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与道家:禅宗丛林制度与中国文化教育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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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魏、晋以后,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信仰佛教中的出家僧众,独坐孤峰,或个别的隐居水边林下,过他隐居专修的生活方式,大概还保有印度当时佛教僧众的形态。在南北朝至隋、唐之间,这种不事生产,以乞食自修的生活方式,不但不受以农立国,以勤俭持家的社会风气所欢迎,甚之,引起知识分子与朝野的反感,同时,佛教徒中出家的男女僧尼,愈来愈多,势之所趋,便自然会形成团体生活的趋势。到了盛唐之际,经禅宗大师马祖道一禅师,及他的得意弟子百丈怀海禅师的创制,不顾原始印度佛教的规范与戒律,毅然决然建立中国式的禅门丛林制度,集体生产,集体从事农耕,以同修互助的团体生活方式,开创禅宗寺院的规模,致使佛教各宗派与佛学,在中国的文化与历史上,永远植下深厚的根基。宋代开国以后,宋儒理学家们,不但在学术思想上,受到禅宗的影响,而建立理学的门庭,而且在讲学的风格,书院的规范,与人格教育的规模上,无一不受丛林制度与禅宗精神思想的影响,甚之,唐、宋以来,帝王朝廷的经筵侍讲与侍读等职位的制度,也是受到佛教开堂说法制度的影响。所以禅宗丛林制度,对于中国文化与中国教育的书院制度,以及宋、明以后的教育精神,关系实在太大,而且最为密切。只要详细研究禅宗丛林制度的所有清规,以及详读《禅林宝训》与宋、元以后禅宗高僧的史传,配合比较中国历史上,有关文化思想,与教育史实的演变,便可了然知其所以了。现在为了节省时间,只有提出足供研究的资料,以供参考,不能做更深入的研究。关于丛林制度的大略,以前我曾有过一本《禅宗丛林制度与中国特殊社会》的书,述说其大要,现在只能摘取其中的一部分,做为本题的总结。

(一)佛教原始制度的简介

禅宗,是佛教的一个宗派,它以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为宗旨,因为不一定需要文字,所以传到中国以后,就成为中国文化式的佛教了。如果说它是佛教的革新派,那也并不准确,因为它既没有革个什么,也没有新兴个什么,它的宗旨和修行途径,既没有变更本来佛法的面目,也不是中国自己所创造的,只是把印度传来原有的佛教制度,确实痛快地改变一番,即可适合中国文化的民情风俗,又从此建立一个新型的中国佛教气象,而且影响后世各阶层的社会规范。可是它正如佛陀所教的寂默一样,虽然在中国社会里,作了一番伟大的事业,却仍然默默不为人知,但就中国禅宗所创立的制度来说,它对佛法,果然作了一件不平凡的事,同时对于中国的各阶层社会,也奠定了后世组织的规模。

释迦出家以前的印度,本来也有很多其他宗教信仰,和离俗出世专修的人们,这些人都叫做沙门,等于中国古代避世的高士,我们普通称他作隐士,史书上又称为隐逸的。不过我们的隐士们,不一定绝无家室之累的,至于印度的沙门,都是出家避世的人,释迦创立佛教以后,凡是正式出家,皈依佛法的弟子们都须剃除须发,身披袈裟,离情绝俗,绝无家室之累,男的就名为“比丘”,女的名为“比丘尼”。“比丘”这个名称,是包含有乞士、怖魔、杀贼等意义,所谓“上乞法于佛、下乞食于人”,便名“乞士”,同时含有能杀烦恼之贼,使魔众怖畏的威德之意。所以严格遵守佛制的比丘们,大都是修习苦行,立志精勤的,其中专门注重苦修的,特别又称为头陀行者。原始佛教的比丘们遵佛的戒律和制度,同时也须修习头陀的苦行,除了应当遵守心性修养,和行为上等等的戒律外,他又定下个人生活上衣食住行的各种制度:

衣。不过三衣,多的就要布施了,甚之,拣拾人们抛弃了的旧布和破布,一条一条的凑成衣服来穿,这便叫做粪扫衣。传到中国以后,便改穿中国式的大袍,也有乞化百家衣布,补破袖杂而成的,就名为破袖衣,或补袖衣。

