下,并不是秦始皇开始的,秦始皇的祖先早就有这个企图,尤其是苏秦对秦惠王说的这段话,就是要他统一天下,并且把泰国的地理条件、经济条件、人才、军备等等优越的地方都说出来了。

苏秦受到反教育

我们现在注意秦惠王答复苏秦:

秦王曰:“寡人闻之,毛羽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诛罚;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顺者,不可以烦大巨。今先生伊然不远千里而庭教之,愿以异日1

他没有接受苏秦的意见。但不接受有他的几点理由:一、如同鸟一样,羽毛还没有长丰满,是不可以学飞的。个人作人如此,国家大事也如此,没有准备好,飞不起来的。二、“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诛罚。”这个“文章”不是现代在报纸、刊物上写的文章,这里的意思是政治文明,包括社会的安定,政治的清明,在古人说是“大文章”。用现代话说,是政治文化的基础还没有稳固,不能随便诛代别人,征伐别人。三、“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秦惠王所讲的这个“道德”,并不是四书五经上所讲的道德。在古代,道德是一个政治名称,意思是声望、威望。国家在一般人民,还不能信服的时候,就无法指挥人。四、“政教不顺者,不可以烦大臣。”内政还没有做到很平顺、很安定时,就不可以因出兵而劳烦大臣,劳烦国家的重要干部。

秦惠王举出了这四点。以现代的观念看,他是说,据我所知,准备不够,不能轻举妄动。自己在国际政治上的声望不够,无法去征伐别个国家。国内的威望不够,就不能支使老百姓。内政上还没有达到最高的修明境界,也不能加重大臣们的职责。所以秦惠王对苏泰很客气地说,承蒙你看得起我,那么远跑来看我,而“庭教之”。(苏秦不是秦国人,他是当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的东周洛阳人,因此说“庭教之”–到我这里来指导我,假如有朋友来家里看自己,我们写信也可写“蒙枉顾而庭教之”。)接着说:“愿以异日”,以后再讲,轻轻四个字,把苏秦赶跑了。

药不对症的言论

可是苏秦并不死心,还是提出他的见解来,这是他最初的思想,然这时的苏秦还不成熟,可是已经很会说话。

苏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农代补遂,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尧代囗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代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代纣,齐桓任战而伯天下,由此观之,恶有不战者乎?”

他一开始就说“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我早想到你不会采用我的意思。他被拒了,还赖在那里,接着他就举出历史上许多的故事来。为了充实自己理论的内容,他引用了许多上占史,而这些历史,都证明天下是打来的。由黄帝开始,一次战争胜利,就成功了,乃至最后由王道谈到霸道,例引“齐桓公任战而伯天下”,靠战争称霸,领导了天下。然后说,有历史的证据在这里,没有一个国家不是靠战争而统一天下的,这就是苏秦的主张,以现代的另一角度来看,这就是黩武精神、侵略主义或好战思想,没有实力的强权就不会成功的。苏秦继续又说:

“古者使车毅击驰,言语相结,天下为一,约从连横,兵革不藏,文士并饬,诸侯乱惑,万端俱起,不可胜理,科条既备,民多伪态,书策稠浊,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无所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辩言伟服,战攻不息,繁称文辞,天下不治,舌弊耳聋,不见成功,行义约信,天下不亲;于是乃康文任武,厚养死士,缀甲厉兵,效胜与战常”

这一段文字,四个字一句,后来就演变成中国一种文体–骄体文–四六句,几千年来一直都用这种文体,简单明了,而包括的内容又很多。每句里都有很多的东西。试从这段中随便抽出一句来看,例如“舌弊耳聋,不见成功。”这八个字,就是今天美国基辛格这一套的政策,嘴里叫和平,你基辛格叫死了都没得用。所以我们多看自己的历史,现代的这些事情在过去的历史都有过了,道理很清楚,所以苏泰说,到了后来“废文任武”,光靠文化的政治,在国际间做不到,没有办法,只好靠战争来解决问题,于是“厚养死士”,培养敢死的人。

接着这几句话要注意。

“夫徒处而致利,安坐而广地,虽古五帝、三王、王伯、明主贤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势不能,故以战续之;宽则两军相攻,迫则杖我相撞,然后可建大功。是故兵胜于外,义强于内,威立于上,民事于下。”

他说只是讲理论没得用,非战争不可,为什么?任何人都想坐在家里利益就来了,不打仗而领土越来越扩充,乃至古代的三皇、五帝、五伯以及所有的明主贤君,都希望能够做到这样,不经打仗,只要内政修明,就有人来投降。但这只是理想,用道德的政治来感化人,是不可能的事情,最后不得已,都是用战争。

下面是苏秦所提的重点。这个重点对不对呢?说句老实话,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历史,都是如此,只是表面上不讲出兵而已。任何一个和平,没有一个坚强的武力在后面支持,都站不住的。所以讲军事哲学思想,苏秦的话就是:和平只有在强有力的情形下才能谈的,否则谈不到。这就是他的“宽则两军相攻”到“民服于下”一段话中的“兵胜于外,义强于内”八个字。一个国家,对外有强有力的武力支持,对内再讲求内政的修明,这时你讲道德,人家就都听你的了;如果对外的兵力不强,再讲道德也没有用。

“今欲并天不,凌万乘,诎敌国,制海内,子元元,臣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于至道,皆忄昏于教,乱于治,迷于言,惑于语,沈于辩,溺于辞,以此论之,王固不能行也。”

最后,苏泰在这里刺激秦惠王,等于在骂他。苏秦说,根据这些历史的经验,任何国家,想统一天下都非兵不可。苏秦当然不好意思直接骂秦惠王,他说现在一般国家的嗣主们,都不懂这些大道理,都在那里忄昏、乱、迷、惑,沉溺在言语辩论上,空谈理论,所以推论起来,我看你秦惠王也是做不到的。意思说是说秦惠王也和他们一样的草包。

苏秦开始出来,游说秦惠王十次,骂也好,捧也好,终归此路不通。结果都失败了,老实说,这个时候苏秦的主张对不对?没有一点是错的,但是高明不高明?很笨!因为秦惠王智覆他的话已经讲到底了。意思是说,你这些道理我秦惠王全知道,但时机还没有成熟,还不到时候就不能打。所以苏秦这时到底还是一个书生。从这里我们又想到汉文帝时候的贾谊,他的一篇文章《过秦论》,大家应该都念过的,内容是讲汉初中国的地理环境,与政治、军事都有关系。他为什么写这篇文章,那时正是汉文帝时代政治最安定的时候,贾谊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学问很好,很有眼光,他已经看到天下将要乱了,汉文帝拟的几个政策有问题。他的看法并没有错,很对的,所以他向汉文帝提出这个建议,汉文帝也很服他。但后来贾谊还是不得志,死于湖南的长沙,所以后人又称他为贾长沙。历代的文人知识分子不得意,都用贾谊来比拟,尤其李商隐咏他的诗:“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是贾谊提出建议以后,文帝夜半起来忽然想到贾谊,就召见他,还特别在前面摆好一个位置等他来,表示看重他。可是当两人面对面谈话时,汉文帝却只问他人死后究竟有没有灵魂的问题,所以后来历代的文人都为贾谊叫屈,这首诗最后两名就是对汉文帝不满的,对一个这样大的才人,“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半夜里把他找来,这样尊重他,却不问天下国家大事,反而讨论宗教哲学的问题了。多可怜!其实这首诗也是书呆子的话,汉文帝不跟他谈鬼神又能谈什么?贾谊的这些意见汉文帝早就知道了。汉文帝的心里是认为你这个年轻的书生,意见完全对,可是时机还没有到!贾谊的智慧到底不行,眼光还不够。所以李商隐替他抱冤屈,还是书生之见。我的看法,汉文帝对他不问鬼神又能问什么?汉文帝不能对他说时机还没有成熟啊!

人情千古重多金

上面所提出来当时的时代趋势,有许多大原则,是和今日的国际局势差不多,甚至可以说完全相同。只是社会的形态、政治的型态,以及其结构不同而已。现在说到苏秦本人。

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黑貂之裘弊,黄金百斤尽,资用乏绝,去秦而归,羸滕履囗,负书担囊,形容枯搞,面目革黑,状有归色。归至家,妻不下纟壬,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苏秦喟叹曰:“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是皆秦之罪也1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

在“书十上而说不行”,路子走不通的时候,就很可怜了,原来特制的最名贵黑貂皮的衣服穿破了,钱也用光了,行李袋子破了,鞋子也买不起,只好穿草鞋,自己挑了担子,脸色脸看得很,又黑又瘦,营养不良所致,只好回家了。回到家里的时候,太太看见他这副样子,不理他,正在织布做工,也不放下来,照样做她的工,嫂嫂不给他做饭,父母也不和他讲话。这里就看到了人情。由这里我们也看到千古以来一般人情,苏秦遭遇到这种情形,只有感叹自己错了。

于是这一下发愤读书,漏夜把所有的书拿出来。“陈筐数十”,他的藏书还是很多的,不比现代,古代还有那么多书,可见平常很用功。那时的书是很难得到的,“箧”就是书箱,古代的书装在竹制的箱子里,就叫书筐。他在很多的书里,找到“太公阴符之谋”,就是古代的《阴符经》,是不是现代的这本《阴符经》,或另有原本,就很难说,据说他读的是阴符兵法。他“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这两句话是重点,这个“伏”并不是说他跪下来读,是呆在家里不出去,正如上海话“孵豆芽”的意思,就是躲在家里,连人都不敢见,专门研究学问。“简练”二字,“简”就是选,选书中的重点,“练”是熟练,再把选出来的重点搞熟。“揣摩”就是思想、研究等等的综合,揣是用手比算,摩是摸摸看。思想上的揣摩就是研究人家的心理,研究当时各国间的形势,研究每一国领导人心理上需要的是什么。他在这段用功的期间,连睡都没有好好睡,打瞌睡的时候,用锥子刺痛自己,刺到血都流出来,一直由大腿流到脚上。他这样足足用了一年的功,自己有了信心以后,于是他说:“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这两句话是很重要的一个重点,我们要特别注意,他有了信心了,并没有为国家、天下、人类、社会着想,只求他个人的成功。他说只要找到一个老板,一定可以把这老板口袋里的宝贝、黄金、美钞都装到自己的口袋里来,不但可以拿到钱,还有当宰相的绝对把握。他自认为一定可以做当政的人,成为政治上的权要,所以他又出门了。

期年,揣摩成,曰:“止匕真可以说当世之君矣。”于是,乃摩燕鸟集阙,见说赵王于华屋之下,抵掌而谈。赵王大悦,封为武安君,受相印;革车百乘,锦锈千纯,白璧百双,黄金万镒,以随其后,约从散横,以抑强秦,故苏秦相于赵而关不通。当此之时,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苏秦之策。不费斗粮,来烦一兵,未战一士,未绝一弦,未折一矢,诸侯相亲,贤于兄弟。

雏燕初飞

这次苏秦不再到秦国去了,而先到北方,这些都是弱小的国家。他先到燕国,说动了燕国的诸侯,认为他的办法好,给了他资本,要他去组织“联合国”。他就来到赵国了,在赵王建筑得非常漂亮的大办公室里,和赵玉拉着手讲悄悄话,讲的一些什么内容,须看《战国策》的《赵策》,不过读中国古书要了解,他所讲的虽然记载下来给后人学习,也不一定是光明正大的好主意,都是讲利害关系,属于当时的阴谋,所以悄悄的。赵王听了以后,大为高兴,马上封他为武安君,等于现在的上将军、特任官。这个时候,他一下子阔起来了。受了相印,后面带着从人,等于一个特别办公室的机构,“联合国”的秘书长还没有当上,派头先有了。他出去时,后面跟着的车于有一百辆。至于锦绣千纯,并不是穿的衣服,在那个时代,布匹和钱币同样是钱,都当作货币用。他后面带了很多钱,还有白璧百双和黄金万镒,都跟在他的后面。这时他有了政治资本,才开始组织“联合国”,提倡抗秦。

下面“苏秦相于赵”到“贤于兄弟”一段:就是说苏秦这时做到赵国的首相而兼办外交,就马上与秦国断绝了外交关系,和那么强的秦国,不但外交上断绝关系,经济上工商业都不通往来了。这是他与赵王“抵掌而谈”时,不晓得出了些什么主意,后世的人无法知道。后来他的“联合国”一组成,苏秦威风之大,大到除了秦国之外,六国诸侯所辖那么大的天下,那么多的群众,每个国家的诸侯,以及“参谋长”、“秘书长”什么文官武将等谋臣勇士,全部都听命于他一个人,靠他一句话作决定。那种权势,威风之大,不可想象,如拿今天的基辛格来比,基辛格还不及他万分之一呢!而且这个时候,国际上没有办法停止战争,可是苏秦做到了连一根箭都没有用过,而国际上诸侯之间,就能互相合作,贤于兄弟,大家互相团结,这是苏泰的成功。

夫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故曰:“式于政,不式于勇;式于廊庙之内,不式于四境之外。”当秦之隆,黄金万镒为用,转毂连骑,炫(火黄)于道,山东之国,从风而服,使赵大重。

于是写这篇文章的人结论说,由这一段历史,就看出人才的重要,有才干的贤者得其位,天下就服了。只要这一人施展所长,天下的人不问思想、观念各方面,都跟他走,所以古话说:“式于政,不式于勇,式于廊庙之内,不式于四境之外。”这个“式”就是标准,也就是中心。一个中心在于政治–包括内政、外交、经济、军事、社会、教育等广义的政治。光靠武力没有用,要好的政治策略,“式于廊庙之内”–廊庙过去指君主上朝的朝廷,比之现代,是中央最高决策的所在。只要有好的政策、好的人才,就能转危为安,就像苏秦威风的时候,六国的经济都由他支配,各国之间的关系如此密切,不但外交上如此,还有工商上的往来,在秦晋山脉以东的各个国家的诸侯,听到消息就跟着来归服了,使赵国在当时国际上,立即变成最有声望,最有地位的盟主国。

反覆波澜的人世

下面讲到苏秦个人,这也是大家要研究的,关于个人的人生与国家社会的关系。

且夫苏秦特穷巷掘门、桑户卷枢之士耳,伏轼樽衔,横历天下,廷说诸侯之王,杜左右之口,天下英之能伉。将说楚王,路过洛阳,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宴,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苏秦曰:“嫂何前倔而后率也?”嫂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苏秦曰:“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责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人,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1

《战国策》

这里说苏秦这个人,不过是贫民窟里出身的,家里穷得很,小门小户,好比贫民窟里违章建筑穷家的子弟而已,结果坐那么豪华的车子,威风凛凛,各国间随意走动,同每个国家的元首见面,在各个朝廷中,高谈阔论,使各国元首身边最受器重、最得宠的人,在他面前都闭着嘴不敢乱讲话,只有听命的分,天下人没有办法和他对抗。他就是靠头脑,靠嘴巴干出来的。这里就要注意了,推开军事哲学来说,任何历史,任何时代,战争的背后还是思想;权力的背后也是思想,政治的背后仍然是思想,不过许多思想家,虽然影响了整个时代,乃至影响后世千秋万载,在他本人当时是很可怜的。比如孔子、孟子以及古今中外很多人都是如此,这些人都是走正路的大思想家。而苏秦、张仪这类搞思想的人,就讲现实,他们对国家、民族、人类、社会这些大经大节都不考虑,完全个人英雄主义,自我主义,做到“天下英之能伉”就是他们的目的。

后来苏秦要到南方一个新兴的国家楚国去,经过他的故乡洛阳,家里人这时对他的待遇,和他第一次游说秦王失败回来,连父母都不理他的情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这时父母听到他来了,赶紧雇人来粉刷房子,路都打扫干净,准备了音乐、宴席,而且到三十里以外去郊迎。太太不敢正眼看他,只有低下头,侧过脸,偷偷地瞄他一眼,苏秦讲的话,还要凑过耳朵仔细听,就怕听错了。嫂嫂更严重了,跪在地上爬过去,自己先跪下来道歉。岂止苏秦?汉高祖也是如此,当亭长的时候,又喝酒,又乱来。回家时嫂嫂也不给他做饭,要他吃冷饭去。这就是人生。

所以有的人读了这些书,觉得自己要奋斗,要争气,这是一种看法。如果讲修养的,如孔、孟的道德观念,就觉得苏秦的嫂嫂、太太这一类型的人太多太多,只是很值得怜悯,但一点也不会动气,而觉得人原来是如此可怜的一种动物,于是去感化这种人,教他们以后不要这样想,不要这样做,这就是道德的思想。相反的,就是不道德的思想,也是苏秦他们这一条路,不过苏秦还算好,他并没有报复,只是幽默一下,讽刺他嫂嫂一句而已。历史上报复的人很多,如宋朝第一位宰相赵普,胸襟就非常狭隘,度量不够大,他当了宰相,对以前对不起他的人都要报复,还是宋太祖劝他说:“风尘中能识天子、宰相,则人皆可物色矣。”所以宋太祖还是了不起。赵普也还算好的,历史上有很多报复得很惨的例子。所以说苏秦算是好的,不过问他嫂嫂,上次我回来,你高高在上,现在你又跪下来干什么?如果以儒家的道理来说,苏秦就不讲这句话,儒家的做法,是不和这样的人计较。像苏秦这样做法,也是为儒家所不齿的。如历史上三国时有名的管宁与华歆的故事,他们原来是很要好的同学,有一次两人同在一起挖地,管宁挖到一块黄金,看都不看一眼,华歆拿起来看看,想了一下,还是把黄金丢掉了,从此管宁就看不起华歆,断定他将来一定有问题,而不相往来。后来华歆当了曹丕的大臣,也等于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么大的权贵,而管宁就盖了一个楼房,搬到楼上去住,因为他不愿意立脚在华歆所管的土地上,而一辈子不下楼。这就是儒家的另一种作法。假使苏泰讲这句话时,有一个管宁在旁边听了,就马上走开,不理他了,不必说六国宰相,即使当万国宰相,他也不会理的。可是苏秦的嫂嫂答道:你现在地位高了,又有钱,当然不比从前了。那么苏秦听了,不免有所感慨:人在这个世界上,势力、地位、金钱、富贵,这些都不能马虎的啊!不过,要知道一个人,在某一时期,财富名位权势,一点也没有有。真看通这点,才知道如何是人。

这是不能效法的,我曾再三说过,这是属于谋略之学,所以中国古代读书人,对这种书的看法是“不足为训”四个字的评语,不能拿来效法的,不过要懂得。如孔子、孟子何尝不懂这些,当然懂得,但是讲道德,则如孔子赞赏颜回的,宁可抱道穷死,绝对不走偏路;再如子贡,像苏秦这一套本领他都有,而且他也做了,游说过列国,也成功,可是子贡走的是正路,在列国上摆布了那么大的局面,而自己什么都不要,只是为了救自己的父母之邦,才不得不如此一用而已。

这里我们对历史的了解,关于个人的也好,关于国家的大事也好,应该多方面比较,才能有深刻的见识,和正大的抉择。

人才与时代历史

我们现在姑且以人作中心来讲,上次讲了苏泰,这次说到张仪。

为什么要说这两个人?要了解自己国家历史文化的演变,尤其是在一个世界变乱的动荡时代,对于权谋之术,不能不有所了解。过去大家都念过这一类的书,也许因为各人生活的经验不同,而体认的程度也有深浅不同。这几十年来,大家都有许多经历,以这许多不同的经历,来看历史上的事迹,再看世界的大势,观点就不同,因此读历史的观点也不同了。