食。日中一食,至多是早上、中午两餐,过了午时,便不再吃了,因为他把饮食,只看作为维持生命,和医治饿病的药物罢了。

住。随遇而安,屋檐、庙廊、树下、旷野、荒冢,铺上随身携带的坐具一领,或草织蒲团一个,两足跏趺(俗称为盘足),便心安理得的度此旦暮了。

行。赤足或芒鞋、光头安详而走。昔在印度,至多上面打了一把伞,晴遮太阳雨遮水,传到中国,雨伞换了箬笠,所以文学家们,便有“芒鞋斗笠一头陀”的颂辞了。除此一身以外,大不了带一个净水瓶,供给饮料和盥洗之用,一个钵盂。作吃饭之用,其余可能带些经卷而已。

他们这样的刻苦精勤,尽量放弃物欲之累,过着仅延残命的人类的原始生活,就是为了专志求道,表示尽此形命,揖谢世间了。虽然,他们还存有利世济物之心,但在行为上,却是绝对的离群出世之行,所谓头陀不三宿空桑之下,就为了避免对事物的留恋,这在佛学名辞上,也可以叫做舍,又可以叫做内布施,他形似杨朱的为己,又同时具有墨子的摩顶放踵,以利天下之心。但是,也有些比丘们,同居在一起修持道业的,那便名为僧伽,僧伽是僧众团体的意义,其中足为大众师范,统率僧伽的就称为大和尚,或简称和尚,以后传到中国,就把比丘们统名为僧,以讹传讹,又笼统叫做和尚,其实一个僧与和尚,便概括了这些意义。

当汉明帝时,最初佛法传入中国的和尚,是从印度来的两位高僧,摄摩腾与竺法兰,汉朝将他们安置在洛阳的白马寺,所以中国后来的佛庙和僧居;就叫做寺和院了。其实在汉代,寺,本是朝廷(中央政府)所属政府机关的名称,《汉书·元帝纪》注:“凡府廷所在,皆谓之寺。”例如鸿肿寺、太常寺等。汉、魏、两晋、南北朝之间,西域传道的高僧,源源东来,虽然不一定都是修习头陀行的,但大都是严守戒律的比丘,严守戒律和遵守佛的制度,便是乞食于人。虽然也有靠信仰皈依徒众们的供养,但是日久月长,到底还是一个问题:。

(1)印度文化,向来敬信沙门,而且在中部南部一带,气候温暖,野生果林很多,乞食不到,还可随地采而充饥,但在中国,便没有如此容易了。(2)中国文化的民情风俗,与印度迥然有别,除了贫而无告,沦为乞丐的,即使如隐士之流,还是靠自己躬耕畎亩而得衣食的。(3)中国素来以农立国,政府与社会,都很重视农耕,仅靠乞食生活,便会被视作懒汉或无用的人了。(4)古代传统文化的观念,认为人们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比丘们既已剃除鬓发,已经犯了大不敬和不孝,一般的人,已经存有歧视之心,何况还要乞食于人,那就更不容易了。

由于上述的几种原因,隋唐以前的中国僧众,大半都靠帝王大臣们的信仰供养,才得维持其生活,同时其中有一部分,还须靠自己募化,或其他的方式维持,所以便包含有许多事故,引起历史政治上几次的大反感。不过,那时候中国的僧众,因地制宜,已经不能完全遵照原来的佛制,有的已经建筑寺庙,集体同居,只有少数专志修持,一心求道,单独栖息山林岩洞之间,过他的阿兰若(清净道场)生活,其余就需要变更方式,才能适应环境。

(二)禅宗丛林制度的由来

到梁武帝的时代,达摩大师渡海东来,传佛心印的禅宗法门,便是中国初有禅宗的开始,那时信受禅宗的僧人,并不太多,据《景德传灯录》所载,正式依止达摩大师得法的,也不过三、四人,其中接受大师的衣钵,传承心印,为东土第二代祖师的,只有神光一人而已。以后历世的学人,虽然渐渐增加,但接受祖位,都是一脉单传,传到六代祖师慧能,在广东曹溪大弘禅道。四方学者辐辏,禅宗一派,可谓如日之方东,光芒万丈,衣钵就止于六祖而不再传了。从六祖得法的弟子很多,能够发扬光大的,有湖南南岳怀让禅师,江西青原行思禅师二支;青原一支,不数传就渐呈衰落,南岳一支,便单祧道脉,此后就有马祖道一禅师,大弘禅宗宗旨,因他俗家姓马,故称马祖。马祖门下出了七十二位大善知识,可为禅宗大匠的,也不过数人,其中尤以江西洪州百丈怀海禅师。称为翘楚,改变佛教东来的制度,首先创立丛林制度的,就是马祖和百丈师徒,而且正式垂作丛林规范的,尤其得力于百丈,所以相传便称百丈创立丛林,据《释门正统》载:“元和九年,百丈怀海禅师,始立天下丛林规式,谓之清规。”其实,百丈师徒,正当唐代中叶(约当西元八、九世纪之间)。佛教正式传入中国,当在汉、魏两晋时期,其中已经过四五百年蜕变,它被中国文化的融和,受到中国民情社会风俗的影响,制度的渐渐改变,也是事所必致,理有固然的。在百丈以前,梁僧法云,住光孝寺,虽已奉诏创制清规,但没有像百丈一样,敢明目张胆,大刀阔斧的毅然改制,定作规范,在百丈以后,更无完美的僧众制度,能够超过丛林制度的范围,所以说者便截定是百丈禅师,创建丛林制度了。

在百丈以前,禅宗的学风,大多只在长江以南一带流传,最盛的区域,当在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浙江、江苏、四川等省,能够北入中原的还不太多,至于黄河南北,还是停留在初期东来佛教的方式。禅宗以外的其余宗派,以及专精佛教学理,讲习经论的法师,被称为义学沙门的,为数还是很盛,大凡笃信研究经论学理的人们,不是过于圆通,便是过于迂执,尽管他自己本身,也翻滚不出时代的潮流,如果有人要公开改变旧制,自然就会忿然动色的。所以当百丈创建丛林之初,就被人骂作“破戒比丘”,这也是事所必致的了。马祖百丈等辈,都是气度雄伟,智慧豁达之士,具有命世的才华,担当立地成佛的心印,他毅然改制,固然由于见地定力的超群,也是适应时势机运的当然趋势。

百丈以后,晚唐五代之间,禅宗本身,又有五家宗派的门庭设立,范围僧众的制度,大体还是遵守丛林的清规,可是在教授方法,和行为仪礼之间,却因人、因地、因时的不同,就各有少许出入,这种不能算是异同,只能算是出入的仪礼和教授法,便又名为家风。所以后世各个丛林禅寺,各有家风的不同,一直流传到清末民初,严格地说,禅寺丛林所流传的规范,已经经过千余年的变易,当然不完全是百丈禅师时代之旧观了。而且江南江北,长江上游和下游,各寺都有各寺不同的家风和规矩,但推溯这个演变的源流,无论它如何变更形式,穷源探本,可以得一结论:

丛林禅寺的宗风,是渊源于丛林制度的演变。禅宗的丛林制度,是脱胎于佛教戒律的演变。

佛教戒律,是由释迦牟尼佛所制定的,它为了范围僧众集体生活,修证身心性命所建立,具有中国文化《礼记》中的礼仪,以及法律、与社会法规等的精神和作用。

1.丛林的规模

(1)住持和尚:他是职掌全寺的修持(教育)、寺务(行政)、戒律和清规(法律)、弘法(布道)、经济财务等事权,等于政府的元首、社会的领袖。他在寺内住的所在,叫做方丈,也就是佛经上说,维摩居室,仅有方丈之意,所以普通便叫一寺的住持和尚作方丈,有时也叫作住持,就是佛经上住持正法之意。《禅苑清规》称尊宿住持谓:“代佛扬化,表异知事,故云传法。名处一方,续佛慧命,斯日住持。初转法轮;名为出世。师承有据,乃号传灯。”

(2)住持和尚的产生:住持是僧众们推选出来的,必须具有几个条件:第一,是禅宗的得法弟子,要确有修持见地,足为大众师范,而且形体端正,无有残缺。第二,要德孚众望,经诸山长老和其他丛林的住持们赞助。第三,得朝廷官府(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的同意。

他具备这些众望所归的条件,经过一次极其隆重的仪式,才得升座作住持和尚,如果以上还有老师和尚的存在,在升座的仪式中,还有付法、嗣法、入院、视篆等手续,才算完成接座的一幕,相等于现代的交替教育宗旨,和职位上的移交。

(3)退院的和尚:前任的住持和尚退位,便称为退院老和尚,他闲居养静,再不问事(或者闭关专修,大体都是功高望重,修持与德操,达到圆满的程度。他与新任接位接法的住持和尚之间,视如父子,必须极尽恭敬供养侍奉的能事,一直到了老死,务须尽到孝养,否则,会被诸山长老及僧众们所指责的,甚之,还算是犯了清规,受到责罚,但是唐宋时代的退院高僧,多半是飘然远引,从来不肯作形似恋栈的事。