我们都知道苏秦、张仪是战国时期的人。不过以他们个人做中心,而研究整个历史,特别要注意的是:中国文化,由周朝开始行礼乐道德的政治制度,礼乐道德的政治哲学思想,到了春秋以后,非变不可。这并不一定是由于某一个人或几个人的败坏而演变,而是时势所趋,非变不可。就像我们常说的一句最幽默的,也是最有意义的话:“无可奈何,只好如此。”有些人对于环境和事务是这样,时代的趋势也是这样。任何一个时代潮流,趋势来了的时候,就“无可奈何,只好如此。”由春秋到战国,就是这样一个情形,这是第一点我们要了解的。

其次,周朝礼乐道德的政治制度与政治思想,是所谓王道政治。到了春秋时代,就成了霸道政治,所谓“霸道”一辞,并不是现代“不讲理就是霸道”的意思,当时的霸道并不是不讲理,仍旧非常讲理。以现代观念而言,列国之间的领导权,以武国或财力而称尊的,称之为霸或伯。不走礼乐道德政治的路线,走的是利害关系的路线。当然在利害关系当中,仍然还有他的道德标准,这就是霸道政治的时代。到了战国时代,也称霸道,但已经是霸道的末流了。这时的霸道,到达了并吞,也就是侵略的阶段。这个时候,一个国家所需要的是强。到了这个阶段,天下所需要的,就不是分封诸侯的封建制度,而需要统一天下为一个国家,过去宗法社会的封建是要改变了。当时各国之间,可能统一天下的,最有优势的是秦国,另外还有南方一个新兴的楚国,但楚国始终无法与秦国抗衡。至于太行山以东,黄河南北的这些国家,太老大了,内政也太衰败了,始终处于听人宰割的状态。

牵涉到商鞅

研究历史,战国时的齐国、楚国,乃至韩、魏,并不是不可为,但又为什么弄到如此,只能听秦国的摆布?归结下来,不外是人才的问题。

好了,到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不但是中国的历史文化,即使世界的历史文化也是如此:决定仍是在人才。就是现代的历史,我们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秘史》这部纪录片以后,也深深感到人才是决定性的关键。任何思想,任何精良的制度,都要靠人才的创造和人才的推行。当时秦国所以能够在一百年内兴盛起来,就决定在几个人身上。苏秦、张仪以前,秦国在政治基础上,有一次很好的改革,就是用了法家商鞅的决策,提倡法治,即所谓商鞅变法。商鞅这一次在政治上所做的改变,不上是影响了秦国后代的秦始皇,甚至影响了后世三千年来的中国,这又是一个大问题。

商鞅当时改变政治的“法治”主张,第一项是针对周代的公产制度。(有人说周代这个制度,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这种做法,是硬作比方,似是而非的。)商鞅在秦国的变法,首先是经济思想改变,主张财产私有。由商鞅变法,建立了私有财产制度以后,秦国一下子就富强起来了。但商鞅开始变法的时候,遭遇打击很大,关键就在四个字:“民日不便”,这一点大家千万注意,这就讲到群众心理、政治心理与社会心理。大家更要了解,人类的社会非常奇怪,习惯很难改,当商鞅改变政治制度,在经济上变成私有财产,社会的形态,变成相似于我们现在用的邻里保甲的管理,社会组织非常严密,可是这个划时代的改变,开始的时候,“民日不便”,老百姓统统反对,理由是不习惯。可是商鞅毕竟把泰国富强起来了。他自己失败了,是因为他个人的学问修养、道德确有间题,以致后来被五马分尸。这等到有机会研究到他的时候再说。可是他的变法真正成功了,中国后世的政治路线,一直没有脱离他的范围。

由商鞅一直到西汉末年,这中间经过四百年左右,到了王莽,他想恢复郡县制度,把私有财产制度恢复到周朝的公有财产。王莽的失败,又是在“民日不便”。王莽下来,再经过七八百年,到了宋朝王安石变法,尽管我们后世如何捧他,在他当时,并没有成功。王安石本人无可批评,道德、学问样样都好,他的政治思想精神,后世永远流传下来,而当时失败,也是因为“民日不便”。我们读历史,这四个字很容易一下读过去了,所以我们看书碰到这种地方,要把书本摆下来,宁静地多想想,加以研究。这“不便”两个字,往往毁了一个时代。毁了一个国家,也毁了个人。以一件小事来比喻,这是旧的事实,新的名词,所谓“代沟”,就是年轻一代新的思想来了,“老人日不便”。就是不习惯,实在便不了。这往往是牵涉政治、社会型态很大的。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对于这种心理完全懂,于是就产生了“突变”与“渐变”的选择问题。渐变是温和的,突变是急进的。对于一个社会环境,或者团体,用哪一个方式来改变比较方便而容易接受,慢慢改变他的“不便”而为”便”的,就要靠自己的智慧。这也是讲苏秦、张仅这两个人的事迹,所应注意到的。

外才与内用

说到张仪、苏秦两个人,游说的目标,开始都是对秦国。秦国在秦始皇以前,历史政治的基础之所以打好,都借重于外来的人才。商鞅,卫国人,外来的;百里奚,虞国人,外来的;张仪这些外来的人物,还是后期的。为什么这些人,不能为自己的国家所用,反而都去替秦国效力呢?这中间的问题也很大,这里暂不分析,大家自己去研究它的原因吧!还有一个观念要很注意的,读古书固然要吸收历史的经验,但是不要被古人牵着鼻子走,尤其今天求学问,对今天的时事要格外留意,千万要把握住今古无分别的原则。当年的秦国,可以把它比作现在的美国,也可以比作苏联。但是不要忘记,秦国的坏处可比敌人,但秦国的好处也可以比作我们自己,这是没有固定的,我们怎样去运用这个法则,是在于人的智慧。

张仪之所以在秦国一说就通了,原因是秦国在当时所需要的,并不是什么文化思想。谁有办法使秦国强大,永远的强大,而巨盖世的强大,就请谁。这是在当时的必然趋势,并不是说秦始皇的祖先们,毫无道德礼乐政治的思想,而是时代的趋势,需要如此。

张仪的故事

再看张仪的个人,要看《史记》张仪列传,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张仪、苏秦这些人,是把战国时的资料,将时间、年代、地点,编起来写成传记。而在每个人的传记后面,都有评语,所以司马迁的《史记》,也等于是历史哲学,等于是一个评论。

研究苏秦时我们说过,张仪是苏秦培养出来的,不过在这以前还有一段:张仪是魏国人,小的时候和苏秦是同学,《史记》上写他们跟鬼谷子“学术”。要注意这“学术”两个字,他们并不是真搞什么学问,学的是如何拿到功名,很讲现实的一套东西,就是权变之术。在读书的时候,苏秦自己认为不及张仪,《史记》上只记了这样一笔,没有说为什么不及张仪。后来看了张仪传,找出一个答案,张仪的出身,比苏秦好一点,所以有点太保脾气,比较豪放,是耍得开的人。苏秦后来得志以后,张仪并没有得志,环境比较好一点的人,进取心就差一点,所以读历史读多了,对于一个人的成功,会感到很奇怪的,有许多人的成功,连他自己本来都没有这样的想法,但却硬是有机会逼得他走上成功的路线。正如隋炀帝吹的牛:“我本无心求富贵,谁知富贵逼人来。”这就看出一个人如果没有环境的刺激,反而容易堕落。以张仪、苏秦两人比较,张仪就是如此,等苏秦得志了,张仪还在悠哉游哉。在一个当楚国宰相的好朋友家里,作第一等宾客,手面也很大,随便花钱,蛮不在乎,一般人看他吊儿郎当,好像品行不很高。有一天这位宰相家里掉了白璧,宰相家里的人怀疑是张仪拿的,把张仪捆起来打个半死。回到家里。太太就说他,这冤屈都是读书读来的,如果不读书,就没有这种事。张仪当然受伤很重,他看见太太这样难过,就问自己的舌头有没有坏,太太告诉他舌头当然在,张仪就安慰太太不要紧,只要舌头还在,就没有关系,我们曾经看了《张良传》中说的:“以三寸舌为王者师”。这句话也等于说:只有吹牛不犯法。但据我们的经验,只有吹牛的成本最大,其次吹牛的对象更难找,因为能听吹牛的人,比吹牛的人还要高,诸葛亮会吹,刘备会听;张良会吹,汉高祖会听。没有对象,再吹也没有用。“三寸舌为王者师”,所以张仪说只要舌头在就不怕。等到伤好了,听朋友的劝,才去找苏秦。

刺激的教育

这时苏秦已经了不起,可是苏秦自己心里有数,知道所玩的一套不是真的道德,也不是真的政治,为了个人的功名富贵而把齐、秦等国玩弄成这个样子。这个我们要注意,今日的基辛格内心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动机,值得研究。不过有两种看法,基辛格以前的确有著作,曾经有一个留美的同学,回来跟我说,基辛格这一套当然会失败,可是他著作中的理论可能不会失败。另外也有人说,基辛格大概准备把美国搞垮,因为他是犹太人。这都是推测的话,不去管它。话说回来,苏秦知道自己的西洋镜要拆穿的,如果被拆穿就不得了,必须要制造出一个敌人来,他当时的敌人是秦国,不需要另外创造,可是又有谁能去秦国说动,来和自己的计划对抗?他心里想到只有张仪,而刚好这时张仪来了,于是我们上次讲过的,苏泰就想办法刺激他。由此我们看到,一个环境好的青年,有本事,可是懒,不肯动,非要刺激他到没有办法的时候,他才去干。

山梁雌雉时哉!时哉!

再说张仪到了秦国以后,所说的一套,就是《战国策》里这篇张仪说秦王。

我们看这一篇文章,除了了解这些历史经验以外,其中记录的许多观点、思想,对于我们现在的时代、国家、世界,乃至于个人,有很多值得参考的地方,须要注意。其次张仪去看的秦王,也就是苏秦所去看的秦惠王。苏秦去看他,两个人谈不拢,再读书以后,就不再去看他,想个办法,使太行山以东的国家,联合起来抗秦,把泰国孤立起来,没有办法左右当时的列国局势。现在张仪来看秦惠玉,列国的情势变了,和苏秦来的时候不同,这时惠王正需要这样一个人的时候。刚好张仪到了。

张仪说秦王曰:“臣闻之:弗知而言为不智;知而不言为不忠。为人臣不忠当死;言不审亦当死。虽然,臣愿悉言所闻,大王裁其罪1

这一段,有一点我们要注意,即使不研究法家的韩非子,至少要看《史记》上韩非子的传记。韩非子再三提到一个重点–“说难”,人与人之间说话最难,尤其借言语沟通政治上的思想,就更为困难。这一段里,也就反映了这一个重点,在文字的表面上没有什么了不起,实际上是一个重点。第二点从这一段里,我们看到要学习说话的艺术,像张仪这开头的三句话。首先提出实际上不知道而乱讲的,这是不聪明。第二是知道了不讲的,就是不忠,对你不忠的人应当死。第三是知道了,又讲了,但讲得不详细、不清楚,也该死。实际上他的意思是,我要详详细细说给你听,你不要不耐烦,一会儿看表,一会儿又说要开会,但是他不便也不能这样直说,所以说反面话,如讲得不详细不清楚当死。最后还加上一句,我虽然据我所知道的,利害得失全部说给你听,但是如果错了,甘愿领罪。他这么一说,如真说错了,秦王也不好意思责怪他了。他短短几句话,什么都讲到了。这就是说话的艺术。而后言归正传。

“臣闻:天下阴燕阳魏,连荆团齐,收余韩成从,将西南以与秦为难,臣窃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谓乎!臣闻之曰:‘以乱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顺者亡。’今天下之府库不盈,屯仓空虚,悉其士民,张军数千百万,白刃在前,斧质在后,而皆去走,不能死。罪其百姓不能死也,其上不能杀也。言赏则不与,言罚则不行。赏罚不行,故民不死也。”

首先把列国局势分析下来,所谓“天下阴燕阳魏”到“将西南以与秦为难”。这一段的列国局势,都是苏秦的玩意儿,可是他绝不攻击苏秦,因为这时他已经知道是苏泰培养了他,这个时代,就在苏秦、张仪这两个同学的手里玩。

张仪说,他们这种合纵的形势,“臣窃笑之”,我觉得好笑,你秦王放心,没有什么可怕。“世有三亡”,世界上有三个大原则,谁违反了这三原则之一的,就非亡不可,在个人非失败不可。“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谓乎1现在他们这个联合国的组织–合纵的国家,已经犯了这三样必定败亡的原则。“臣问之曰:以乱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顺者亡。”就是这三个条件。“以乱攻治者亡”是内在的,内政第一要清明。“以乱攻治者亡”是同样的道理,内部先求修明,张仪当时是指燕、魏、荆、齐、韩、赵这一边,每个国家的内政当时都在乱,真正修明的政治还是在秦国,所以后来秦始皇能统一天下,并不是偶然的。有上代替他打好了政治基础,由商鞅变法以后,内政一路建设起来的。

“以邪攻正,以逆攻顺”的道理都是一样。

他再分析天下的局势,从“今天下之府库不盈”到“其上不能杀也。”这一节,原则上同今天东南亚的趋势有点相像了。第一,他们这些国家,经济不能独立,后勤补给缺乏,经济没有弄好,把所有的有用人力,都放到前方去了,统统备战。所谓“白刀在前,斧质在后。”这八个字,我们不要只作文学上的欣赏,仔细研究起来,这就是描述古代兵士在战场上,前进则有敌兵之白刃以相向,若畏惧而退阵,则后头又有“斧质”相加的死刑要承受,处境可说是进退两难。可是这些国家的军队,遇到真正发生了战争,会回头就跑,绝没有人冒死打仗。为什么呢?“罪其百姓不能死也,其上不能杀也。”这要注意的。任何一个时代,任何国家,人民所以不会打仗,所以不肯尽忠,不肯牺牲,是有他的原因的,主要由于领导的错误。

政治上最重要的就是“赏罚”两个字,赏罚两个字也很难的,历史上很多人在这两个字上犯错误。甚至当家长的对孩于们的赏罚都要注意,都很难做得好。所以奖惩之间很难很难。张仪说,现在他们各国里面,“言赏则不与,言罚则不行,赏罚不行,故民不死也。”就是要赏,可是不给,说的没有用;对于处罚,也没有彻底去执行。既然赏罚不能行,大家觉得马马虎虎,没有责任感,所以就不肯牺牲打仗了。

他回过来说泰国:

“今秦出号令而行赏罚,不攻无攻,相事也。出其父母怀衽之中,生未尝见寇也。闻战顿足徒裼,犯白刃,蹈煨炭,断死于前者比是也。”

政治修明:命令贯彻,赏罚分明(这是商鞅变法以后,秦国政治完全走上法治制度的好处),许多秦国的年轻子弟,因为国家富强、环境舒适,从离开父母的怀抱起,就没有见过敌人,一到了战场精神就来了,一顿足会脱了衣服,光着膀子,看见刀子,都不怕,就是烧红的火炭都敢踩上去,死了就死了,愿意牺牲的人多的是。

秦国的老百姓为什么会做到这样?他说:

“夫断死与断生也不同,而民为之者,是贵奋也。”

断死与断生,在人的心理是绝对不同,“断”就是断然,就是决心。断死是决心牺牲,断生是决心求生投降,这两种决心是绝对不同,而秦国的青年所以会断死于前,是养成了一种战争责任感,不怕死的精神,能够奋发,非牺牲不可,有个人的牺牲才有国家的强盛。因此秦国的士兵:

“一可以胜十,十可以胜百,百可以胜千,千可以胜万,万可以胜天下矣。”

张仪再说下去:

“今秦地形,断长续短,方数千里,名师数百万,秦之号令赏罚,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与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知秦战未尝不胜,攻未尝不取,所当未尝不破也。开地数千里,此甚大功也。”

从一开始说到这里,一路下来都是高帽子,好听的,而又都是真实的。高帽子也不能乱送,秦王是一个当领袖的人,笨也不会笨到哪里去,所有的资料,他都清楚。换句话说,也就是张仪把秦国当时所处的列国情势、政治环境、地理环境、军事环境、一切准备,都分析清楚。最后,他说出一个秦国当前所应该采取的措施。实际上也就是张仪自己心理所希望造成的局势。他说:

“然而甲兵顿,士民病,蓄积索,田畴荒,廪仓虚,四邻诸侯不服,伯王之名不成,此无异故,谋臣皆不尽其志也。”

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张仪处理思想的方法,古代所谓“以说动人主”,就是《张仪列传》上说的,他问太太舌头坏了没有?他用嘴巴分析利害关系,非要打动对方的心不可。使他听了这个话,非动情不可,认为有道理,非上这个当不可。历史上常有一句话“揣摩人主之意”,当然“人主”是指帝王而言,以个人来说,做一个小单位的主管,也是一样,下面总要慢慢摸你的意思,把你的个性等等都了解,这当然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

现在张仪把秦国的好处先讲了,可是再看下去,我们看到苏泰合纵–来一个“联合国”以后,秦国是已经没有办法,很吃亏了。他说“甲兵顿”,国防的战线拉得那么长,国防经费那么大,无法打仗,停在那里,好比今天美国的情形。“士民脖,大家心理上都很困顿。经济上“蓄积索”,慢慢空虚了,等于现代的美国,在越南,打不了胜利的仗,钱都打光了。“田畴荒”,国内的农业、工业、生产都荒废了。“困仓虚”,国库都空虚了,结果弄到四邻的诸侯不服,外面的同盟国家并不服你的气,你想称霸于天下是不可能的。我们读了这段书,看出就是苏泰这样一个书生,在七八年之间,把秦国弄成这个窘态。同时我们也可以了解现代,美国人到今天为止,就是这个情况。当时张仪告诉秦王,秦国所以到这个地步,就是左右的文臣武将,没有真正尽心贡献意见所致。

引用历史的经验

他话说到这里,就引用过去历史的经验,告诉秦王:

“臣敢言往昔:昔者齐南破荆,中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韩、魏之君,地广而兵强,战胜攻取,诏令夭下,济清河浊,足以为限,长城、距坊,足以为塞。齐五战之国也,一战不胜而无齐。故由此观之,夫战者,万乘之存亡也。”

张仪在这个时候,要挑起战争。他希望泰国出战,但没有直接教秦王非打不可,他只拿历史的经验来说,提到齐国。研究这一段历史要注意的,秦是在西边,齐国是介于现在山西与山东之间,他说历史上齐国称霸的时候,那么了不起,四面攻破了各国,一个命令下来,列国都听他的。南有济水黄河,北有长城作防线,像这样一个平原国家,各方面受敌,只要一次大败仗,齐国就完了。他那个国家的命运注定非打胜仗不可,由此可以看到战争的重要。这段话张仪是挑动秦国非打不可。

“且臣闻之曰:削株掘根,无与祸邻,祸乃不存。”

这是普通作人的道理,国事也同个人的事一样,农业社会人人都知道的比喻,砍去一棵树要挖根才彻底,但不要碰到旁边的树,如把旁边的树根也挖掉,就成问题,这个祸就闯大了。这是中国农业社会的老话,也是作人的道理,凡事挖根要彻底,不要留下祸根,但是对于与此事无关的部分,不要轻率地去伤害,伤害了就闯祸。

张仪接着就指出秦国当时的近代历史:

“秦与荆人战,大破荆,袭邵,取洞庭、五都、江南,荆王亡奔走,东伏于陈。当是之时,随荆以兵,则荆可举,举荆则其民足贪也,地足利也,东以强齐、燕,中陵三晋,然则是一举而伯王之名可成也,四邻诸侯可朝也。而谋臣不为,引军而退,与荆人和。今荆人收亡国,聚散民,立社主,五宗庙,令帅天下西面以与秦为难,此固已无伯王之道一也。”

这一段是批评秦国的不对,军事策略上的错误,他说你们一度和荆国作战,破了荆国,拿下了郢–现在武汉以北一带,取下了洞庭、五都,江南,一直到达现在安徽这一带了,荆王也逃亡躲到陈国不敢出来了。当这个时候,如果秦国一路追击下去,则整个荆国可以拿下来,拿到了荆国,则秦民可贪,地可利。进而影响东面的齐国、燕国都可以控制了。中间可以驾凌赵、魏、韩等三晋地,你秦国就可以一战下来称霸世界。结果你秦国的决策不这样做,反而引军而退,打有限度的胜仗,跟荆人谈和了。结果,荆人又慢慢恢复了,强起来了,又变成了你秦国的敌人,所以第一个错误就犯下去,不能做联合国的盟主–成伯。

研究这一段书,我们就感到,历史虽然已为陈迹,却足以发人深剩我们读这一段历史,再看看国际的现势,美国在对北朝鲜,对北越的战争,军事策略上犯了同样的错误。

他讲秦国的第二个错误:

“天下有比志而军华下,大王以许破之,兵至梁郭,围梁数旬,则梁可投。拔梁则魏可举,举魏则荆赵之志绝,荆赵之志绝则赵危;赵危而荆孤;东以强齐燕,中陵三晋,然则是一举而伯王之名可成也;四邻诸侯可朝也。而谋臣不为,引军而退,与魏氏和。令魏氏收亡国,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庙,此固已无伯王之道二美。”

我们拿这一段历史的经验,看看今天的越南(时为一九七五年四月),又投降了。张仪说,你秦国有一次在北方的战争,已经打得很好,你已经打到了梁国,把梁的城郭包围起来,已经可以把它拿下来了,拿了梁,魏国就站不住了,得到了魏国,荆、赵就不会有斗志。赵危,荆孤,一直下来,也可以称霸天下。(这要注意,没有说统一,不像后来秦始皇要消灭人,这里是只想称霸。)结果你秦国的谋臣又是不准打完全胜利的战争,撤兵回来,和魏国讲和,魏国又壮大起来。

第三点,张仪谈到秦国的内政:

“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国之兵,而欲以成两国之功。是故兵终身暴灵于外,士民潞病于内,伯王之名不成,此国已无伯王之道三矣。”

张仪说穰侯(秦国的权臣)当政的时候,内政上兵力用得太过分,想用一国的兵力完成两国的事,于是服兵役的人,终身奔波于外,国内的工商业衰落了,农村破产,这是第三点的错误。

接着指出秦国的谋臣太差劲,如美国的参、众两院,基辛格、费正清这些人,都是美国现代的策士。

“赵氏,中央之国也,杂民之所居也。其民轻而难用,号令不治,赏罚不信,地形不便,上非能尽其民力,彼固亡国之形也,而不忧民氓,悉其士民,军于长平之下,以争韩之上党,大王以诈破之,技武安。当是时,赵氏上下不相亲也,贵贱不相信,然则是邯郸不守,拔邯郸,完河间,引军而去,西攻修武,逾羊肠,降代、上党,代三十六县,上党十七县,不用一领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代,上党不战而已为秦矣,东阳河外不战而已反为齐矣,中呼池以北战而已为燕矣。然则是举赵则韩必亡,韩亡,则荆、魏不能独立,荆、魏不能独立,则是一举而坏韩,橐魏,挟荆,以东弱齐燕,决白马之。以流魏氏,一举而三晋亡人者败。大王拱手以须,天下这随而使,伯王之名可成也,而谋臣不为,引军而退,与赵氏为和。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强,伯王之业,地尊不可得。乃取欺于亡国,是谋臣之拙也。且夫赵当亡不亡,秦当伯不伯,天下固量秦之谋臣一也。”

赵氏是现代河北山西一带靠北面地方,在当时是中央之国,杂民之所居,这问题很大,讲到历史要特别提出来研究的。

杂民所居的地方,政治上很成问题,如历史上自汉朝以后,有一个魏晋南北朝,这时都是外来的民族。因为汉朝自高祖以来,三四百年间,对西北的外来民族,始终没有办法,因此形成了以后南北朝两三百年间汉族与外来民族的纷争。到了唐代的时候,唐太宗那样了不起的人,对于边疆问题没有办法解决,汉唐两代,对外来民族,唯一的办法,就是靠通婚来羁糜,都是靠“和番”政策。所以唐末直到后来五代时候,就是杂民之所居,发生了变乱。

那么是不是杂民所居不可以?不是不可以,血统的交流不是不可以。问题在于有很重要的一点,古人始终不知道的,在孔子的思想里有这一点,不过表达得不很具体,就是“文化的同化”这点古人不知道。假使唐代就知道了文化是政治战的一个最大的力量,那中华民族今天的国势,还不止是这样而已,很可能西面已经到了欧洲。其次要注意的,近代东西方文化思想沟通以后,大家都知道了这一点,所以各国之间,在侵略别国以前,先作文化的侵略,最后消灭一个国家,也是靠文化。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人知道了这一点,所以他每占领了一个地方,一定要当地人说日本话。他不像元朝的蒙古人,也不像汉代、唐代的外来民族,进了中国跟着说中国话。乃至把历史文化都改变。文化虽是看不见的东西,但是力量很大。现在我们知道战争中包括心理战,也非常重要,文化战还是口号,没有具体的东西拿出来,尤其现在我们在提倡文化复兴,我个人的观点,我们的文化是在衰落。像我们手边拿来研究的东西,就是真正中国文化之一,而且是非常有用的,但是却只有少数人去看它。

这是由“杂民之所居”一句所引出来的感想,提出来值得大家研究和注意的。

张仪在当时讲到“杂民之所居”的地方,“其民轻而难用”,这句话又引起我一个感想,希望大家要读一部书–《读史方舆纪要》,里面对每一盛每个地方的民风习性讲得很清楚。山川形势、风俗产物,都很详尽,现在也没有脱离这个范围,很值得注意。在政治作战、心理作战、文化作战上,非常值得参考。

张仪这里讲的所谓“轻而难用”,就是豪迈,容易冲动,一句话不合就打起来了。在这种地方,就要了解他们这种民风习性,这并不是他们的缺点,如果摸清了他们这种个性,政治上就好办了,像杂民所居的这种地方,有时候专谈法治很难办的,他们往往讲义气,话说对路了,人作对了,他就听你的,如果全跟他谈法,不一定好办。

他再分析赵国的地形也不便利,是亡国的地形,可是赵国在这么不利的情形之下,仍旧出兵打仗(例如后来秦国大将白起与赵国长平之役,坑赵卒四十万的故事)。张仪所讲这一段都是讲当时秦国的政策,批评秦国当时的这班谋臣没有尽心负责任。他继续说:

“乃复悉卒,以攻邯郸,不能拔也,弃甲兵怒,战栗而却,天下固量秦力二矣。军乃引退,并于李下,大王又并军而致与战,非能厚胜之也。又交罢却,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内者量吾谋臣,外者极吾兵力,由是观之,臣以夭下之从,岂其难矣!内者吾甲兵顿,士兵病,蓄积索,田畴荒,廪仓虚;外者夭下比志甚固,愿大王有以虑之也。”

一口气批评下来,结论说到外面的人,看你内在的谋臣,外在的兵力,到底有多大力量,都看得清清楚楚,现在你国内是这样的情势,而各国又联合起来,你秦王应该多多考虑了。

然后张仪提出建议,先以武王代纣的历史经验来作比方。说动秦惠王,最后的结论,竟以自己的头颅来坚定秦惠王的信心,可见他的会说话,也可见他用心之深和求信之急了。

“且臣闻之,战战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也。何以知其然?昔者纣为天子,帅天下将甲百万,左饮于淇谷,右饮于洹水,淇水竭而运水不流,以与周武为难,武王将素甲三千,领战一日,破纣之国,禽其身,据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伤。智伯帅三国之众,以攻赵襄王于晋阳,决水灌之,三年城且拔矣。襄主错龟数策占兆,以视利害,何国可降?而使张孟谈,于是潜行而出,反智伯之约,得两国之众,以攻智伯之国,禽其身,以成襄子之功。今秦地断长续短,方数千里,名师数百万,秦国号令赏罚,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与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臣昧死,望见大王,言所以举破天下之从,举赵、亡韩,臣荆、魏,亲齐、燕,以求伯王之名,朝四邻诸侯之道,大王试听其说,一举而天下之从不破,赵不举,韩不亡,荆、魏不臣,齐、燕不亲,伯王之名不成,四邻诸侯不朝,大王斩臣以徇于国,以主为谋不忠者。”

现在把苏秦、张仪这两篇东西作一个结论。我们重复提出要特别认识清楚的一个重点:苏秦、张仪当时的动机,是以自己个人的功名富贵为出发点,而把整个的列国局面,历史的时代,在他们两位同学的手里摆布了约二三十年。他们并没有一个中心思想,或政治上的主义。同时也可以说,当时一般领导人,并不接受任何中心思想或主义,对于道德仁义的中心思想都不管了,只认识利害关系。这一点对我们现在来说,是一个历史的经验,要特别注意。中国几千年历史,一个乱象,到了像战国的末期,像南北朝的末期,像五代的末期,仁义道德没有办法发挥作用,没人接受,这是什么原因?当然有它的道理,譬如《孟子》,大家都读过的。孟子不过比苏秦,张仪早一点点而已,为什么孟子到处讲仁义,到处吃瘪?为什么苏秦、张仪会那么吃香?这样比较下,就产生两个观点,在个人方面,我们就看到了孔子、孟子的伟大,他们对于苏秦、张仪的这一套不是不懂,他们全懂,可是始终不愿意引导人家走上这条路,始终要求人家讲基本的德性,并不在乎自己个人当时的荣耀,这是孔、孟个人的了不起。第二点,我们看出了,当时的时代为什么需要苏泰、张仪的这一套,这就讲到我们本身。我们现在两副重担挑在身上,一面要维持自己传统文化的德业,政治的道德,人伦的道德,承先启后,这是一副担子。另一方面是要如何配合这个时代的迫切需要,而这个需要是讲利害的,但在利害之中,要灌输进去我们固有的道德文化思想,这就是我们今日的处境,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处境,也许在一两百年以后的历史上,会写我们非常了不起的好处,因为我们今日所挑的担子,比古人挑的还要重,还要困难。所以我们读了苏秦、张仪两人的传记资料,了解了他们当时的历史,拿来比较今天,就知道今天有如何的困难。因此大家有时间,不妨多读《史记》、《战国策》这一类书,不要以为这是古书,已经过了时。如果不变成书呆子,在碰到事情的时候,发挥起来,非常有用处,透过了古书,更有助于现代情况的了解和进展。

长短纵横

上面讲到苏秦、张仪的纵横术,我国古代,看不起它。在中国古代称用“术”的人是术士,并没有被列人正式学者之流。现代却什么都是术了。

纵横术,也名钩距之术,又名长短术。这种“术”的原则和精神,是我们今日所处的这样国际局势之中,所需要了解的。我们今日的外交,一切工作,都必须有这样的精神和才具,抓得住别人的弱点,然后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一个很高深的本事,可以说比做生意还难。昨夜看了一本书,里面记载一段清朝的掌故说,山西有一户很会做生意的人家,有次有一个顾客在讨价还价,争执得很厉害,老板被逼得都生气了,便说:“天下哪有一本万利的生意?要想一本万利,就回去读书吧1这人一听这个话的确有道理,就立刻回去培养儿子读书,后来果然他子孙好几代都是很有才具的大臣,由这个故事的幽默感,也可以联想到纵横术是相当难的。

今天,我们用的资料是《长短经》,这本书大家也许很少注意到它,作者是唐朝人,名赵蕤,一生没有出来做官,是一位隐士。有名的诗人李白,就是他的学生。如果研究李白,我们中国人都讲李白、杜甫是名诗人,实际上李白一生的抱负是讲“王霸之学”,可惜他生的时代不对,太早了一点。唐明皇的时代,天下是太平,到天下乱时,他已经死了,无所用处。赵蕤著的是《长短经入就是纵横术。这一本书在古代,尤其在清朝几百年间,虽然不是明禁,因为是古书,没有理由禁止,可是事实上是暗禁的书,它所引叙的历史经验,都是到唐代为止。后来到了宋朝,《素书》就出来了,以前也有,但宋朝流传下来的《素书》是否即是汉时的原版,无从证明。到了明末清初,另一本书《智囊补》出来了,作者冯梦龙是一位名士,把历史的经验都拿出来了。我们如把《左传入《国语入《战国策》、《人物志》、《长短经》、《智囊补》,以及曾国藩的《冰鉴》等等,编成一套,都是属于纵横术的范围以内。长短之学和太极拳的原理一样,以四两拨千斤的本事,“举重若轻”,很重的东西拿不动,要想办法,掌握力的巧妙,用一个指头拨动一千斤的东西。

人臣之道

这里是自《长短经》中摘录出来的一篇:《臣行第十》,就是如何做一个很好的大臣,换句话说如何做一个很好的干部。《长短经》里也有“君道”的论述,我们暂时保留。像最近很多人喜欢读《贞观政要》,里面记载唐太宗当年治国的历史经验,它的重点属于君道,是给皇帝的教科书,要他知道如何作一明君,所以望之不似人君的我们,还是先由臣道开始,把臣道学好:

这个臣行,所培养的干部,可以说是最高的干部,拨乱反正的干部。他先把臣道分类来讲,正臣六类,邪臣六类,相互作对比。

六种正臣的典范

夫人臣萌芽未动,形施未现,昭然独见存亡之机,得失之要,豫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显荣之处。如此者,圣臣也。

他分类出来的第一种是圣臣的典型,如《素书》里的讲的伊尹、姜尚、张良这些人,都可算是圣臣。这里圣臣在上古属于三公之流,坐而论道之事。他们的位置最高,等于现代国家最高的顾问。没有固定的办公室,也没有固定管哪个部门,所谓“坐而论道”,并不是坐在那里玩嘴巴吹牛,他们的行为就是本节所讲的“萌芽未动”这几句话。天下一切大事,像植物一样,在还没有发芽的时候,态势还没有形成的时候,那就已经很明显的洞烛机先,知道可不可以做。做下去以后,存亡、得失的机要,都预先看得到,把握得祝在事情未发生之前就预先防止,使他的“老板”–领导人,永远站在光荣的这一面,能够做到这样的,堪称第一流的干部,叫做圣臣。在历史上这种第一流的干部,都是王者之师。

……

虚心尽意,日进善道,勉主以礼义,谕主以长策,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如此者,大臣也。

其次是自己很谦虚,每天帮助领导人做好事,贡献他宝贵的意见,这种古代称为“骨鲠之臣”,骨头硬的大臣,自己马上被免职没有官做没关系,但主要的在使领导人走上好的这一面,领导人不对的,就是说不对,历代都有这种大臣。宋太祖之初有一位大臣去看皇帝,当时皇帝穿了睡衣在宫里,他就背过身子,站在门上不进去,皇帝看见他站在门外,教侍卫去问他为什么不进去,他说皇上没有穿礼服,一句话把皇帝整得脸都红了,赶快去换了代表国家体制的礼服出来接见他。虽然这只是一件小事,但这种骨鲠之臣则绝不马虎,因为皇帝代表了一个国家。在清朝的实录里就讲到,康熙自七岁登基,六十年的皇帝当下来,一天到晚忙得不得了,即使他一个人在房里的时候,也从来没有把头上戴的礼帽摘下来,自己就如此严格管理自己。所以一个真正好的领导人,对待自己非常严格,这是很痛苦的事,自己如果克服不了自己,而想征服天下,是不可能的。这里讲到的大臣,对领导人要“勉主以礼义”,要劝勉老板守礼行义。“谕主以长策”,告诉老板要眼光看得远,作长久的打算,使他好的地方更好,坏的地方改掉,这个样子,叫做大臣。

……

夙兴夜寐,进贤不懈,数称往古之行事,以厉主意。如此者,忠臣也。

其次,是为国家办事,睡都睡得很少,起早睡晚,同时要“进贤不懈”,这情形历史上很多,就是推荐人才。这件事在中国古代很重要,一个大臣如果不推荐人才,是不可以的。这一点就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的政治道德,前辈大臣是用各种方法来培养后辈,予以推荐,而且有好人才就推荐,不可松懈停顿。“数称往古之行事,以厉主意。”过去的大臣,都是深通历史,如司马光,著有《资治通鉴》,但他也是大政治家。他有一度被贬回家,后来皇帝有许多事情,要找他去谈,他接到命令进京,到了京城–洛阳的城外,洛阳的老百姓听说司马相公蒙皇帝召见进京,大家高兴得跑到郊外去排队欢迎他。司马光看见这情形,问明白了原因,立刻往回走,不进京了。这就是太得众望了也不好,这就是司马光做人小心的地方。同时,也就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不同的地方,当荣耀来的时候,高兴不要过头了,过头了就不好,花开得最好的时候,要见好便收,再欣赏下去,就萎落了。这里是说做大臣要深通历史,因为在历史上有很多的经验,可以引用来帮助领导人。

在清初,皇帝的内廷,有一个祖宗的规定,皇帝每天早晨起来,一定要先读先朝的实录,他们祖先处理政事的经历。可见历史的经验,有如此重要,不管读得多熟,每天要读一下,以吸收经验,启发灵感。随时以自己历史的经验来辅助皇帝的才是忠臣。

或问袁子曰:故少府杨阜,岂非忠臣哉?对曰:可谓直士,忠则吾不知。何者?夫为人臣,见主失道,指其非则播扬其恶,可谓直士,未为忠也。故司空陈群则不然,其谈话终日,未尝言人主之非,书数十上而外不知,君子谓陈群于是乎长者,此为忠矣。

这里是以附注的形式,对“忠臣”作进一步的阐述。他说,有人问袁子说故少府杨阜不是忠臣吗?而他答复说,像杨阜这样的人,只能称直上,他行直道而已,算不得忠臣。杨阜是三国时的魏人,因打马超时有功,封为关内侯,魏明帝的时候又升了官,这人有一个抱负,历史上写他“以天下为己任”,也就是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意思。因此历史上写他“敢抗疏”三个字。“疏”就是给皇帝的报告,“奏议”是建议,“奏疏”是与皇帝讨论问题,“抗疏”就是反对皇帝的意见。杨阜是常常提抗疏,上面收到他这些意见,看是看了,但往往不大理,他看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就提出辞官,但没被批准,上面还是认为他很好。历史上有一则故事,有一天他看到魏明帝,穿了一件便服,而且吊儿郎当,就很礼貌地告诉魏明帝,穿这样的衣服不合礼仪,弄得皇帝默然,无话可说,回去换衣服。还有魏明帝死了一个最疼爱的女儿,发丧的时候,魏明帝下命令表示自己要送丧,这一下,杨阜火了,他抗疏说先王和太后死了,你都没有去送丧,现在女儿死了要送丧,这不合礼。当然杨阜的话是对的,魏明帝到底是人主,并没有理他的反对意见。在历史上这类故事很多。