(4)和尚与政府的关系:以前在中国的政治上,关于僧道制度,虽然历代都有过不大不小的争议,但因中国文化的博大优容,最后决议,都以师礼待遇僧道等人,虽然朝见帝王时,也不跪拜,只须合掌问讯,等于只有一揖了事。东汉时,僧尼隶属于鸿胪寺管理。唐以后,改变自姚秦、齐、梁以来的大僧正和大僧统,设祠部曹,主管天下僧尼道士的度牒和道箓等事。祠部与僧箓司,等于现代政府的宗教司,唐代是隶属于礼部的,《唐会要》称:“则天延载元年五月十五日,敕天下僧尼隶祠部。”全国僧尼的户籍,也隶祠部专管,并置有僧籍的专案,迨唐宪宗元和二年,在帝都长安的左右街还置有僧录的职衔,相当于姚秦的僧正,后魏的沙门统,南齐京邑僧官的僧主,那是选拔聘请有道德学术修养的高僧,入都作僧官,主管天下僧尼道士等的事务。元代有一时期,还专设有行宣政院,以管理僧俗喇嘛及边情等事务。明洪武时,置僧箓司,各直省府属置僧纲司,州属置僧正司,清代因其职称。度牒,是政府给僧尼的证件,等于现代的文凭和身份证明书,唐代又称为祠部牒,它自尚书省祠部发出。道士们的度牒,又名为箓。

丛林住持的和尚,虽然由僧众推选产生,但是也须得朝廷或地方官的同意聘任,如果住持和尚有失德之处,政府也可以罢免他的职位,甚至,还可以追回度牒,勒令还俗,便变成庶民,像平常人一样接受政府法律的制裁,这种制度,一直到清代以后,才渐渐变质,不太严格。因为清代在精神上,乃异族统治,变相松弛,是另有他的政治作用。中国历代政权,虽然没有像现代人一样,有宪法规定宗教信仰的自由,可是向来都听任自由信仰宗教的,过去政府对于僧道的措施,并不是严格的管理,只是严整的监督。

(5)住持和尚执行的任务:住持的职位上,是全寺首脑的住持,由他选拔僧众,分担各种执事的职务,但是却叫作请职,并非分派。请职,等于说以礼聘请,并不以命令行为。各种执事的职位,虽然由住持所请,但一经请定了,便各自执行他的职掌,秉公办理,即使对住持,也不能徇私,因为他们有一最高的信仰,尽心尽力,一切都为常住,才是功德。常住,就是指丛林寺院的全体代名辞,也就是佛经所说佛法常住之意。所以凡关于处理或决议全寺和大众的事,住持必须请集全体执事公议以决定之,不能一意孤行,至少,也有两序执事长老,或少数重要执事参加决定才行。因此,住持在职位上,并不像专制时代政府的主官一样,他却像中国旧式教育的全体弟子们的严师一样,因为他所负的重要责任,便是指导全寺僧众们的实地修行,和品行的督导,关于这一方面,他却有无上的权威,也有无限的责任感,所以古代的丛林,有些住持,根本就不问事务,他认为执事的职掌,已经各有所司,毋须他来多管,他只须自己努力修行,随时说法,行其身教就是,要能不使学者走入歧途,这才是他应负的责任。

(6)住持和尚请两序班首执事:住持就位,就要选请全寺的执事,所谓执事,百丈旧规,称为知事。班首,旧规称为头首。他要选拔僧众中才能胜任,而且足孚众望的出任各种职司,虽然不经过选举,但是必是大众所谅解同意的。他要发表各位执事职司的手续时,先要征求本人的同意,再把各执事职司的名字职位,写在一个牌上(等于现代的公告牌),挂了出来,大家就得遵守之,须在每年正月十五、或七月十五挂牌。在请职以前,先于三五天前方丈预备了茶果,就命侍者去请某某师等同来吃茶,经过住持向他们当面请托,得到了同意,才一一由书记写好名字职位,挂牌示众。然后在就职那一天,午斋的时候,先送到斋堂,依次就座用膳。饭后再绕佛经行,送到大殿上,依次排列位置,再礼佛就位。晚课以后,各新请的执事,便到方丈礼座就职,住持便当面加以训勉,告诫尽心职务,遵守清规。退而再至各老职事房中,一一拜候,便叫作巡寮(巡寮这个名辞,在戒律上又作别论)。这样便是简单的请职程序。请职的时候,也有请二人同任一职,互为副助,或数人同任一职的,偶也有之。但各职执事职司,虽由住持请出,却不像上下级官吏的组织,他是平行的,可以说,只有圆的关系,既不是上下,也不是纵横的隶属,他们有弟子对老师的尊敬,却没有下级对上级的班行观念。

2.丛林的风规

(1)身份平等,集团生活:唐、宋时代,正当禅宗鼎盛的时候,大凡出家为僧的,不外四种情形:①部分研究佛学经论的称为义学比丘们,有的是因政府实行佛经的考试既经录取,便由朝廷赐给度牒出家的。②自动发心,离群求道,请求大德高僧剃度的。③朝廷恩赐,颁令天下士庶,自由出家的。唐时,政府有几次为了财政的收入,还有鬻卖度牒,听任自由出家的。④老弱鳏寡,无所归养而出家的。在这四种情形当中,如有未届成年想求出家者,依佛的戒律,还须得父母家族的同意,才能允许出家。

既经出家受戒,取得度牒以后,就可往丛林讨褡长住,讨褡大约分作两种,各有不同的手续:①普通少住数日或一短时期的,便叫做挂褡(俗作挂单或挂搭)。挂褡的僧众,为慕某一丛林住持和尚的道望,远来参学,或是游方行脚经过此处,但都须先到客堂,依一定的仪式,作礼招呼,依一定的仪式放置行李,然后由知客师或照客师依礼接待,并依一定的禅门术语,询问经过,既知道了他挂褡的来意,便送进客房,招呼沐浴饮食。普通僧众住的客房,术名叫寮房。接待游方行脚僧的,又叫做云水寮,唐宋时代,旧称通叫做江湖寮。最普通的过路挂褡也要招待一宿三餐,等于归家稳坐,绝无歧视之处。如遇参学游方的,有些比较大的丛林,在他临行时,还要送些路费,叫做草鞋钱。倘要久住些的,便要随大众上殿念经,参加作事,虽然居在客位,劳逸平均,仍然不能特别。②要想长住的,便叫作讨褡。要住进禅堂内修学的,便叫作讨海褡。讨了海褡,就算本寺的正式清众了,这必须要先挂褡,住些时日,经过知客师及各执事们的考查,认为可以,才能讨得海褡长住,旧制称为安褡.常住的僧众,每年春秋两次,各发一次衣布,或衣单钱,以备缝制衣服之用。除了施主的布施以外,常住每季,还发一次零用钱,也叫做衬钱。

凡是已经受戒,持有度牒,而且是常住的大众,身份与生活,便一律平等,上至住持和尚,下至执劳役的僧众,都是一样。对于衣、食、住、行方面,都要严守佛家的戒律,和丛林的清规。如果犯了戒律和清规,轻则罚跪香或执苦役,重则依律处罚或摈弃,便是俗称赶出山门了。

衣。普通都穿唐、宋时代遗制的长袍,习禅打坐也是如此,作劳役时便穿短褂,这些就是留传到现在的僧衣。遇有礼貌上的必要时,便穿大袍,现在僧众们叫它为海青。上殿念经,礼佛,或听经,说法的时候,便披上袈裟。中国僧众们的袈裟,都已经过唐、宋时代的改制并非印度原来的样式,到了现在,只有在僧众的长袍大褂上,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雍容博大的气息,窥见上国衣冠的风度。僧众们的穿衣,折叠,都有一定的规矩。都是训练修养有素,就是千人行路,也难得听到衣角飘忽的风声。