《长短经》中,在这里借用他,对忠臣的意义,做一个阐述。他说像杨阜这样的人,可称为是一个直士,很直爽,有骨气,但还不够算作忠臣。什么理由?做为一个大臣,发现领导人错了,当面给他下不去。虽然指出他的不对是应该的,但方法有问题,结果是自己在出风头而已。有如和朋友在一起,在朋友犯错时,要在没有第三者在场时,私下告诉他,不能当别人的面前说出来,给他下不去。而魏朝的另外一个大臣,司空陈群这个人,是非常有名的,学问、道德样样都好。所以研究三国时的历史,魏曹操父子之能够成为一个正统的政权而维持了那么久,不是没有理由的。从另一个角度看,很有他的道理。在曹操父子的部下里头,有很多了不起的人。像陈群就是有名的大臣,他就有忠臣的风度,他和高级的人员在一起的时候,从来不讲上面领导人的错误,只是直接“抗疏”,送报告上去,指出哪点有错误,哪点必须改。但是他上了几十个奏疏,有的是建议,有的是批评,而他的朋友同僚都不知道他上了疏,自己绝对没有自我表扬。所以后世的人,都尊陈群是一位长者–年高,有道德,有学问,有修养,厚道的人,这才是真正的忠臣。像杨阜只是行道的直士。其实,不但对领导人应该这样,就是对朋友,也应该这样。

……

明察成败,早防而救之,塞其间,绝其源,转祸以为福,君终已无忧。如此者,智臣也。

智臣在现代的说法,是有高深的远见,成败祸福,事先看得到,老早防着它的后果而采取适当措施。一个政策下来,只看成功的一面,一旦失败怎么办?要早防而救之,塞其间,间就是空隙。处理任何一事都必须顾虑周全,即使有百分之百成功的把握,总难免其中有一个失败的因素,就要“早防而救之”,先把漏洞堵塞掉,把失败的因素消灭了,把祸变成福,使上面领导的人,没有烦恼、痛苦、愁闷。这就叫做智臣。

……

依文奉法,任官职事,不受赠遗,食饮节俭。如此者,贞臣也。

再其次,就是负责任,守纪律,奉公守法,上面交给任务,负责做到,尽自己的力量,不贪污,乃至送礼来都不受,生活清苦简单,这种人是贞臣,廉洁之至,负责任的好公务员。

……

国家昏乱,所为不谈,敢犯主之严颜,面言主之过失。如此者,直臣也。

国家在昏乱的时候,对上面不拍马庇,不当面恭维,而且当上面威严得很,生气极了,谁都不敢讲话的时候,他还是敢去碰,当面指出上面错了的事,这样就是直臣。

“是谓六正”。他首先提出来,圣臣、大臣、忠臣、智臣、贞臣、直臣这六种干部,叫做六正。

恕臣之道

桓范《世要论》,桓范是南北朝时代的人,他的著作中有一篇文章题为《世要论》,属于纵横术中的一部分,也是人臣的学问,所以讲中国文化,我觉得尤其在这个拨乱反正的时代,统一中国的今天,这一部分很重要。这个时代,不是完全讲四书五经,坐以论道的时候。当然我们需要以道德为中心,但是要知道做法,而这些做法多得很,可惜现在外面一般人都不研究。在这里,就引据了《世要论》的话,应认清楚干部。《世要论》说:

臣有辞拙而意工,言逆而事顺,可不恕之以直乎?

有些干部不会讲话,讲出来不好听,可是当主管的要注意,他嘴巴笨讲不出来,而他的主意可好得很,不要对那个嘴巴笨的干部火大而不去听,这就错了,就有些人一肚子好主意,可是嘴笨讲不好,而且他讲出来的话,好像比毒药都难吞下去,让人听了难受得很,开口就是:“不行!不行1可是他的意见,对事情非常有利,这就要领导人有高度的修养,对这种干部要了解清楚。要有体谅人的修养,了解他虽然不会讲话;心是好的,也是直的。

……

臣有朴骏而辞讷,外疏而内敏,可不恕之以质乎?

天生人物,各个气质不同,秉赋不一样,有种人朴实得好像永远是乡巴佬的样子,有一点近乎十三点的样子,但不是十三点,大约只是十二点半。想想他真可爱,很朴实,但有时作人又多了那么半点憨态,但不是坏事,讲话时嘟嘟囔囔讲不清楚。这样的人,看他的外表没有什么了不起。而脑子里聪敏得很。当主管的人,对于这种人,就要了解他本质淳朴、聪敏的一面。

……

臣有犯难以为上,离谤以为国,可不恕以忘乎?

这两句话所指的,在历史上的故事也很多,就是冒险犯难,临危授命,可以拔乱反正的人才。如现代史上,在二次世界大战初,希特勒横征欧非,把世界扰乱得那么严重的时候,英国人最初对邱吉尔不敢任用,因为邱吉尔是有名的“流氓”作风,闹事专家,但是最后抵抗希特勒,还是靠邱吉尔,实际上邱吉尔就是“犯难以为上”的人。有些人天生的个性,喜欢冒险犯难。越困难就越有兴趣去干,教他做平平实实,规规矩矩的公务员、办没有什么大困难的事,他懒得干。“离谤以为国”,为了国家,可以忍受一切的毁谤,大家都攻击他,他也不管。历史上唐、宋、元、明、清历代开国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人物。像有许多人,被派到前方去艰苦中作战,后方还有人向上面密报,说他的坏话。有些精明的皇帝,接到这种报告,连看都不看,原封不动的,加一个密封,寄到前方去给他自己看,也就表示对他信任,恕之以忠。

……

臣有守正以逆众意,执法而违私欲,可不恕之以公乎?

许多人非常公正廉明,但有时候公正廉明却受到群众强烈的反击。像当年在成都开马路的时候,就发生这种事,当时群众认为破坏了风水,大家反对,地方的势力很大,所谓五老七贤,出来讲话,硬是不准开。某将军没有办法,请五老七贤来吃饭,这边在杯酒联欢吃饭的时候,那边已经派兵把他们的房子一角拆掉了,等五老七贤回家,已经是既成事实。随便大家怎么骂法,而事情还是做了。等到后来马路修成了,连瞎子都说,有了马路走路都不用拐棍了。天下事情,有时要改变是很难的。有时必须守正以逆众意,违反大众的意思坚持正确的政策。要有这个担当。这就要谅解他这样是为了长远的公利,也有的时候,在执法上违反了自己的私欲,宁可自己忍痛牺牲,这都是难能可贵的。

……

臣有不屈己以求合,不祸世以取名,可不恕之以直乎?

有些人的个性倔强,要想教他委屈他自己的道德准则,违反他的思想意志,而去迎合某一件事,他死也不干。还有一种“不祸世以取名”这也是很难的,几十年来现实的人生经验,很少看到这种人。如果做一件事,马上可以出名,个人可以成功,可是,结果将会为后世留下祸根,那么他宁可不要成这个名,而不做这种事。要了解这种人是直道而行的操守。

……

臣有从仄陋而进显言,由卑贱而陈国事,可不恕之以难乎?

有些人地位很低,可是他有见地,古今中外,这样被埋没的人很多。往往这类人提建议时,中间阶层的人说他越级报告,非把他开革了不可。实际上有的人路子很窄,地位也不高,也没有名声,但能进贤言,有很好的意见提供给领导人,虽然他的地位很低,是一个很普通的人,而所提的意见,都是忠心为国。对于这种人,作领导人的要注意,这是难能可贵的。

……

臣有孤特而执节,介立而见毁,可不恕之以劲乎?

这个“劲”就是“节”,古代往往两个字连起来,“劲节”成为一个名辞。每以竹子来象征,因为竹子是虚心的,笔挺的,有些人个性孤僻,不喜欢与同事、朋友多往来,有特殊个性与才能。大约有特别长处的人,都有特别的个性,看来很孤僻,这种人也有他的操守,不随便苟同,超然而独立,可是这种人,容易遭到毁谤,当主管的就要了解这种人是有特别节操的。

此七恕者,皆所以进善也。

上面曾经说了有六种正派一面的干部,这里就说到,当主管作领导人的,要对部下了解、体谅的七个恕道。换言之,作主管的如果不具备这七种恕道,就不能得到这六正的干部。这点我们要注意了。人们常说历史上的人才多,现在的人才少,并不尽然。正如曾国藩以及历代许多名臣都说,每个时代到处都有人才,第一在自己能不能赏识,第二在自己能不能培养。即使是人才,也还要加以培养。没有好的环境和有利的条件,才干发挥不出来,人才也没有用。所以六正与七恕,是君臣两面共修之道。

反派臣道的型态

下面是另外一路的几种臣道:

安官贪禄,不务公事,与事沉浮,左右观望。如此者,具臣也。

这里的具臣,和《论语》中所讲的具臣又两样了。这里说,有些人规规矩矩,安于那个官位,只要不出毛病,反正拿薪水,对于公事都办,但并不特别努力,随着时代的潮流,沉就跟着沉,浮就跟着浮,对现实把握很牢,随世俗走,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现代的名词,“水晶汤圆”就是这种人,又透亮,又滚圆。这种人只是凑凑数的,聊备一员而已。

……

主所言皆曰善,主所为皆回可,隐而求主之所好而进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与主为乐,不顾后害,如此者,谈臣也。

拍马庇这一类的,历史上这种人也很多,近代史中最著名的,有清朝的和坤,乾隆皇帝的嬖臣,就是这样。对上面光是:“好的!是的1这还不算,肚子里还在打主意,隐隐地,暗暗摸清主管的毛病,爱好在哪里,然后投其所好,这种投其所好的人,也有他们的一套,一般人很难做到的。譬如说,一位主管,什么都没兴趣,就是好读书,于是谀臣这一型的人,也会装着好读书。所以上面仁义道德,下面满堂都仁义道德。《战国策》里就有这样的故事。齐桓公最讨厌紫色的衣服,他问管仲该怎么办,管仲说这很简单,你明天开始,见到穿紫衣服的走到面前,你就说臭得很,教他走远一点,这就行了。齐桓公照样做了,一个月以后,全国都没有穿紫衣服的人。所以我们读书要注意,一般人常引用曾国藩的话,社会风气的转变,在一二人的身上。但要知道这一二人不是你我。社会风气就是如此。因此上面好什么,下面跟着就是什么,这是非常大的力量。这一类的人,只是讨好领导人而已,偷偷摸摸,不走正道,专门巴结主管,往往因此害了这位主管,他也不管。这就叫作谀臣。

……

中实险讠皮,外貌小谨,巧言令色,又心疾贤,所欲进则明其美,隐其恶;所欲退则彰其过,匿其美,使主赏罚不当,号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

这一段说到奸臣了,很明显地说奸臣内心里非常阴险,外表上看起来则小心谨慎,规矩得很。从历史上看到,成功的作一个奸臣还很不容易。如历史上说秦桧杀了岳飞,哪里是秦桧杀的,宋高宗本来就讨厌岳飞,秦桧只是迎合宋高宗的意思,代高宗承罪而已。大家都知道岳飞的口号:“直捣黄龙,迎回二圣。”这是岳飞不懂宋高宗的心理,以为直捣黄龙就可以了。迎回二圣以后,宋高宗怎么办?二圣一个是他父亲,一个是他哥哥,二圣回来,宋高宗还当不当皇帝?第二点,岳飞当时才三十多岁,年纪太轻,偏要涉及内政。当时宋高宗还没有立太子,而岳飞天天催高宗立太子,这在高宗的想法,认为你岳飞希望我快死吗?而且这是我赵家的家务事,你在外面好好打你的仗就行了。可是岳飞偏要回来管这件事,固然岳飞是不了起的人物,书也不能说读得不好,但是人生经验到底不够,他的老师硬是没有教好他,这是“批其龙鳞”的事,不可以做的。秦桧就知道宋高宗这个心理,更主要的是两个政策思想不同,一个主战,一个主和,作风上不同,而岳飞遇害了。所以一个人要贯彻一个思想,很不容易。奸臣就是心存阴险,看起来很小心,很会说好听的话,态度上讨人喜欢,而最严重的是忌贤,好人他都妒忌,他要提拔的人,专门在领导人面前说他的好处,隐瞒他的缺点。对于真正的人才,他就在领导人面前,不表示意见,冷冷的态度。点点滴滴造成坏印象,就够了。结果使上面的赏罚不当,该赏的不赏,甚至反而罚了,该罚的没有罚,反而赏了,于是命令下去不能贯彻。这一类的,就是奸臣。

……

智足以饰非,辩足以行说,内离骨肉之亲,外妒乱于朝廷,如此者,谗臣也。

谗臣和奸臣很相近,嘴巴坏得很,这种人很多,他的知识渊博,学问好,错了的事,他总有办法,或者以言词理论,或以行为动作,把错处掩饰过去,很会说话,硬能把人说服。而且他的才智论辩,可以把人家兄弟、父子之间,家属的感情离间,同事相处,也挑拨离间,破坏感情,这是谗臣。

……

专权擅势,以轻为重,私门成党,以富其家,擅矫主命,以自显贵,如此者,贼臣也。

像王莽一流,历史上一些篡位的臣子,最后都到了这个程度,这种人就玩弄权了,用他的势力,可以颠倒黑白,以轻为重,自己结成党派,专门搞自己的事,乃至下假的命令,以达到自己的显贵,这种人就叫贼臣。

……

诌主以佞邪,堕主于不义,朋党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无别,是非无闻,使主恶布于境内,闻于四邻,如此者,亡国之臣也。

第六种是亡国之臣,他帮助老板走上坏路,把错误都归到老板一个人的身上,实际上是部属大家的错误。这一点,由历史、人生的经验看,是非很难讲,公务员没有把事情做好,而老百姓都骂领导人。做领导人的确很可怜,下面常常陷主于不义。任何时代都是如此,工商时代也如此,这是一般人类的心理,很自然的,没有办法,这类人是亡国之臣。

“是谓六邪”这种具臣、谀臣、奸臣、谗臣、贼臣、亡国之臣等是六种邪臣,不是正道的干部。

防邪之道

下面再引证桓范的《世要论》。

臣有立小忠以售大不忠,效小信以成大不信,可不虞之以诈乎?

用人之难,人心之险诈,有些人小事忠得很,但他是借此达到另外一个大不忠的目的。有些人小信一定好,而他是要完成他的大不信。所以要顾虑到,是不是真正的险诈。不过话又说回来,从历史与人生的经验上看,有许多人他有本事,也是做小事一定尽忠,绝不是诈,并没有存心骗人,也不是为了什么大的反叛目的,这样做了多少年,可是一把他放到大的职位上去就完了,他就不忠了。于是别人说此人施诈。但在我的看法不同,这是主管对于人才的看法没有深切的了解。这种人在小位置上忠心,到了大位置上并不是不忠心,而是受环境的包围,于是变坏了。这不是他诈不诈的问题,而是他这材料不够坐那个大位置,等于很好的小吃馆子,如果要他办酒席大菜就完了。还有就是年龄的关系,这就是孔子的话,人老了“戒之在得”,年老了样样想抓,这个“得”字就出了毛病这不能说他在年轻时的作风就是假的,因为年轻人不在乎,觉得自己还有前途,来日方长,有的是机会,所以就不至于贪得,年轻大了的人,觉得在世的日子短了,先弄一点到手吧,这一来就完了。这就是心理的问题。讲修养,就是要把这种心理变化过来,能有这个气质的变化,这才是真本事、真修养,这也并不容易。所以关于这一点,我对于古人的这个观点,还是不同意,因为它讲的是道理,没有研究人的心理。人的心理,是跟着空间、时间在变更的。一个人真能修养到自己的心理、思想,不受环境的影响,不因空间、时间的变动而跟着变动,才称得上是第一等人。但是世界上的人都做了第一等人,那第二等人谁去做呢?(一笑)

……

臣有貌厉而内荏,色取仁而行违,可不虑之以虚乎?

这是说有些干部在外表上看,脾气很大,冲劲也很大,可是内在没有真胆识,有些人在态度上看起来非常仁义,而真正的行为,却与仁义相违背,就是说有的人在平日看起来,是颇仁义的,但是真到了义利之间的关键头上,要作一决定时,他就变得不对了。所以当主管的人,对干部的看法、考核,要顾虑到是不是表里如一,脚踏实地。

……

臣有害同侪以专朝,塞下情以壅上,可不虑之以嫉乎?

这个情形很多的,人类嫉妒的心理是天生的,一般人所谓的吃醋,好像男女之间相爱,女性的妒忌心特别容易表现,所以一般都说女性醋劲最大,其实男性吃醋比女性更厉害,而且不限于男女之间,男性往往发展到人事方面,诸如名利之争、权势之争等等。譬如有些人名气大了,就会有人吃醋,有的人文章写得好了,就会有人吃醋了,字写得好了也吃醋。乃至于衣服穿得好了,别人也会吃醋,甚至两人根本不认识,也吃醋。这是什么道理?这是高度的哲学和心理学,嫉妒是人与生俱有的劣根性。

不论上面领导的人,或者做人家干部的人,对于这些都要知道的。人的心理,是这个毛病,有些人欢喜打击同事,自己专权,于是挡住了下面的情形,同时使下面也不了解上面的意思。这都是出于妒忌心理,才发生了这些情形。所以当一个领导人的,听到干部当中甲说乙的话,乙说甲的话,都不能偏听,而要尽量客观的,要注意他们之间,是不是有妒忌的心理。

……

臣有进邪说以乱是,因似然以伤贤,可不虑之以谗手?

挑拨、说坏话、害人的话就是谗言。这是古今中外一例的,譬如一个文人,尤其是学哲学、学逻辑的人,经常容易犯这个错误。逻辑学好了以后,非常会辩理,怎么样都说得对,死的可以说成活的,在理论上,逻辑上绝对通,但事实上不一定对。所以有些干部,能言善道,很有文才,很有思想,专门发表邪说。这段文字上看“邪说”两字,定在这里,明明白白,看起来很清楚,如果我们做了主管的时候,干部进邪说,不一定写文章,对于某件事情,他轻轻一句话,就听进去了,中了他的邪说,乱了真理,他用一种好像是对的道理,而伤害了好人。所以当领导人的,就要顾虑到,是不是有谗言的作用。

……

臣有因赏以偿恩,因罚以作威,可虑之以奸乎?

有些专权的人,他对他的部下有赏赐,并不是公正的赏,而是自己与受赏的人有关系,故意卖恩情给他。譬如小的单位主管,有考核权的,对于自己喜欢的人,就多给他分数,对于所讨厌的人,尽管他有本事、有功绩,还是设法扣他的分数。“因罚以作威”,以示权威。赏罚基于私心,这一类,就是好佞之人,不公正。

……

臣有外显相荐,内阴相除,谋事托公而实扶私,可不虑之以欺乎?

这种事情就很严重了,我们从历史上的政治中,常常可以看到,有些干部明明内心想要害某人,而表面上说某人的好话,但暗暗地把某人搞垮。谋事则冠冕堂皇,托之于公事上,实际上则挟了有私意,手段非常高明,这就是欺,古代所谓欺君罔上。我们看历史,这种悲惨的故事实在不胜枚举。

……

臣有事左右以求进,托重臣以自结,可不虑之以伪乎?