食。依照佛教的戒律,每日只有早晨、中午两餐,为了种种正确的理由,过午便不食了。食时是用钵盂,以匙挑饭,并不像印度人的用手抓饭来吃,但到了中国,已经改用碗筷,和普通人一样。不过,完全实行大乘佛教,一律终生素食,而且是过午不食的,除了少数担任劳役的苦役僧,因恐体力不济,晚上一餐,还只是作医治饿病之想,才敢取食。凡吃饭的时候,一律都在斋堂(食堂),又叫作观堂,是取佛经上在饭食时,作治病观想,勿贪口腹而恣欲之意,这个规矩,大家必须一致遵守,虽上至住持和尚,也不能例外设食,这就名为过堂。如有外客,便由知客陪同在客堂吃饭,住持和尚于不得已时,也可以陪同客人饭食。大众食时都有一定的规矩,虽有千僧或更多的人,一听云板报响,便知已经到了食时,大家穿上大袍,顺序排列,鱼贯无声的走入膳堂,一一依次坐好。碗筷菜盘,都有一定次序放置,各人端容正坐,不可随便俯伏桌上。左手端碗、右手持筷,不得有饮啜嚼吃之声,添饭上菜,都有一定的规矩,另有执役僧众侍候,不得说话呼喊。斋堂中间上首,便是住持和尚的坐位,住持开始取碗举筷,大家便也同时开始吃食了,等到全体饭毕,又同时寂然鱼贯回寮。住持和尚如有事情向大众讲话,正当大众饭食之时,他先停止吃饭,向大众讲说,这便名为表堂。每逢月之初一、十五便加菜劳众,或遇信众施主斋僧布施,也要加菜的。’

住。在禅堂专志修习禅定的僧众,便名为清众,旦暮起居,都在禅堂,其余各人都有寮房,有一人一间,或数人一间的。依照佛教戒律和丛林规矩,除早晚上殿念经作功课,以及听经法以外,无事寮房静坐,不得趱寮闲谈,不得闲游各处,无故不得三人聚论及大声喊叫。如遇住持和尚或班首执事,以及年长有德者经过,就必肃然合掌起立,表示问讯起居。

行。各人行走,或随众排列,必须依照戒律规矩,两手当胸平放,安详徐步,垂脸缄默,不得左顾右盼,不得高视阔步。如要有事外出,必须到客堂向知客师告假,回寺时又须到客堂销假,不得随便出外。即使住持方丈,或班首执事出寺入寺,也须在客堂说明,告假几天,同时还须向佛像前告假和销假。其余生活各事,如沐浴洗衣,各有规定。病时大丛林中,自有药局处方,告假居房养息,不必随众上殿过堂。倘若病重,进住如意堂,便有自甘执役护病的僧众来侍奉,如意堂,也就是旧制的安乐堂。死了,便移入涅槃堂,举行荼毗(俗名迁化),然后收拾骨灰,装进灵骨塔(即俗称骨灰塔)。

总之,真正的丛林集团生活,绝对是作到处处平等,事事有规矩,由一日而到千百年,由管理自己的身心开始,并及大众,都是循规蹈矩,至于详细细则,还不止此。所以宋代大儒程伊川,看了丛林的僧众生活,便叹说:“三代礼乐,尽在是矣。”

(2)劳役平等,福利经济:百丈创制丛林,最要紧的,便是改变比丘,不自生产,专靠乞食为生的制度。原始的佛教戒律,比丘不可以耕田种植,恐怕伤生害命,那在印度某些地方,可以行得通,到了中国,素来重视农耕,这是万万行不通,而且更不能维持久远的。所以百丈不顾别人的责难,毅然建立丛林制度,开垦山林农田,以自耕自食为主,以募化所得为副。耕种收获,也如普通平民一样,依照政府法令规定,还要完粮纳税,既不是特殊阶级,也不是化外之民。平日于专心一志修行求证佛法以外,每有农作或劳动的事情,便由僧值师(发号司仪者)宣布,无论上下,就须一致参加劳动,遇到这种事情,丛林术语,便名为出坡,旧制叫作普请。出坡的对候,住持和尚,还须躬先领头,为人表率,百丈禅师到了晚年,还自己操作不休,他的弟子们,过意不去,就偷偷地把他的农作工具藏了起来,他找不到工具,一天没有出去工作,就一天不吃饭,所以禅门诵百丈高风,便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语,并且以此勉励后世,由此可见他人格伟大的感召了,现代的虚云和尚年届一百二十岁,还是身体力行,终生奉此不变的。

丛林的经济,一切收入与支出,要绝对公开,术名便称为公众。收入项目、悉数都为全寺大众的生活,尽量为大众谋求福利,还有盈余,便添购田地财产,希望供养更多的天下僧众。一班执事等人,多半公私分明,绝对不敢私自动用常住一草一木,因为僧众们在制度以外,更是绝对信仰因果报应的,平时经常传为宝训的,便有:“佛门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披毛带角还。”因此,他们对于在禅堂里真实修持的僧众,都是极力爱护,不肯使他们受到丝毫惊扰,希望他们成道,以报天下、国家、社会上和施主们的恩德。从前有一位宝寿禅师,在五祖寺库房执事,那时的住待和尚戒公偶然因病服药,需用生姜,侍者就到库房里取用,宝寿便叱之使去,戒公知之,令拿钱去回买,宝寿才付给他。后来洞山缺人住持,郡守来信,托戒公找人住持,戒公便说:那个卖生姜的汉子去得,他便去作洞山的主持,所以后世有“宝寿生姜辣万年”的句子,相为禅门的佳话。一九四一年,笔者在成都的时候,见过一位新都宝光寺的退院老和尚,其人如苍松古柏,道貌岸然可敬,住持大寺数十年,来时只带一个衣裳包袱,退位的时候,仍然只带这个破包袱,对于常住物事从来不敢私用分毫,自称德行不足以风众,背不起因果,相对数言,便令人起思古之幽怀,这便是丛林大和尚的风格。

(3)信仰平等,言行守律:所谓丛林,顾名思义,是取志在山林之意,其实,它具有此中明道修行者,有如麻似粟、丛集如林的意思。他们都坚定地信仰佛教的佛法,尤其信仰禅宗心地成佛的法门,要住丛林,便是为了专心一志的修证心地成佛法门,所以他们除了恪守丛林的清规以外,在寺内更笃守佛教的戒律。相传过去天台国清寺有一得道高僧,已经有了神通,有一天晚上,在禅堂里坐禅,下座的时候,他偷偷问隔座的僧众说,你的肚了饿了吗?大家不敢答话,有一僧说:饿了怎么办,规定大家过午不食,谁又敢去犯戒?即使要吃,厨房里都没有东西,哪里有吃的呢?他说:不要紧,你要吃,我替你弄来,厨房里还有锅粑呢!他说了,便伸右手入左手的袖子里,一会儿,就拿出一大把锅粑来请这僧吃。这时,那个住持和尚也有神通的,他严守戒律,决不肯轻现神通,到了次日清晨,住持和尚便向大众宣布,昨天夜里,禅堂里有两位僧人犯戒,依律摈斥出院,那个有神通的僧人便伸手拿起包袱,向住持拜倒,自己承认犯戒,由此就被赶出山门了。南宋时,大慧宗杲禅师,他未经得法时。依止湛堂禅师,有一天,湛堂看了他的指甲一眼,便说:近来东司头的筹子,不是你洗的吧!他便知道师父是责他好逸恶劳,立即剪去养长了的指甲,去替黄龙忠道者作净头(清除厕所)九个月,由于这些例举的一二操行,就可知他们的规矩和戒律,言行和身教,是多么的自然和严整啊!

(4)众生平等,天下为家:佛教的宗旨,不但视人人为平等,它确要做到民胞物与,视一切众生,都是性相平等的,为了适合时代和国情,他创立了丛林制度,从表面上看,丛林的清规与佛的戒律,似乎不同。实际上,清规是以佛的戒律作骨子的,所以他的内部,仍以严守戒律为主,既如举足动步,也不敢足踏蝼虫蚂蚁,何况杀生害命。因为他的信仰和宗旨,是慈悲平等的,所以丛林便有天下一家的作风,僧众行脚遍宇内,不论州县乡村,只要有丛林,你能懂得规矩,都可挂褡安居。此风普及,及至乡镇小庙,或是子孙私产也都可以挂褡。从前的僧众们,行脚遍天下,身边就不需带一分钱,即使无寺庙可住,大不了,树下安禅也可过了一日。元、明以后,佛道两家好像各有宗教信仰的不同,在某些方面,又如一家,例如道士,到了没有道观的地方,可以跑到和尚寺里去挂褡。和尚也是如此,必要时可以跑到道观里去挂褡。每遇上殿念经的时候,也须随众照例上殿,不过各念各的经,只要守规矩,便不会对他歧视的。僧尼之间,事实上,也可以互相挂褡,不过,其中戒律和规矩更要严些,例如男众到女众处挂褡,清规严格的寺院,就只能在大殿上打坐一宵。稍稍通融的,也只能在客房一宿,决定不可久居。女众到男众处,也是如此的。俗人求宿寺院,便不叫做挂褡,佛门从慈悲为本,有时斟酌情形,也可以收留的。唐、宋时代,许多出身贫寒的读书人,大都是寄居僧寺读书,例如邺侯李泌等辈,为数确也不少。至于唐代王播微时,寄读扬州僧寺,被主僧轻视,故意在饭后敲钟,使他不得一餐,便题壁写诗云:“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愧黎饭后钟。”后来他功名成就,复出镇是邦,再过此处,看到昔日的题句,已被寺僧用碧纱笼罩起来,他便继续写道:“二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这些事情总有例外的,也不能以偏概全,便视僧众都是势利的了。最低限度,也可以说:有了丛林制度以后,确实已经替中国的社会,做到收养鳏寡孤独的社会福利工作,使幼有所养,老有所归,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宋仁宗看见丛林的生活,不胜羡慕它的清闲,便亲自作有《赞僧赋》。相传清代顺治皇帝,看了丛林的规模,使兴出家之想,他作了一篇《赞僧诗》,内有:“天下丛林饭如山,钵盂到处任君餐。朕本西方一袖子,如何落在帝王家。只因当初一念差,黄袍换却紫袈裟。”等句,也有人说,这是康熙作的,真实如何,很难考证,但由此可见禅门丛林,是何等气象了。