有些人,是靠领导人旁边最亲信的人,专走这个门路,服事他们,搞得很好,由他们影响领导人,达到自己的目的。或者是找在领导人面前分量最重,言听计从的人,托他们的力量,结交他们,以巩固自己的权力与地位,这都是伪。

不过这种事,有时也很难定论,要看各人的运用。以近代史看,曾国藩、胡林翼就是走的这个路子,这是历史上的两段秘密,当然正史上没有记载,而这种野史的记载,是真是假,暂且不去管它。

据说,清咸丰皇帝,所以知道曾国藩的大名,在太平天国一起来的时候,就教曾国藩在湖南练湘军,是因为咸丰早就对他有了印象。最初曾国藩在京里做官的时候,是在礼部做一个小京官,大约等于现在部里的司长级,还是附员一类闲差。他知道一个汉人,在满洲人的政权里做官,非走门路不可,于是他结交了一位亲王,两人感情很好,后来这位亲王向咸丰保荐曾国藩,说他“胆大心细,才堪大用。”咸丰看到是这位亲王–咸丰的伯伯或叔叔的保荐,就答应了召见。后来果然咸丰在便段召见曾国藩,他进去以后,便殿里空空的,什么都没有,只是在上首位置,有一把皇帝坐的椅子,下面是一个锦墩,太监带他进去以后,教他在便殿等候,他向皇帝的位置,行了三跪九叩首大礼以后,就规规矩矩坐在锦墩上等候,等了一个多时辰,皇帝始终没有出来,最后一位太监出来通知他,皇帝今天有事,改天再召见,曾国藩只好对着空椅子三跪九叩首以后回去了。回去以后,这位保荐他的亲王马上问他情形。曾国藩报告了经过,亲王问他在便殿里有没有看见什么东西?曾国藩仔细回想,除了皇帝的座位和锦墩以外,的确没有另外看见什么东西。这位亲王听后说:“糟了1赶紧跑进宫里,找到便宫当值的太监,送上红包。结果打听出来皇帝座位后面的墙上,挂了一张很小的字条,上面写的是“朱子治家格言”。亲王就回来告诉了曾国藩,而且告诉曾国藩,他向皇帝保荐的话是“胆大心细”四个字,胆大是不易测验的,除非教他去打仗,而心细则可测验的。果然过了几天,咸丰又召见曾国藩问起这张朱子治家格言的事,这时曾国藩当然答得不会含糊了。因而得到咸丰的赞许,把曾国藩的名字记下来,而曾国藩也由此因缘,成了清代的中兴名臣,这是野史上的记载。

第二件事,是胡林翼的故事。当时湖北的巡抚官文,是一个满洲人。清代的制度,因为始终有种族的观念,巡抚(相当现在的省主席)如果是满人,而军门(相当现代的保安司令)则是汉人。反正在省的一文一武两大首长,一定是一个汉人,一个满人。在巡兵的时候,巡抚和军门提督,两人都要签名,光是一个人签名,则调不动兵,如此以为互相牵制。所以当时打太平天国,也很麻烦的。当时湖北的官文是一个糊涂虫。有一天官文的第五姨太太作寿,胡林翼听说是抚台的夫人作寿,胡林翼身为军门提督,分嘱部下,不得不去。他本人虽然也可以不到,不过胡林翼还是去了。在巡抚衙门前,刚一下轿的时候,看到一个人身穿朝服,从里面出来,一脸怒容,上轿走了。胡林翼打听是怎么回事,人家报告,这位官员很有骨气,因为听见巡抚夫人生日,前来作寿,到了以后,知道只不过是五姨太的生日,(当时多妻制,一人可以取几个太太,但元配以外的姨太太,是没有地位,被人看不起的。)所以没有进去拜寿,上轿就走了。大家称赞这位官员了不起,到底是读书人,有品格,有骨气!可是胡林翼把“马蹄袖”一抹,投了一张名卡,还是进去拜寿了。以胡林翼当时的声望名气,他亲自前往拜寿,官文和他这位最得宠的最小姨太太,都高兴得很。官文吩咐这个姨太太,第二天就去回拜胡林翼的老太太,拜胡林翼的母亲为干妈。从此以后,胡林翼打太平天国,就可随便调兵。像胡林翼这种人,绝对是正派的人,但是为什么这样做?这就是权术,没有办法不如此做,要想事业成功,有时候也不能呆板地拘小节,问题在动机如何?他的动机绝不为私。如果不用这个方法,敌人打到门口了,还调不动兵,怎么去打仗?所以在这种小事上马虎一点,反正母亲收了一个干女儿,总不吃亏。所以上面这句话:“臣有事左右以求进,托重臣以自结,可不虑之以伪乎?”这句话,也不是呆板的,要看实际的情形,如何运用,动机何在而定。

……

臣有和同以取说,苟合以求进,可不虑之以祸乎?

有干部“和同”,什么是“和同”?这两个字,本来出自老子的“和光同尘”,意思是说,一个修道的人,不要特别把自己标榜得了不起,要和普通人一样,你修道者的光明也和普通人一样。“尘”就是世俗人,社会一般人,尘市之间,大家都吃饭,而你一个人非要买包子吃,这又何必呢?将就吃一点就好了嘛。这本来是“和光同尘”的意思,可是道家这一思想,后来被引用,就变成“太极拳”–圆滑的观念了,人说白的是黑的,我也马马虎虎说是黑的,跟着乱滚,也被称作“和同”了。“取说”的“说”,通“悦”。“和同以取说”,指的是臣下为了讨好上司,便放弃作人的原则,作乡愿去了。这里是说,有些干部圆滑得很,“太极拳”马马虎虎应付一下,只要配合主管的要求,什么都来,只要对他自己前途有利的就干,这种心理发展下去将来就是一个祸害。到了利害关头,一点气节都没有,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出来。

……

臣有悦主意以求亲,悦主言以取客,可不虑之以佞乎?

有的干部只做上面老板喜欢的事,专说老板喜欢听的话,以求得他欢心,取得他的亲信。这种就是佞臣。

上面是《长短经》作者,对桓范《世要论》的引述。一个领导人,在防恶上,应该注意考虑到的九种原则、九个顾虑,也是人物的分类。该注意到的。

读书千万不要被书所困,一切的运用全在自己。像这一类的书读多了以后,等于医学的常识丰富了以后,连一杯水那个敢喝,深怕有传染病,法律学多了以后,连一步路都不敢走,动辄怕犯法。而对于“九虑”这些东西看多了,连朋友都不敢交了。其实只要我们把握了大原则,相信少数人,不伤任何人,爱护所有人,凡事但求心安就好了。

忠奸之辨

下面是举很多实例了。

这是一篇大文章,但是古人写文章的分类,不像现在的观念,现在写文章的层次,往往是宗旨、要点、原则、引伸,古人则大异其趣。

子贡曰:陈灵公君臣宣淫于朝,泄治谏而杀之,是与比干同也,可谓仁乎?子曰:比干于纣,亲则叔父,官则少师,忠款之心,在于存宗庙而已,古以必死争之,冀身死之后,而纣悔寤;其本情在乎仁也。泄冶位为下大夫,无骨肉之亲,怀宠不去,以区区之一身,欲正一国之淫昏,死而无益,可谓怀矣!诗云:民之多僻,无自立僻,其泄冶之谓乎?

这里是子贡和孔子问答的一段话。(这段话在四书五经里是看不到的,要在其他的书里去找,所以真要研究孔子思想是相当困难的,我们不要以为看了四书五经,就懂了孔子的思想,有一本清人编的《孔子集语》,将孔子所讲的话,如《庄子》等等引用孔子的话和有关的很多事,都收集在这里,所以现在也可以走取巧的路线,看这本书,勉强可以把孔子一生,多了解一点,免得到处找资料。)

这段书我们暂且搁在这里。要先了解一件事情:我们知道,春秋战国在陈灵公的时候,有一个女人,后世称她为“一代妖姬”,名夏姬,是当时的名女人,好几个国家,都亡在她身上。据说她好几十岁了都还不显得老,许多诸侯都被她迷惑住了。她在陈国时,陈灵公和几个高级干部,就和夏姬宣淫于朝,于是陈国的另一位大臣泄冶,就向他们提出谏议,责备他们不应该这样做。陈灵公自己理亏,对泄冶没有办法,就买通一个刺客,把泄冶刺死了。

这段书,就提到了这段历史,有一天子贡问孔子说:泄冶的这个行为,同纣王时代的比干一样,泄冶这个人,是不是可以说合于仁道?孔子说,这两个人并不相同。因为比干之于纣王,在宗法社会,讲私的方面,他们是皇亲,比干是纣王的叔父,讲公的方面,比干的地位是少师,等于皇帝的顾问。在宗法社会的政治制度下,他是为了殷商的宗庙社稷,所以他准备牺牲自己,所谓“尸谏”,希望自己死了以后,使纣王海寤,所以比干当时的心情,是真正的仁。在泄冶就不同了,他只是陈灵公的部属,地位不过是个下大夫,勉强比喻等于现代简任初级的官位,并没有私人血统上亲密的关系,而陈国这样一种政权,在孔子看来,是一个君子就应该挂冠而去,可是泄冶没有这样做,还在怀宠。以他这样的地位,用区区一个身体,想要影响上面的昏乱,这是白死,也算不上忠,只是“怀”而已,他的胸怀里,爱国家的心情,还是有的,至于说到仁道,却并不相干,所以孔子引用诗经上两句话:“民之多僻,无自立僻。”一般人当走到偏僻的狭路上去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把他立刻挽回的,泄冶就是个懂这个道理,方法不对,白丢了一条命。

这是引证一段历史的经验,说明部下与长官之间争执时处理的方法。

或曰:叔孙通阿二世意,可乎?司马迁曰:夫量主而进,前哲所韪,叔孙生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率为汉家儒宗,古之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挠,大直若诎,道同委蛇,盖谓是也。

这是另一个历史故事。汉高祖平定天下以后,最初是没有制度的,每天上朝开会,文官武将和他吵,乱七八糟,简直没有办法,而叔孙通本来是秦始皇时代的一个儒生,他为了要保持文化道统,也曾跟过楚霸王,意见行不通,后来跟随汉高祖。而汉高祖也是拿读书人的帽子当便壶用的,见读书人就骂,所以叔孙通最初连饭都吃不上,什么气都受。有学生问起什么时候才能达到保持文化道统的目的,叔孙道说不必心急,现在是用武力打天下的时候,用不着我们读书人。

等到汉高祖平定了天下,他去见汉高祖,建议制定礼法,汉高祖曾经斥他说:“乃公天下马上得之”–意谓:“格老子,我的天下是骑在马上打来的,你读书人算什么?去你的1这时叔孙通就顶他了:“陛下天下可以马上得之,但是不可以马上治之。”就是说:“天下你是打来了,但是将来治理天下,不能永远打下去呀1汉高祖这种人,在历史上是真正了不起的领袖,个性固然强,可是别人有理由,他一定会听。所以听了这话认为有道理,问该怎么办?叔孙通于是说我替你拟订计划,建立制度。汉高祖立刻答应,教他去办。几个月以后,把所订的制度礼仪“朝班”都演习好了,再请汉高祖出来坐朝,汉高祖一上朝,那种仪式,那种威风,真和当年打仗乱七八糟的不同。俨然是大汉皇帝的气派。这时他这一舒服,才知道读书人有这么大的用处。

这里是引证,当汉高祖还没有起来,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叔孙通有办法自保:在秦始皇死了,二世接位以后,召集知识分子开会,向大家说,据说外面在造反,有没有这回事?那些知识分子听了以后,都说真话,说外面有许多人在造反,并劝二世改过,惟有叔孙通说,外面没有造反,只不过是些小偷而已,是乱传话说造反的,二世听了叔孙通的话,认为很对,非常高兴。可是叔孙通讲过这个话,自己就溜走了,他知道秦朝这个政权没有希望了。所以这里提到叔孙通“阿二世”,(阿就是阿谀,拍马屁,阿曲,歪曲事实,将就对方的意思。所以古代一个知识分子,在写文章时,都不随便下笔,社会大家认为对,自己认为错了,就不应该随便跟大家的意见写,如果跟着大家人云亦云,就是“曲学阿世”,违反真理。拍社会、拍时代的马屁是不应该的,这是中国读书人的精神。)是一个知识分子应该的吗?《长短经》的作者,于是引证司马迁对这件事的批评,也就是他在史记上留给我们后人,对历史的看法。

刚才说过了叔孙通对历史的关键之举,如“朝班”的制度,自汉代由他建立以来,虽然历代各有不同的沿革,但一直到清朝末年,实行了几千年。我们再从文化史的观点来看,叔孙通是了不起的人物,自汉代以来,这几千年当中,实际上的政治体制思想,一直受他的影响。所以司马迁反对一般人对叔孙通小节方面的批评,他是从大处着眼下笔,他说叔孙通“量主而进”,从这句“量主而进”,我们就看到,王充说《史记》是一部“谤书”,毁谤汉朝的大著作,换句话说是毁谤历史的大著作,但在当时不大看得出来。如用的字句,司马迁是斟酌又斟酌,像“量主而进”这四个字,用得非常好。就是后世说的“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好的鸟如凤凰,绝不随便落在一般树上,一定落在梧桐树上,否则宁愿停留在半空盘旋,绝不下来。一个人则择主而事,古代君臣、主仆的关系分得很清楚。“量主而进”就是测量测量老板,跟随他有没有意义,前途有没有希望。“前哲所韪”前辈的哲人–代表贤人、圣人、有道德学问的人,都认为这样是对,是应该的原则。这两句话八个字,已经把一般人对叔孙通的评论推翻了。

司马迁再为这个“生”字作申论说:叔孙生希世庶务–叔孙生的“生”字是“先生”的意思–就是说叔孙通在秦始皇这个时代,为了要继承文化,不致中断而留传下去,希望有个好的社会,执行正统的文化,等到好的时代来了,好做一番事业,制定文化精神的体制。进退之间,他看得很清楚,在秦始皇这个时代,他没有办法,只好跟着时代变,并没有完全依照古礼,所以他非常懂得适应时代的环境,以应变达到最后的目的,结果目的都达到了,他跟随汉高祖,最初在汉高祖忙于军事的时候,等于当个附员,闲的差事,拿一点薪水,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到后来,他开创了汉朝的文物制度,成为汉代的儒宗。

司马迁更进一步引申,古代所谓君子之人,“直而不挺”,像一棵树一样,世界上的树都弯下去,只有这棵树是直的,但这棵树也很危险,容易被人砍掉,所以虽然直的,但有时软一点而并不弯曲。自己站祝站住以后,在这种时代也是很难处的,不愿意跟大家一起浮沉,就显得特别,特别了就会吃亏,还要配合大家,但配合大家,和大家一样又不行。在“致曲则全”的原则下,必须保持着一贯的中心思想。所以真正直道而行的人,就“大直若诎”,看起来好像不会讲话。“道同委蛇”,作人的法则,好像太极拳一样,跟着混,而结果达成他的目的,这就是叔孙通的作法,结果他不但开创了汉朝四百年的制度,更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制度。

这是说臣道的宗旨,一个人在时代的变化中间,为社会、为国家、为民族文化、为个人,要站住已如是之难,站住以后要达到一个为公的目的就更难了。

……

议曰:太公云,吏不志谏,非吾史也。来去延诘张禹曰,尸禄保位,无能往来,可斩也。

这里又提出一个问题来讨论。朱云和张高两人,都是汉成帝的老师,当时正是王莽家族用权的时候,民间怨恨到极点,各处的报告,反应到朝廷的意见,都被张禹把它压下去,不提出来。所以朱云就当着皇帝的面,洁问张禹,说张禹对下面这么多意见,不提出来报告皇帝,像死人一样占住一个位置,只想保住自己的官位,什么事都没做,使上下的意见都不沟通,应该杀了他。这是引述的一段历史故事。

班固曰:依世则废道,违俗则危殆,此古人所以难受爵位。由此言之,存与死,其义云何?

班固是依照司马迁著《史记》的路子而著《汉书》的,他讨论历史,提出这个意见,认为作人处世很难,跟着社会时代走,就违背了传统的道,违背了自己文化的精神,可是硬不跟着时代走,违背一般世俗的观念,本身就危险,至少这一辈子没有饭吃,会把自己饿死,这是事实。像电视节目,我们认为不好的,可是广告收人好,我们认为好的,可没有广告了,电视公司就要喝西北风,也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中国的古人,想要请他出来做官,他不要,为什么不要?为什么清高?他既然出来,就要对国家社会有所贡献,估计一下如果贡献不了,又何必出来?所以就不轻易接受爵位了。这是古人,若是现代的人可不管这许多了,有人给一个顾问名义,也就挂上,尽管不拿钱,还可出名哩!时代不同了!古人传统文化的观念,如果担任了名义,而无法有贡献,就宁可不接受。那么由这个道理看起来,推论下去,一旦面临生和死之间的抉择,有时候连这条命也要交出去了,就是说生与死之间的哲学的意义,该怎样讲法?

对曰:范晔称夫专为义则伤生,专为生则赛义。若义重于生,舍生也可;生重于义,全生可也。

作者于是引用刘宋一位学者范晔说的话,他说一个人一天到晚,专门讲文化道德义理之学,那么连饭都吃不饱,谋生的办法都没有。但是如果专讲求生,就会亏损义理。我们看看现在的人,为生活、为前途,什么事情都可以干,只要钱赚得多,都可以来。古人往往以义作为行事的准则,如果认为死了比活着更有价值,就可以一死!但有时候,做忠臣并不一定非死不可,中国的老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硬要留住这个青山。譬如被敌人包围了,在生死之间,事实上生重于死,忍辱苟生,将来能够做一番比死更重大,更有价值的事情,那么不一定要死,全生可也。相反地,就非求死以全节不可了。

这个问题还没有讨论完,又提出一段历史故事:

……

或曰:然则窦武、陈再,与宦者同朝廷争衡,终为所诛,为非手?

汉代最有名的祸乱是宦官,明朝的祸乱也是宦官。我们中国历史上的祸乱,差不多都离不开外戚、宦官、藩镇三大原因。在汉朝就亡在外成、宦官两个因素上。王莽就是外戚。唐朝亡于藩镇(权臣),明朝亡于宦官,魏忠贤这些人都是宦官。只有清朝对于这三个祸乱因素都防范得很严谨。宦官干涉了政治非杀不可,多说一句话都要被杀。清朝的实录,雍正遵祖宗的规制,他有一个最喜欢的戏子,有一天这个戏子问雍正皇帝,扬州的巡抚是哪一位。雍正一听发了火:“你怎么问这个问题1就把这个戏子推出去杀了!看起来雍正的手段毒辣,事实上问题很大。一个平常玩玩的戏子,居然问起地方的首长是谁,可见有人在暗中拜托了什么事情。这还得了,固然处理得很严厉,但是看了历史上这些关于宦官为害的可怕事情,非这样办不可。

事实上何必要当皇帝才如此,许多人都会有这类经验,就是当上一个小主管,这类问题都来了。太大娘家的人,来说说话托个人情,你说怎么办?不答应,太太天天和你吵,难道为此和太太离婚吗?这是内威之累。或者跟了你很久的人,有事总要替他安顿安顿。这情形也和“宦寺”差不多。另外藩镇,好比下面的科长、股长,做得久了,公事又熟,出些问题,真没办法。个人尚且如此,何况大的国家?

后汉时代窦武与陈蕃,两个有名的人,以及明朝的有些大臣,硬是不卖帐,结果还是死在这班宦官手里,那么照前面的理由看起来,窦武、陈蕃这些人做得不对了吗?

范晔曰:桓灵之世,若陈蕃之徒,咸能树立风声,抗论昏俗,驱驰(山且)(山危)之中,而与腐夫争衡,终取灭亡者,彼非不能洁情志,违埃雾也。悯夫世士,以离俗为高,而人伦莫相恤也。以道世为非义,故屡退而不去。以仁心为己任,虽道远而弥厉,及遭值际会,协策窦武,可谓万代一时也,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世心也。

这段还是引叙范晔的话,来答复前面的问题。读过诸葛亮的《出师表》,就会知道汉桓帝、汉灵帝这两个皇帝了。《出师表》上提到刘备最难过、最痛恨的,就是他这两位老祖宗。这两位汉代皇帝,和宋代的徽宗、钦宗父子一样。宋徽宗做一个艺术家蛮好的,他的绘图、书法都很好,可是命苦,当了皇帝就非变成俘虏不可。

范晔所说这个历史的故事,举出窦武和陈蕃这两位后汉的名臣。当时发生了党祸,他们两人想挽回时代的风气,但是陈蕃却因窦武的党祸案子而牺牲了。这里范晔的论点是说,在桓灵这个时代,像陈蕃这种人,学问好,有见解,有人品,知识分子个个仰慕他,他个人所标榜的,已经树立了风气、声望,成为一个标竿。对当时昏头昏脑过日子的世俗抗议,他的那种思想、影响力,在最危险的社会风气中、政治风浪中,像跑马一样,和那些明知道不对而又不敢说话的懦夫争衡,结果把生命赔进去了。以他的聪明学问,并不是不能做到洁身自好,明哲保身,而是他不愿意这样做。因为他想要提倡伦理道德,人类的社会就要有是非善恶,他悲们当时世界上的人,一些知识分子,看到时代不对了,尽管反感极了,而只是离开世俗,明哲保身,逃避现实,没有悲天悯人之意,人伦之道就完了。所以他反对这些退隐的人,认为退隐不是人生的道理,于是他有机会可以退开,他还不走,而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以仁心为己任,明知道这条路是很遥远的,还是非常奋发、坚定,所以一碰到政治上有改变的机会,就帮忙窦武,而把命赔上了。这样的死,是非常值得的,以历史的眼光来看,把时间拉长,把空间放大。他这生命的价值,在于精神的生命不死,万代都要受人景仰,虽然他没有成功,但是他的精神、正义足以作为这个世界的中心。

议曰:此所谓义重于生,舍生可也

这里的结论是,当觉得死了比活着更有价值,这个时候惟有牺牲自己。这是理论,这种理论想要真正变成自己的思想和观念,则并不简单。能在必要的时候付诸实施,更是难之又难。

上面的这些历史故事,都是说“臣行”的,所谓臣行,也就是人臣的自处与处事之道。一个人做事对自己的立场要认识清楚。

下面继续提出臧洪死张超之难的故事,讨论他是不是可称为义?臧洪死张超之难故事的原文,在这段文章的后面,用括号引述出来了。我们必须先了解这个历史故事的实际经过情形,然后再说它的道理。在这里大家一定会奇怪古人写文章为什么这么别扭,把论理的文字,写在前面,而把所讨论的历史故事,写在后面。这是因为古人认为这些历史故事,每一个读书人都知道了,假使先叙述故事,再论道理,在古代认为这是丢人的事,甚至认为作者看不起人,好像表示别人对历史都不懂,只有他懂似的。因为中国古代读书人,大多都对历史典故很熟。现在可不同了,一般写论文,都是东抄西抄一大堆,写出来的意见,不是作者的,而是抄来的。这是古今之不同。其次,古人有时引述的历史故事,在文章中等于现在文体的注解,所以放在正文的后面,这是我们对于古今文体需要了解的地方。我们是现代人,就走现代的路线,从后面读起,先把这段历史故事了解,等一下再回过来看它对这个故事的评论。

昔广陵太守张超委政臧洪,后袁绍亦与结友,及曹操国张超于雍丘,洪闻起被围,乃徒跣号泣,勒兵救超,兼从绍请兵,绍不听。超城陷,遂族诛超,洪由是怨绍,与之绝,绍兴兵围之,城陷诛死。

这是三国时的事。广陵是现在的江苏扬州一带。张超是当地的太守,他把地方的政事交给了臧洪,后来袁绍也和他做朋友。有一次曹操在雍丘(现今河南杞县)这个地方,把张超包围起来。臧洪听到这个消息,因为张超是他的朋友,又是长官,所以就光着脚,哭着到处替张超求救兵,一面自己也出兵。同时因为袁绍是朋友,也向袁绍求救兵,可是袁绍没有理他。结果张超被曹操消灭了,全族都被杀了。臧洪就为这一件事情恨透了袁绍,而和他绝交了。朋友变成了冤家,于是袁绍又兴兵围攻臧洪,破城以后,臧洪也被杀掉了。

议曰:臧洪当纵横之时,行平居之义,非立功之士也。

后来一般人讨论这件事,就认为臧洪自己莫名其妙,头脑不清楚,当三国那个时代,正是所谓纵横时代,等于战国时候一样,是没有道义的社会,谈不到要为哪一个尽道义,立身于社会中,对当时的环境看不清楚,在纵横的时代,而去讲道德、讲仁义,乱世中去讲太平时候的高论,当然搞不好,这就是所谓:“居今之时,行古之道,殆矣1在现在的时代,要想实行三代以上的礼乐之道,是走不通的。因此也可以看到孔子的思想,并不呆板,他教我们要赶上时代。“当纵横之时,行平居之义,非立功之世。”就是对臧洪的结论,这样做,如果想立功、立业,救时代、救社会,是办不到的。

现在再回过来看《长短经》的作者,对臧洪这件历史故事的评论,他首先提出问题:

……

或曰:臧洪死张超之难,可谓义乎?

假定有人问臧洪这样为张起而死,够不够得上是义气?于是他引用范晔的话:

范晔曰:雍丘之围,臧洪之感愤,壮矣!相其徒跣且号,束甲请举,诚足怜也。夫豪雄之所趣舍,其与守义之心异乎?若乃缔谋连衡,怀许算以相尚者,盖惟势利所在而已。况偏城既危,曹袁方睦,洪徒指外敌之衡,以纤倒悬之会,忿悄之师,兵家所忌,可谓怀哭秦之节,存荆则未闻。

范晔是说,曹操围攻雍丘,消灭张超,当时臧洪为了朋友,到处请兵,可以说是一种壮烈的情操。而他赤了足,奔走号哭的行为真值得同情。因为英雄豪杰,在某种环境之下,对于是非善恶的取舍,与普通一般人的讲究仁义,在心理上是两样的,(读古书到这里,要想一下,为什么豪雄之所趣舍,其与守义之心异乎?)我们可以引用西方宗教革命家马丁路德的名言,“不择手段,完成最高道德。”为了达到最高的主义,最高的理想,有时候内心尽管痛苦,也不得不作些小的牺牲。在平时作人也如此,假定现在朋友、同事之间,家庭有了困难,即使下雨下雪,没船没车,走路也得赶去帮忙。但到了一个非常的时候,自己有大的任务在身,那恐怕就不能顾全这个朋友之间道义的小节了。所以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浸浸然,小人哉1这个话就很妙了。孔、孟之道,总是教人忠信,讲话一定兑现,做事一定要有结果,面孔子却又说,这样事事固执守信的,只是小人。这么说来,是不是言不必行,讲的话,过去了就算了吗?并不是这个意思。读书最怕如此断章取义,必须要看整篇,才知道孔子这几句话的意思。也就是说,大丈夫成大功,立大业,处大事,有个远大的目标必须要完成的时候,有时就不能拘这些小节,小节只是个人应做的事。如为国家民族做更大的事,个人小节上顾不到,乃至挨别人的骂,也只好如此。

另外一个观念:

若乃缔谋连衡,怀诈算以相尚者,盖惟势利所在而已。

在三国的时候,袁绍、曹操、张超这一班人,和任何乱世时代,据兵割地称雄的人,都是一样,有时双方和平订约了,有时候双方又打起来,也和我们现代的国际局势一样,这是个非常时期。每逢一个非常时期,不要以为国际之间有道义信用,实际上都是在作战,利害相同就结合,利害不相同就分手了。每个人都是在打自己的算盘,只要形势上有需要,利害上有关系就做,这是当然的情形。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如果这一点看不清楚,而去与人讲道义,就只有把命赔进去了。更何况,像三国时候,那种地方军阀互相割据的战争局面下,雍丘是一个非常危险、孤零零的偏僻地方,臧洪只知道自己的朋友张超被曹操毁了,以为袁绍也是朋友,去请袁绍帮忙,却不知道曹操与袁绍之间,因为利害的关系,已经结合了。这就是说臧洪的头脑不够,对时势分析不清楚,如何去做好这工作?他想借袁绍的兵,把曹操打垮,这是很危险的。像吴三桂借满清的兵打李自成,结果就成了满人的天下。再以中国的军事哲学–《孙子兵法》的思想来讲,不冷静地先求“谋攻”的关键,只是感情用事,以个人忿恨的私见,影响到作战的决策,头脑就昏了,心理上情绪的悲哀、怨恨,是军事学上的大忌讳。这不只是限于军事,在工作上有时碰到紧急困难的时候,个人的情绪忿捐之中,特别要注意,必须把这种情绪先除去,然后才能够冷静,才能把事情分析得清楚,“谋定而后动”而像臧洪这样“徒跣且号,束甲请兵”,和以前战国时候,吴楚之战,楚被吴打垮了,楚名臣申包胥到秦国去请救兵,在秦庭哭上七天七夜的情形是一样的。这样对个人节操而言是对的,但对事情而言,这是没有用的。不能解决问题。这里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个人做人的情操是一回事,处理事情的观点、看法、智慧的决定,又是另一回事。如申包胥哭秦庭的故事,在他个人,是成了千秋万世之名,但为楚国着想,借了外力秦兵去打关国,前门驱狼,后门进虎,也不是好办法,还没有听说过这样能复国图存的。

或曰:季布壮士,而反摧刚为柔,髡钳逃匿,为是乎?

大家都知道一诺千金,是季布有名的历史故事,这位先生是了不起的。他年轻时是一位非常有号召力的游侠之士,后来跟随项羽,作战非常勇敢。有一次把刘邦打垮了,追击刘邦,差一点就可以砍到刘邦的马尾。后来刘邦得了天下,最恨的也是季布,所以悬重赏缉捕季布,同时下令,藏匿了他的要诛全族。在这样严缉之下,季布就到山东一位大侠朱家那里卖身作佣人。朱家一看见季布,就看出来了,把他收留下来。到晚上再把季布找来,做个别谈话,要他说老实话。季布说,你既然知道了,就随你办,向刘邦报告,就可以得重赏乃至封侯。朱家当时就安慰他,绝对不会这样做。同时告诉季布,这样逃匿不是办法,总有一天会被发现的。朱家本来就和刘邦这些人很熟,他和季布商量同意,将季布扮成车夫,朱家带他去见刘邦。到了长安以后,这一班帮助汉高祖打天下的老朋友都宴请朱家,问他到长安有什么事,当然,都知道他不想做官,也不会要钱。朱家就要他们转告刘邦,季布这个人,年轻有为,是个将才,是个可以大用的豪杰之士。当年和项羽打仗的时候,季布追杀刘邦,是各为其主。项羽完了,就不必再视季布为仇敌,现在通令全国抓他,这样逼迫,他被逼紧了,不是向南边逃到南越,就是往北边逃往匈奴(因为那时刘邦所统一的天下,只限于中原一带,至于长江以南的两广、云贵一带,南越王赵佗,和汉高祖同时起来的,虽已称臣,并未心服;北方的匈奴,也随时要侵犯中国的),这样平白地送给敌人一名勇将,给自己增加一个最大的祸患,这又何苦?朱家说,现在就为这事而来。这班大臣们向刘邦报告以后,汉高祖听说是朱家来说的,就取消了通缉令,并且给季布官做。所以后来季布又成了汉朝的大将,而且非常忠于汉室。可是如果没有朱家这一次出来说话,还是不行。而朱家说妥了这件事,仍然回山东过他的游侠生涯去了,不要功名富贵。所以侠义道的精神,在中国的历史上始终是存在的。这里是说,季布失败以后,毫无办法,英雄的豪气都没有了,变成窝囊得很,把头发剃光,什么苦工都做不该去躲藏的地方也去躲藏,偷偷摸摸过日子,这样对吗?以中国文化精神来说,一个真正的英雄壮士,失败了就自杀算了。在那个时候说来,季布既是壮士,失败后却窝囊的过逃亡日子,这是对的吗?

对于上面这种一般看法的问题,下面引用司马迁的话作答案:

司马迁曰:以项羽之气,而季布以勇显于楚,身屡典军,搴旗者数矣,可谓壮士。然至被刑戮,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负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终为汉名将。贤者诚重其死,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非勇也,其计尽,无复之耳。

司马迁说,当项羽与刘邦争天下的时候,以项羽的那种力拔山兮的气慨,而季布却仍然在楚国能以武勇,显名于天下,每次战役中,带领部队作先锋,身先士卒,一马当先,多少次冲入敌阵,夺下对方的军旗,斩了对方的将领,可说是一个真正的壮士。可是等到后来项羽失败了,汉高祖下命令要抓他来杀掉的时候,却又甘心到朱家那里当奴隶,而不自杀。从这点看起来,季布又多么下贱,一点壮志都没有。其实,季布这样做法,并不是自甘堕落,他是有自己的抱负,自认有不了起的才华,只是倒霉了,当初找错老板,心有不甘。所以当项羽失败了,愿意受辱,并不以为羞耻,因为还是要等待机会,发展自己的长处,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所以他最后还是成为汉代的名将。由他的经历做法,就看出了他的思想、抱负,他觉得为项羽这种人死,太不合算。一个有学问、有道德、有见解、有气派、有才具的贤者,固然把死看得很严重,但是所谓“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并不像一般小人物一样,为了一点小事情,就气得上吊,这种人的心理,觉得没有办法再翻身了,走绝路了,心胸狭窄,所以才愿意去自杀,而怀抱大志的人,虽然不怕死,但还是要看死的价值如何,绝不轻易抛生的。

议曰:太史公曰:魏豹、彭越,虽故贱,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称孤,喋血乘胜,日有闻矣。怀叛逆之意,及败,不死而虏,囚身被刑戳,何哉?

这段历史是刘邦、项羽,作楚汉之争的时候,魏豹和彭越这两个人,有部队,能作战、是名将,有举足轻重的威势,他在楚汉之间,靠向谁,谁就获胜。萧何、张良、陈平,这几个文人,却用反间计,掌握了这些摆来摆去的人。但是魏豹他们,都是太保、流氓、土匪出身的,有如民国初年各地的军阀,有的是贩马的、卖布的出身,可是他已经能席卷千里,南面称王。力量稳固以后,带了兵,喋血乘胜,天天都是他得意的时候。这种土匪、流氓出身,投机起家的分子,始终怀叛逆之意,始终不安分,这些人是唯恐天下不乱的,在乱世他们才有机可乘,才有办法,社会不乱,他们就没有办法。等到失败了,这种人不会自杀而宁愿被俘虏,身遭刑戮而死,这又是什么道理?

中材以上,且盖其行,况王者乎?彼无异故,智略绝人,独患无身耳,得摄尺寸之柄,其云蒸龙变,欲有所会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辞云。此则纵横之士,务立功者也。

像这样的行径,就是中等以上的人,都会觉得羞耻,而更高的王者之才,更不会这样。如项羽失败了,就以无面见江东父老而自杀了。但这些人失败以后,不死而虏,落到身被刑戮的结果,没有别的缘故,他们自视有智慧才略,所以愿意被虏,希望将来还能够上台,抓到兵权或政权,实施他的理想,云蒸龙变(根据《易经》的道理,“云从龙,风从虎”当老虎来的时候,会先有一阵风过来,龙降的时候,一定先起云雾。所谓云蒸龙变,就是形容一个特殊人物出现时,如龙出现一样,整个社会都会受影响而转变),所以他们不愿轻易牺牲,宁愿俘虏。而希望得到机会,能发展自己的抱负、理想,这就是贾谊所说的:“烈士殉名,夸者死权”的心理,只想自己如何建功立业为目标,而至于自己个人,受什么委屈都可以,绝对不轻易牺牲。这也就是乱世多纵横捭阖之士的功利主义。

又“蔺公赞”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不敢发,相如一厉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廉颇,名重太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1此则忠贞之臣,诚知死所者也。

这里再引用司马迁对蔺相如的赞。“赞”是旧式文章的一种体裁,所谓“赞”、“颂”等等都是在一篇传记后面的一个评论。司马迁在《相如列传》之后,评论的几句话说,蔺相如知道自己非死不可。如今日做敌后工作的人,最后可能就是死亡,明知道做这工作是死,而决心去做,这须要大勇。但是死本身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而是对死的处理,对于这一下应该死或不应该死的决定,这一处理,不但要有大勇,还要有大智。所以在死以前,应该做怎么样的决定,这才是最难的事。现在蔺相如在秦庭和秦始皇当面争论抗衡的时候,不把和氏璧交给秦始皇,手上捧着和氏璧,眼睛看着柱子,准备自己碰上去,把自己的生命和那块玉一起碰毁,回过头来骂秦始皇和他的左右。而蔺相如并没有武功,那一种情势的最后结果,不过是被杀头而已,所谓除死无大事。可是,人在这种情形下,能做出这种决定来是最难的。一般人在这个情形下,一定是懦弱胆小,拿不出这种勇气的。其实有时候,在某种情况下,胆子小,拿不出勇气来,最后还是死,死了还挨骂。而蔺相如这时,却大发其脾气,反而把秦始皇镇慑住了。后来蔺相如回到赵国,因这件事的功劳,官做得和廉颇一样大,廉颇心里不服气,处处和他过不去,等于首相和大元帅不睦,但是蔺相如不管廉颇怎样侮辱,他都躲开。有人问蔺相如为什么这样怕廉颇。蔺相如告诉他们,一个国家如果文臣武将之间有了意见,国家就危险了。现在秦国不敢来打,就因为有我和廉颇两个人在,如少了一人,国家就完了。后来这个话传到廉颇耳里,他心里很难过,知道自己都在蔺相如的包容之中,因此自己背根荆条去向蔺相如跪下来请罪,而变成了好朋友。由此看蔺相如的智慧、修养,真是智勇双全。而《长短经》的作者,则引用司马迁的这段赞词,从另一个观点批评说,像蔺相如这种人,就是忠贞之士,对于应该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事情上不怕死,对什么事情应该不轻言牺牲,他都有正确的自处之道,这需要大智慧、大勇气,并不是盲目的冲动。

管子曰:“不耻身在缧绁之中,而耻天下之不理;不耻不死公子纠,而耻威之不申于诸侯。”此则自负其才,以济世为度者也。此皆士之行已,死与不死之明效也。

这里是引用管仲的一段自白来作评论。大家都知道管仲是齐桓公的名相,可是最初管仲是齐桓公的敌人,情形和季布与刘邦的关系是一样的。管仲本来是帮助齐桓公的劲敌也是兄弟公子纠的,管仲曾经用箭射齐桓公,而且射中了。只是很凑巧,刚好射在腰带的环节上,齐桓公命大没有死。后来齐桓公成功了,公子纠手下的人,都被杀光了。找到管仲的时候,管仲把手在背后一反剪,让齐桓公的手下绑起来,自己不愿自杀,而被送到齐桓公面前。因为他心里清楚,有一个好朋友鲍叔牙,在齐桓公面前做事,一定会保他。齐桓公一看到他,果然非常生气要杀他。鲍叔牙就对齐桓公说,你既然要成霸主,要治平天下,在历史上留名,就不能杀他。鲍叔牙这一保证,齐桓公就重用了他,(当然也要齐桓公这种人,才会这样做。)后来果然做了一代名臣。可是有人批评管仲,管仲就说:人们认为我被打败了,关在牢里,变在囚犯是可耻的,我却不认为这是可耻的。我认为可耻的是,一个知识分子活了一辈子不能治平天下,对国家社会没有贡献。人们认为公子纠死了,我就应该跟他死,不跟他死就是可耻。但我并不认为这是可耻的,而我认为我有大才,可以使一个国家称霸天下,所以在我认为可耻的,是有此大才而不能使威信布于天下,这才是真正的可耻。

《长短经》的作者于是作结论说,像管仲这一类的思想,绝不把生死之间的问题看得太严重,因为他自负有才能,目标以对社会,对国家,对天下,济世功业为范围。所以上面所提的泄冶以迄于管仲的这些历史经验,都是说明知识分子,对自己一生的行为,在死与不死之间,有很明白的经验与比较。

……

或曰:宗悫之贱也,见轻庾业,及其贵也,请业长史,何如?

这是说另外一个历史故事:在《滕王阁序》里,提到过宗悫这个人,“有怀投笔,慕宗悫之长风”所说的宗悫就是这个人,他是刘宋时代人。(历史上的“宋代”分辨起来很讨厌。宋有北宋、南宋。这个宋是唐代以后的宋朝,宋高宗南渡以后称南宋,南渡以前称北宋,是赵匡胤打下的天下,由赵家做皇帝。而刘宋则是南北朝时期,南朝的第一个朝代,因为这个刘宋的第一个皇帝,也是和汉高祖一样由平民老百姓起来的刘裕。所以后世读历史,为了便于分别朝代,就对这晋以后南北朝的宋朝,称作刘宋。而对唐以后的宋,有时则称之为赵宋。)宗悫就是刘宋时代的人,在《长短经》里只说他是宋代人,但因为作者是唐代的人,绝不可能说到后来赵宋时代的人,所以读书的时候,万一发生类似的疑问,就要把历史的年代弄清楚。这里说当宗悫还没得志的时候,他的同乡庾业,有财、有权、有势,阔气得很,宴请客人的时候,总是几十道菜,酒席摆得有一丈见方那么多,而招待宗悫,则给他吃有稗子的杂粮煮的饭,而宗悫还是照样吃饭。后来宗悫为豫州太守,相当于方面诸侯,军权、政权、司法权、生杀之权集于一身,而他请庾业做秘书长了,绝没有因为当年庾业对自己那样看不起而记仇,这就是宗悫的度量。

最近看到一篇清人的笔记上记载,有个人原来去参加武举考试的,因为他的文章也作得好,所以同时又转而参加文举,但是这和当时的制度不合,因此主持文举考试的这位著名的学官,大发脾气。因为这时已经是清朝中叶以后,重文轻武,对武人看不起,这也是清代衰落的原因之一。在当时文人进考场的时候,那些武官是到试场为考生背书包的。所以这些学官对这个转考文举的武秀才看不起,教人把他拉下去打三十板屁股。可是他挨了打以后,还是要求改考文举。这位学官盛气之下,当时就出了一个题目,限他即刻下笔。这位秀才提起笔就作好了。这位学官终归是好的,还是准了他考文举。后来这个人官做得很大,升到巡抚兼军门提督,等于省主席兼督军又兼战区司令官,他还是带了随从去拜访当年打他屁股的这位学台,而这位学台心里难过极了,一直向他道歉。他却感谢这顿打激励了他,并请这位学台当秘书长。从这些地方我们就看到,小器的人,往往没有什么事业前途。所以说,器度很重要。而且人与人相处,器度大则人生过得很快活,何况中国的老话:“人生何处不相逢?”这段书就是讨论宗悫对庾业的事情,该是怎么个说法,下面引用斐子野的话:

斐子野曰:夫贫而无戚,贱而无门,恬乎天素,弘此大猷,曾、原之德也。降志辱身,亻免眉折脊,忍屈庸曹之下,责骋群雄之上,韩、黥之志也。车身之事则同,居车之情已异。若宗元斡无作于革具,有韩、黥之度矣,终弃旧恶,长者哉!

他说一个人在穷困中,心里不忧不愁;在低贱的时候,没有地位,到处被人看不起,内心也不烦恼,不苦闷,这是知识分子的基本修养,淡泊于天命和平常,穷就穷,无所谓,而胸怀更伟大的理想,另具有长远的眼光。只有像曾子、原宪这两位孔子的学生,才有这样的器度、修养和德性。再其次有一种人,“降志辱身”,倒霉的时候,把自己的思想意志降低,倒霉的时候就做倒霉的事,乃至身体被人侮屏都可以,头都不招,眉毛都挂下来,眼睛都不看人,佝着背,到处向人家磕头作揖,在一批庸庸碌碌的人下面,忍受委屈。一旦得意的时候,则像在一些英雄的头上跑马似的,这就是韩信、黥布一流的人物。他们都是汉高祖面前两位大将。黥布封为九江王,他在秦始皇时代做流氓,犯过法,脸上刺了黑字,所以名黥布,后来贵为九江王。韩信则在倒霉的时候,腰上带了一把剑,遇到流氓,流氓骂他饭都没有吃,没有资格佩剑,迫他从胯下爬过去。后来韩信当了三齐王,那个流氓到处躲,韩信还把他请来作官,并且说当年如果不是这一次侮辱,还懒得出去奋斗呢!最后汉高祖把他抓来的时候,本来不想杀他,还和他说笑话。他批评某些人的能力只可以带多少兵,汉高祖问他自己能带多少兵,他说多多益善。汉高祖说:你牛吹得太大了,那么我可以带多少兵?韩信说,陛下不能带兵,可是能将将。韩信当时是把所有的同事都看不起。他对这些同事,也都是身为大元帅的批评别人的那两句名言:“公等碌碌,因人成事。”其实反省过来,包括我们自己在内,都是如此–“公等碌碌,因人成事。”这句话也形容出韩信在得意的时候,有如天马行空,在一般英雄头上驰骋。

由此看来,有的人不怨天不尤人,愿意过平淡的生活,这是高度的道德修养,只有曾子、原宪这一类的人才做得到。但是有一类英雄也做得到,不得志的时候委屈,乃至一辈子委屈,也做得到,可是到得志的时候,就驰骋群雄之上,这就和曾子、原宪不一样。而这两种人,“卑身之事则同”,当不得志的时候,生活形态搞得很卑贱,被人看不起的那个情形,是相同的。可是处在卑贱时,这两种人的思想情操,则绝对不同。一种是英雄情操,得志就干,不得志只好委屈;另一种是道德情操的思想,却认为人生本来是要平淡,并不是要富贵,所以“居卑之情已异”。

可是像宗悫(号元斡),是兼有这两种修养的长处,当年庾业看不起他的时候,盛大的酒席招待朋友,却招呼他在旁边吃一碗杂粮饭,他井不觉得羞耻,吃饱了就好。因为他有理想,准备将来得志了大做一番,所以有韩信、黥布那样的器度。而当他得志以后,还请庾业来做部下,把过去受辱的事都放开,真是一个长者之风。这个长者具有崇高的道德、厚道的心地,真是了不起。这是说与臣道有关的个人修养问题。

世称郦寄卖交,以其绐吕禄也,于理何如?

这段历史故事,是汉高祖死了以后,吕后想夺政权,把自己娘家的人弄上台,而将汉高祖的老部下都撵掉了,是汉代历史上很著名的一段危险时期。郦寄是汉高祖的一位秘书兼参谋郦食其的儿子。后来周勃他们推翻了吕家的政权,恢复了汉高祖子孙的权位,这中间是一段很热闹的外戚与内延之争。在这一段斗争中,周勃他们,教郦寄故意和吕禄做好朋友。这时吕禄是执金吾,等于现代的首都卫戍司令。需先把吕禄弄开,否则这天晚上推翻吕家政权的行动就难于顺利进行。所以这天就安排了由郦寄邀吕禄到郊外去玩。于是由周勃他们在首都把吕氏的政权推翻,接汉高祖的中子代王来即位为孝文皇帝。可是后世的人批评郦寄把吕禄骗出去郊外玩这件事情,在他个人的道义上说来,是出卖了朋友。那么这个道理,究竟对不对,又该怎么个说法呢?

班固曰:夫卖交者,谓见利忘义也。若寄,父为功臣而执劫,虽摧吕禄,以安社稷,义存君亲可也。

班固是《汉书》的作者,他认为郦寄卖友的批评不对。所谓出卖朋友的交情,是为了个人的富贵利益,而忘了朋友的义气,才是卖友。郦寄的父亲帮助汉高祖打下了天下,而吕家把这个政权用阴谋手段拿去,这才是不对的。他能在这劫难之中,把吕禄骗出去,予以摧毁,他是为了国家,为了天下,这不是出卖朋友,只是在政治上,为了对国家有所贡献,使用的一个方法而已。

魏太祖征徐州,使程昱留守甄城,张邈叛,太祖迎吕布,布执范令靳允母,太祖追昱说靳允,无以母故,使固守范,允注涕曰:不敢有二也。

或曰:靳允违亲守城,可谓忠乎?徐众曰:靳允于曹公,未成君臣,母,至亲也,于义应去。

这里引用另一个历史故事。靳允是三国时人,当时曹操带兵去打徐州,命令一个大将程昱留守后方的重镇甄城,正在这样用兵的时候,曹操手下的另一员将领张邈又反叛了他,于是曹操这时只好亲自迎战吕布。这时在战争的地理形势上,如果吕布将范城拿下来,就可以消灭曹操,所以吕布设法把守范城的首长靳允的母亲捉来,想要胁迫靳允为了救母亲而归顺自己。所以曹操也赶紧命令留守在甄城的程昱去游说靳允,不必考虑母亲的安危,要他固守范城这个地方。结果靳允被说动了,表示一定守城,决无二心。这里就引这个故事,问起靳允这样做法,算不算是忠。

徐众说:靳允于曹公,未成君臣,母,至亲也,于义应去。

作者引用徐众对这件事的评论作为答案。徐众是说,当程昱去游说的时候,靳允和曹操之间,还没有君臣的关系,而母亲是世界上最亲密的直系尊亲,在情理上,靳允是应该为了母亲的安危而去,不应该听曹操的话不顾母亲而守城。

同时这里进一步引用历史上类似的故事,以说明这个道理。

昔王陵母为项羽所构,母以高祖必得天下,因自杀以固陵志,明心无所系,然后可得事人,尽其死节。

这是汉高祖与项羽争天下的时候,汉高祖有一个大将王陵,项羽为了要他归顺过来,于是把王陵的母亲抓来,威胁王陵。而王陵的母亲,已看出项羽会失败,刘邦会成功,自己被软禁后,知道王陵有孝心,一定不放心,会为母亲而意志不坚定。因此自杀,留了一封遗书,教人偷偷送给王陵,嘱他还是好好帮助汉高祖,坚定王陵的意志,使他一心为事业努力,心里再没有牵挂,可以全心全意去帮忙刘邦。

另一段故事:

卫公子开方仕齐,十年不归,管仲以其不怀其亲,安能爱君,不可以为相。

卫国的一位名叫开方的贵族,在齐国做官,十年都没有请假回到卫国去。而管仲把他开除了,理由是说开方在齐国做了十年的官,从来没有请假回去看看父母,像这样连自己父母都不爱的人,怎么会爱自己的老板!怎么可以为相!把他开除了。

所以这里就上面的几个故事,为靳允违亲的事,作了结论说:

是以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允宜先救至亲。

能够对父母有感情,才能对朋友有感情,也才能对社会、对国家有感情,人的世界到底是感情的结合,所以靳允是不对的,应该先去救母亲的。

接下来,又举了一个例子,就靳允违母守城这件事,作了另一个角度的结论:

徐庶母为曹公所得,刘备乃遣庶归,欲天下者,恕人子之情,公又宜遣允也。

这个故事大家都晓得,曹操想用徐庶,把他的母亲抓起来,以胁迫徐庶,使徐庶进退两难。刘备一知道这情形,就对徐庶说,我固然非常需要你帮忙,可是我不能做违背情理的事,如留你下来,曹操会杀你的母亲,使你一生都受良心的责备,你还是去吧!所以另一角度的结论就说,一个领导人,应该深体人情,那么曹操应让靳允去救他的母亲才对。此所以曹操是曹操,刘备是刘备,他们两个的领导器度,绝对不同。

……

魏文帝问王朗等曰:昔子产治郑,人不能欺;子贱治单父人不忍欺;西门豹治邺,人不敢欺;三子之才,与君德孰优?

这段是说魏文帝曹丕,问他的大臣王朗他们:根据历史的记载,春秋战国的时候,郑国的大臣子产,能够不受部下和老百姓的欺骗;孔子的学生子贱治单父的时候,受他道德的感化,一般人不忍心骗他;而西门豹治邺都的时候,一般人不敢骗他。不能骗、不忍骗、不敢骗,三个不同的反应,在今天(曹丕当时)看来你认为哪一种好?

对曰:君任德则臣感义而不忍欺,君任察则臣畏觉而不能欺,君任刑则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义,与夫导德齐礼,有耻且格,等趋者也;任察畏罪,与夫导政齐划免而无耻,同归者也,优劣之悬,在于权衡,非徒钧铢之觉也。

这是王朗的答复,首先解释不忍欺的道理,就是孔子的学生,子贱治单父的事情,王朗说,上面的领导人,本身有德,一切依德而行,能够真爱人、真敬事,一般部下和老百姓,都感激他的恩义,不忍心骗他。其次听到领导人任察,所谓“察察为明”,什么事情都看得很清楚,如近代历史上,清朝的雍正皇帝,刚开始上台的时候,一个大臣晚上在家里和自己的姨太太们打牌,第二天上朝的时候,雍正就问他昨天夜里在干什么?这位大臣回答昨夜没事,在家里打牌。雍正听了以后,认为这大臣说话很老实,因此很高兴地笑了,并且送了他一个小纸包,吩附他回去再打开来看。这位大臣回到家里打开雍正所送的纸包一看,正是昨夜打完牌,收牌时所少掉而到处找不到的那一张牌。可不知道怎么到了皇帝的口袋里。这说明雍正早已知道他昨夜是在打牌。他如果当时撒谎,说昨夜在处理公事,拟计划,写报告,那就糟了。这在雍正,就是察察为明。偶然用一下则可,但是不能长用,长用总不大好。这样以“察察为明”的作为,便是使人不能欺的作风。所以做领导人的,明明知道下面的人说了一句谎话,也许他是无心的,硬要把他揭穿,也没有道理,有时候装傻就算了。再其次说到不敢欺,上面的法令太多,一犯了过错,重则杀头,轻则记过,完全靠刑罚、法规来管理的话,那么一般部下,怕犯法,就不敢欺骗了。这样在行政上反而是反效果。下面的人都照法规办理,不用头脑,明知道法规没有道理,也绝对不变通处理,只求自保,那就更糟了。

……

这篇是讲臣道,专门讲干部对上面尽忠的道理,但是尽忠不能只作单方面的要求,如果上面领导得不对,下面也不可能忠心的,所以王朗在这里引申,要上位者有真正的道德,下面自然感激思义,这和《论语·为政》孔子所说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两句话的意思一样。王朗在这里就是袭用孔子的这两句话,予以阐述。任德感义的,同“道义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一样,可以达到最高的政治目的。假使靠察察为明,使下面的人怕做错了成为风气,就与孔子所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的结果相同。就是说不要认为拿政治的体制来领导人,拿法令来管理人,是很好的政治。法令越多,矛盾越多,一般人就在法令的空隙中逃避了责任,而且自认为很高明,在内心上无所惭愧。他最后说,这两种情形之下,好坏的悬殊很大,主要的还是在于领导人自己的权衡,像天平一样,不能一头低一头高,要持平。但一个领导人、大干部,决定大事的时候,不能斤斤计较小的地方。

……

或曰:季文子,公孙弘,此二人皆折节俭素,而毁誉不同,何也?

这是历史上两个人的评论。季文子是春秋时名臣,道德非常高。公孙弘是汉朝有名的宰相,此人来自乡间,平民出身,很有道德,名闻天下,一直做汉武帝的宰相。虽然做了几十年宰相,家里吃的菜,还是乡巴佬吃的菜根、豆腐、粗茶淡饭,穿的衣服旧兮兮的,非常朴素。我们看《史记》公孙弘的传记,一长篇写下来都是好的,实在令人佩服,不好的写在别人的传记里了。这是司马迁写传记的笔法。公孙弘这个人实际上是在汉武帝面前作假,等于民国以来的军阀冯玉祥一样,和士兵一起吃饭的时候啃窝窝头,回去燕窝鸡汤炖得好好的,外面穿破棉大衣,里面却穿的是最好的貂皮背心,公孙弘就是如此。季文子和公孙弘都折节–所谓“折节”,在古书上常看到,如“折节”读书。曾国藩有几个部下,器宇很大,但学问不够,受了曾国藩的影响,再回去读书。结果变成文武全才,这情形就叫作折节读书。换句话说,就像一棵树长得很高,自己弯下来,就是对人谦虚,虽然身为长官,对部下却很客气,很谦虚,所谓礼贤下士,也是折节的意思。这段书说,季文子、公孙弘这两个人,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尊荣,都不摆架子,自己也能俭朴、本素,可是当时以及历史上,对这两个人的毁誉,却完全不同。司马迁对公孙弘是亲眼看到的,写历史的人,手里拿了一枝笔,绝不会姑息的,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可是中国的历史,大多都是隔一代写的,当代多是记录下来的笔记。由此观之,问题很大,隔了一代,就有许多事情不够真实。但是评论历史人物,却的确需要隔一代。在当代要批评人物,也得留点情面,这就有感情的成分存在,隔一代的评论就不同了,没有情感和利害关系,才能冷静客观。这里的两个人,在当时的为人处世型态和做法是一样的,当代的人很难评论,而后来历史的评论,完全不同。这是什么道理?

范晔称:夫人利仁者,或借仁以从利!体义者,不期体以合义。

范晔是《后汉书》的作者,南北朝刘宋时的名臣。他说范晔曾说过,人并不是各个都仁,有些人拿“仁”来做幌子,在政治上假借仁为手段,以达到个人的私利;另外有些人处处讲义,做事情讲究应不应该,合不合理,可是并不一定是为了一个义的目标而做的。

季文子妾不衣帛,鲁人以为美谈;公孙弘身服布被,汲黠讥其多许,事实未殊而毁誉别者。何也?将体之与利之异乎?故前志云,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强仁。校其仁者,功无以殊,核其为仁,不得不异。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强仁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则安者优矣。

这仍是范晔的话,他说季文子身为宰相,他的太太们身上没有穿过好的衣服,鲁国人谈起来,都认为这是自己国家的光荣。可是汉武帝时候的公孙弘,当了宰相,一辈子穿布衣服。(等于现在的人,始终穿一套卡其布中山装,这样不好吗,说他作假,作一辈子可也不容易。)而和他同朝的监察御史汲黯,(这个人汉武帝都怕他,监察御史的职权大得很,皇帝不对,有时他也当面顶起来。古专制时代的皇帝也不好当的。汲黯讲话不大清楚,有点大舌头,好几次为了国家大事,和汉武帝争吵,他站在那里,结结巴巴讲不出话来,把汉武帝都逗笑了,依他的意见,教他不要急。)这个骨鲠之臣,硬作风的人,就当面指责公孙弘是作假。季文子和公孙弘的实际行为都是一样的,可是在历史上,季文子绝对是好的,公孙弘则后世认为他在作假,是什么理由?这就要自己去体会。

用仁义做手段来兴利,或为了天下的利益,或为自己的利益,一是为公,一是为私,差别就在这里。换句话说,历史是很公平的。如果真的做了一件事,在历史上站得住,留给后世的人景仰,是的就是,非的就非。所以前人书上的记载(指孔子的话)说:“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有些部下,怕触犯上面规定的法令,怕不合规定,勉强做到仁的境界,这样做就不是自然的,不是本身的思想道德与政治道德的修养。所以比较起来,这几种为仁的表现虽然一样,但是仔细考核起来,他内在思想上,心理的动机是有差别的。有些人天生的就仁慈。如以历史上的帝王来说,宋太祖赵匡胤就天生的仁慈。

一部二十四史,几乎没有一个开国皇帝不杀功臣的,只有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成为历史的美谈。等于是坦白地说明了,他手下这些将领,在起义当时,都是他的同事,当时他只是宪兵司令兼警备司令这一类的官,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同事们把他捧起来,当了皇帝。后来他想也是很难办。我们看了一部二十四史,做领袖的确很难,我们常说朱元璋刻薄,杀的功臣最惨,如果人生经验体会得多了,到了那种情况,也真没有办法。朱元璋本来很好的,当了皇帝还念旧,把当年种田的朋友找来,给他们官做,可是他们在朝廷里乱讲空话,把当年小时候打架踢屁股的事都说出来,说一次还不要紧,常常说,连其他的大臣都受不了,只有宰了。不要说当皇帝,很多人上了台以后,一些老朋友、老同学,来了一起做事,也一样以老同学关系,在公开场合说空话。所以赵匡胤当了皇帝以后,一些同时打天下的人,恃宠而骄了,使赵匡胤没有办法,只好请大家来吃饭。酒喝多了,饭吃饱了,他对大家说,皇帝这个位置不好坐呀!大家说,这有什么不好坐,大家拥护你到底。赵匡胤说,你们当时把黄袍替我穿上就逼我做皇帝,假使有一天,别人也把黄袍替你穿上,又该怎么办?这一下大家明白了,站起来问他该怎样才好,一定听他的。于是赵匡胤说,大家要什么给什么,回家享福好不好?大臣们只好照办。这就叫做杯酒释兵权,所以没有杀过功臣。这是研究赵匡胤的这一面,他确实很仁慈。

另一面来说,因为很仁慈,宋朝的天下,自开国以来,始终只有半壁江山。黄河以北燕云十六州,一直没有纳入版图。因为他是军人出身,知道作战的痛苦,也知道战争对老百姓的残害,他不想打仗,只想过安定的日子,拿钱向辽金把这些地方买回来。这是历史另一面的研究。

现在讲到人的天性问题:安于仁的人,天性就良善;而以仁为利,而心向往之的人就不同了,只是硬要做到仁的境界,不是天生的厚道。而另外有些人,比主动利仁还差一级的,是外表行为勉强做到仁的标准,因环境所逼,不得已才这样做的。所以在安仁、利仁、强仁这三种性格的人,比较起来,安于仁道的人当然最好。

……

议曰:夫圣人德全,器无不备。中庸已降,才则好偏。故曰: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口彦)。由此观之,全德者鲜美!全德既鲜,则资矫情而力善矣!然世恶矫伪,而人贤任真,使其真贪愚而亦任之,可为贤乎?对曰:吁!何为其然?夫肖貌天地,负阴抱阳,虽清浊贤愚,其性则异,而趋走嗜欲,所规则同。故靡颜腻理,人所悦也;乘坚驱良,人所爱也;苦心贞节人所难也;徇公灭私,人所苦也。不以礼教节之,则荡而不制,安肯攻苦食淡,贞洁公方,临财廉而取与义乎?故礼曰:欲不可纵,志不可满。古语云:廉士非不爱财,取之以道。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皆矫伪之谓也,若肆其愚态,随其鄙情,名曰任真而贤之,此先王之罪人也。故吾以为矫伪者,礼义之端;任真者,贪鄙之主。夫强仁者,庸可诬乎?

这一段是本文作者的评论,开头一段讲到人才的道理,可以说是领导人如何去发掘人才,也可以说做干部的对自己的认识。他是以中国文化中“圣人”这个名称,来标榜学问道德的最高成就,他说:圣人是天生的道德全备(这里的道德,并不是我们现代所讲的道德观念,这是一个名称,包括了内心的思想、心术、度量、才能等等)。器识,才具,学问,见解,没有不完全的。等而下之,不是圣人这一阶层,中等的人,每个人都有他的才能,各有长处,不过所好不同,各有偏向,某人长于某一点,某人欠缺某一点。所以孔子对他的学生批评:“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口彦)”,四人各有所偏。由这个道理看来,一个人“才”“德”“学”能全备的,就比较少了。既然全德的人是少数,要想达到圣善,只好靠后天的努力,由外表行为做起,慢慢影响内在。(如教学生对人要有礼貌,学生说不习惯,就教他们先由表面做起–做作,久了就变真了。)但是世界上一般人又讨厌作假,喜欢坦率。不过一个贪愚的人,也坦率,贪的坦率,要就要,笨就笨,这样的人难道就让他坦白的贪愚下去吗?就可以信任他,把责任交给他,认为他是好的吗?道理并不是这样的。“肖貌天地,负阴抱阳。”中国的哲学,人是秉赋阴阳的资质,为天地所生。外国人说上帝依照他自己的样子造人,中国人不讲上帝,而说人是像(肖就是像)天地一样,本身具备有阴阳之性,虽然生下来,清、浊、贤、愚,后天的个性各有不同,可是追求嗜欲,要吃好的,穿好的,富贵享受,这种倾向,都是相同的。所以人都要把自己装扮起来,好像女人总要抹抹口红,男人总要刮刮胡子,因为大家都认为这样好看。坐高级的车子,骑上好的马,以现代来说,坐最新颖的汽车,是大家都喜欢的;相反的,守得清贫,喜欢穷,非常洁身自爱,这是难以做到的。当然有这种人,但那是少数,不能普遍要求每一个人。至于那种处处为公,绝对不自私的典范,理论上是不错的,但事实上是不可能的,领导人要注意,如此要求,鞭策自己可以,要求别人的尺码就要放宽一点。

所以一个人要做到历史上所标榜忠臣孝子的标准,必须以学问道德,慢慢修养而来,人性生来并非如此良善。因为自己思想学识认识够了,由礼义的教育下来,能对自己的欲望有所节制,才做得到。假使不在后天上用礼义教育节制,任由人性自然的发展,就像流水一样飘荡、放浪,欲望永远无穷。如此欲望无穷,又怎么能够吃苦过日子,安于淡泊,做到绝对贞洁,一切为公,一切方正,尤其在钱财方面,临财不苟取,完全合于义礼呢?所以《礼记》上说,“欲不可纵,志不可满。”(这八个字把政治、教育、社会,乃至个人的修养都讲完了。)教育并不是否认欲望,而在于如何设法不放纵自己的欲望,“志”是情感与思想的综合,人的情绪不可以自满,人得意到极点,就很危险。历史上可以看到,一个人功业到了顶点以后,往往会大失败。所以一个人总要留一点有余不尽之意。试看曾国藩,后来慈禧太后对他那么信任,几乎有副皇帝的味道,而曾国藩却害怕了,所以把自己的房子,命名为“求缺斋”,一切太圆满了不好,要保留缺陷。古人说的廉士清官,绝对不要钱吗?恐怕不是,一般人公认的清官包公,假使说他连薪水袋都不拿,那才是怪事哩!如果上面有合理合法的奖金给他,他还是应当拿的,所以廉士不是不爱钱,而是取之有道,对于不义之财绝对不取,已经是了不起了。

《诗经》里说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论语》引用这两句话是从好的一面讲,这里是从相反的一面讲。)人还是得像雕刻一样,用后天的努力,勉强自己,雕凿自己,慢慢改变过来(我们作学问,该有这一层领悟,也就是任何一句话,都有正反两面,乃至多角度的看法。《诗经》这两句话,在《论语》里,孔子和子贡讨论到诗,是就道德的修养而言,而这里说,一个人要改变自己的个性,由作假而变成真的,也同样用到这两句话。这就是我们写文章,以及作人做事要体会的。尤其是一个领导人,更必须有这一层认识。同样一句话,各个人的看法都会不同,所以对于别人的要求,也不能完全一致。由此可见,文字语言,不能完全表达人类的思想。如果能够完全表达,人与人之间,就没有误会了。所以说话很困难,除了口里发声以外,还要加上眼睛、手势、表情等等。才能使人懂得,有时候动错了,别人还是会误会的。在哲学观点说,这就是人类的悲哀)。

现代全世界的青年,包括中国的青年,都反对后天的约束。他们觉得一切太假了,认为人欲怎样就该怎样,所以前些年的嬉瘩,就是这样,要求任真(现代所谓的放任自然)。人为什么要那么多的礼貌?那么多的思想范围?这问题是从古至今都存在的。这里就说,放肆天生愚蠢、丑陋不稳定的情绪,让它自然发展,毫不加以理性的约束,认为这样才不矫情,才算任真。那么想要杀人抢人,就杀人抢人,也是任真自然嘛2情绪上想到要抢就抢,这是自然吵!也没有错啰!但真这样就糟了,先王就成为文化罪人了。(这个先王,在古文中常有,并不是专指那一个人,而是泛称,代表传统文化。)最后作者自己的结论认为,矫情的人是作假,(如小学里教孩子,一进学校要说:“老师早1这就是矫情,小孩子生出来,绝不会说妈妈早,你好!而是后天教育替他加上“老师早!老师好1的观念。)但人类之有制度礼貌,就靠这点矫情开始的,在教育上另用一个好听的名词就是塑造。慢慢地,作假就是真,并不是假,而是矫正过来,改变过来,成为礼义的开始。而任真的结果,就成贪鄙之主。所以勉强学仁道的,怎么可以随便批评呢?《长短经》的作者,认为强仁是对的。

……

这里就想到一件历史故事,晋朝有名的大臣陶侃,是平民出身,有名的陶侃远甓的故事就是他。原来他做过都督,长江以南的政权都操纵在他手里。而他还是愿意习劳苦,每天在家里把一些陶土的砖块,搬进搬出,他说,人的地位高了,筋骨易于疲惫,不能不习劳苦,如安于逸乐,一旦有事,体力吃不了苦就不行。同时他很节省,把木匠做工剩下来的竹头木屑,都留下来,堆了几房间,人家以为他小器。后来发生了战争,造战船的时候,需要竹钉都没地方可买,他就把这些小竹头拿出来做钉子用,及时造好了战船。所以他告诉部下,天下任何东西都有用处,不要随便浪费。那时正需要人才,有人向他推荐一个青年,他自己就去看访。看见这个青年住在一个小房间里,满屋的书画,可是棉被好像三年没有洗,头发又乱又长,他看了一眼就走了。然后他对推荐人说,这个青年,连一个房间都没有管好,国家天下大事,我不相信他能管理好,所谓“乱头养望,自称宏达。”这是他的名言,就是说这个青年,头发也不梳,弄得乱乱的,藉此培养自己声望,而自命为“宏达任真”。结果一个小房间都治理不好,恐怕别无真才实学。

……

或曰:长平之事,白起坑赵卒四十万,可为奇将乎?

这是另外举出的一个历史经验。

这是春秋战国时候,一件有名的故事。秦国的大将白起打赵国,赵国打败了,四十万人向白起投降了。而白起在一夜之间,所这四十万人活埋了。在中国历史上,很多地方提起这件事,几千年来,一直到现代还提到。另一面在后人的笔记中记载,有人杀猪,刮毛以后,背上现出“白起”两个字,这是讲因果报应,说白起直到现在,生生世世还是在被人宰杀。不管因果报应的事有没有,这是中国的传统思想,战争杀人,是为民族,为国家,为正义不得已,所以没有罪。但如果为了私怨,尤其是对于已经投降了的人,还把他活埋,这个罪过可大了。根据历史的经验,这样是绝不可能成功的。看清史,曾国藩、李鸿章打太平天国的时候,李鸿章的淮军起来,不得已借用外国人的洋枪队。有一英人叫戈登,带兵帮忙打太平军,打到苏州的时候,有八个太平天国的将领带了好几万人向李鸿章投降,当时答应的条件,是仍旧给他们职务,后来见李鸿章的时候,有个人把他们都抓去杀了,以后这人的结果,还是很不好。而当时戈登,对这件事大加反对。后来历史上评论,一个外国人尚且有这样的正义感,不主张杀投降的人,可见一般人的看法对白起很不以为然。

这里就提出长平之役这件事情来讨论,白起这个人算是军事作战上了不起的奇将吧?

何晏曰:白起之降赵卒,诈而坑其四十万,岂徒酷之谓乎?后亦难以重得志矣!向使众人豫知降之必死,则张虚卷,犹可畏也。况于四十万披坚执锐哉?天下见降秦之将,头颅依山,归秦之众,骸积成丘,则后日之战,死当死耳,何众肯服?何城肯下乎?是为虽能裁四十万之命,而适足以强天下之战。欲以要一朝之功,而乃更坚诸侯之守。故兵进而自伐其势,军胜而还丧其计,何者?设使赵众复合,马服更生,则后日之战,必非前日之对也。况令皆使天下为后日乎?其所以终不敢复加兵于邯郸者,非但优平原之补缝,患诸侯之救至也,徒讳之而不言耳。且长平之事,秦人十五以上,皆荷戟而向赵矣。夫以秦之强,而十五以上,死伤过半,此为破赵之功小,伤秦之败大也,又何称奇哉?

这是引用何晏的话,来评论白起算不算一位奇将。

何晏是魏时人,他说白起活埋了赵国的四十万人是一大骗局,答应投降了就没有事,结果大家投降了,又把人家活埋。这不但是性情太残暴了,以整个战略而言,实在失策,一定会失败的。假使在投降之前就预先知道投降以后,会上当而死,这四十万人就是没有武器,赤手空拳地抵抗到底,也很可怕,何况这四十万人,身上都还穿了坚硬的战甲,手上还拿有锐利的武器,真打下去实在不易征服。不幸,大家相信,而上当受骗而已。白起当时以为做得很高明,实际上是增加了秦国统一天下的困难。他这样一来,天下人都看见了,知道凡是向秦国投降的人,都不会有好结果。投降的将领被砍下来的头颅堆得像山一样高,归秦的众人的骸骨堆起来像丘陵那么多。从这次以后,秦国如果再与人作战,大家都认清楚了,要死的时候就壮壮烈烈的死,反正向秦国投降了也是死,何不抵抗到底。再也没有人肯向秦军投降了。自此以后,秦国无论攻什么地方,都很不容易打下来。所以自起这样做法,反而延迟了秦国统一天下的时间,因为他虽然一夜之间残杀了四十万生命,相反的作用,等于告诉天下人,自己必须坚强,绝不能投降。为了希望得到一时的功劳,实际上更加坚定了各国诸侯守士的意志和决心,在战略与政略的道理上说,白起这个做法,是正在进兵的时候,自己削弱了自己的有利形势,军事的表面上胜利,而在政治上、国际上,使自己的计划走不通,这是什么理由呢?因为赵国虽然失败了,但并没有亡国,假使再起来作战,赵国的大元帅再出来一个马服君,那这下一次的战争,就不比前一次,这次秦国就会失败了。况且自白起这一手以后,列国都对秦国备战了。因此秦国统一天下的进度就慢了,所以后来始终不敢再出兵攻打赵国的邯郸,这不但是因为赵国经这次失败,由平原君起来当统帅,秦国怕了,更重要的是怕各国诸侯联合起来救赵国。秦王知道这个道理,内心非常忌讳,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

并且以这一次长平之役,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战役之前,秦国的兵源不够,重新发一道命令,变更法令,凡是十五岁以上的青少年都要服兵役,拿了武器,到前方和赵国打仗。这仗打下来很惨,秦国十五岁以上的人,死伤过半。可见白起这一仗打下来,并没有消灭赵国,只是骗了赵国的四十万人活埋了。而对于秦国的损害,却无法弥补。以将领而论,白起并不是一个好将领。根据一员大将的修养,要懂得政治,懂得策略,要有长远的眼光,中国历代的第一流大将都是文武兼资的。武功很高,很勇敢的只是战将,不是大将。大将都是有高度的素养。就以近代史而言,大元帅曾国藩,就是文人。

这件事就是告诉我们,大而用兵,小而个人。与敌人正面冲突的时候,都是同样的原则,要言而有信,欺骗只可获得一时的胜利,可是其恶果,则是得不偿失。

……

下面的讨论,就提到《素书》了。

议曰:黄石公称柔者能制刚,弱者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柔者人之所助,刚者怨之所居。是故纣之百克而年无后,项羽兵强,终失天下。故随何曰:使楚胜,则诸侯自危惧而相救。夫楚之强,这足以致夭下之兵耳。由是观之,若天下已定,藉一战之胜,诈之可也。若海内纷纷,雄雌未决,而失信义于夭下,败亡之道也。当七国之时,诸侯尚强,而白起乃坑起降卒,使诸侯畏之而合纵,诸侯合纵,非秦之利,为战胜而反败,何晏之论当矣。

他引用黄石公所说的原则,再加以发挥。黄石公所说的原则,也就是道家的思想:柔能克刚,弱能制强。所谓柔,就是道德的感化。过刚,就是用强硬的手段,像白起这种做法,就是贼,就是不正,过刚就是错了。有如一个人,体力不够,在街上走路跌倒,大家看见,一定上前帮助,柔者人之所助。如果是太刚强的人,那就不见得如此。太刚的人,怨恨都集中到他身上,作人就是这个道理。个性、脾气的刚柔,也是一样。历史上纣王当时百战百胜,结果还是被周武王打垮而亡了国。项羽每次战争都打胜仗,和刘邦打了七十二次战役,前面七十一次都战胜刘邦,到最后一次项羽失败了,也就完了。所以汉代的学者随何(他曾经劝黥布背楚降汉,平定天下后,汉高祖封他为护军中尉)当时曾说过,全国人的心理并不希望楚国项羽打胜仗,项羽一打胜仗,所有的诸侯,自己害怕,就彼此联盟,帮忙互救,所以楚国越强,对刘邦越有利,大家都知道刘邦是个老实人,直爽厚道,大家都愿意和刘邦联合。所以从这个道理看来,假定天下整个的局面是安定的,只有一个敌人,只要这一次战争,就可解决一切,这样用一点假,还可以。(这就告诉我们,在军事上,乃至在工作上,最高的原则,还是诚信。不诚不信,最后终归失败。)如果整个的时代是不安定的,在海内纷纷,最后到底是谁成功,还没有决定的阶段,就要注意,不要眼光短浅,不要太贪现实。这个时候,想要真正的成功,还是要诚恳。假使在这个时候失信于天下,最后一定败亡。

那么回过来看长平之役,正当七雄争霸的时候,秦国想统一天下还做不到,六国诸侯的力量还是相当强盛,白起一下子坑了赵国四十万降卒,这一决定处理下来,结果使诸侯害怕了,反而组织联合战线,合纵了。诸侯一合纵,当然对秦国不利。白起在战场上身为统帅,这一个战地的处决,把降卒活埋了,他当时还自认为这是一次最光荣的大胜利,可是在整个列国局面来讲,是秦国的一次大失败,因此何晏的说法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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