3.丛林以修持为中心的禅堂

(1)禅堂的规模:百丈创立丛林,最重要的,他是为了真正建立了禅宗的规范,由于这种制度的影响所及,后世佛教的寺院,不论宗于何种宗派,大多数都有加上禅寺名称的匾额,而且因为禅僧们的简朴,一肩行脚,背上一个蒲团,芒鞋斗笠,就可走遍天下名山大川,大家景仰他们的苦行,所以青山绿水之间,不断地建筑起禅寺了。但真正的禅门丛林,它的主要目的,不止在于创建寺院,都在于有一座好的禅堂,可以供养天下僧众,有个安身立命、专志修行的所在。唐、宋、元、明、清以来,国内有的丛林里的禅堂,可以容纳数百人到千余人的坐卧之处,每人一个铺位,可以安禅打坐,又可以放身倒卧,各个铺位之间,又互相连接,所以古人又叫它作长连床。但每一座位间,必须各记自己的姓名,贴于坐席之间。全寺的僧人,常住经常也备有登记簿,俗名叫作草单,术名叫作戒腊簿,也等于现代的户口簿。整个禅堂光线明淡,调节适中,符合简单的生活起居,适应方便。只是古代的建筑,不太注重通风设备,对于空气的对流,比较差些。禅堂四面,都做成铺位,中间完全是个大空庭,需要作大众集团踱步行走之用,这种踱步,便是佛经所说修禅定者的适当活动,叫作经行,丛林里便改作行香与跑香了。所以禅堂中心的空间,便要能够容纳内部数百或千余人的跑步之用,行香与跑香,都照圆形活动,不过必要时,还有分成两个圈子或三个圈于来跑,老年体弱的,不可以走外圈。少壮健康的,就走外面的大圈子。

(2)禅堂里的和尚:禅堂既然为禅宗丛林的中心,等于现代语所说的,是个教育的中心了,那么,应该是最富于佛教色彩的所在,事实上,并不如此,它却正正真真表示出佛法的真精神,不但完全解脱神秘和迷信,而且赤裸裸的表出达摩大师传佛心印的宗旨。原来禅堂里,不供佛像,因为禅宗的宗旨,“心即是佛”。又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又“不是心,不是佛,也不是物”的,那它究竟是个什么呢?可以说:它是教人们明白觉悟自己的身心性命之体用,所谓本来面目,道在目前,就在寻常日用之间,并不是向外求得的。后世渐有在禅堂中间,供奉一尊迦叶尊者的像,或达摩祖师的像。禅堂的上位(与大门正对的),安放一个大座位,便是住持和尚的位置,和尚应该随时领导大家修行禅坐,间或早晚说法指导修持,所以住持和尚一定要选任曾经悟道得法的过来人,确能指导大家修证的大善知识了。心即是佛,和尚便是今佛,住持也便是中心,所以有时称他作堂头和尚。如住持和尚因故不能到禅堂参加指导,辅助住持的督导修持,就是禅堂的堂主,与后堂西堂等,这几个位置排在进门之首的。此外,还有手执香板,负责督察修持的,叫做监香,他和禅堂里的悦众,都是负责监督修持用功之责的。悦众和监香,也有数人任之的。香板,古代乃是竹杖,一端包了棉花和布,做为警策之用,这是佛的旧制,称谓禅杖,后世改用为木版,作成剑形,叫做香板。其余,还有几位专门供给茶水的执役僧,有时或由新出家的沙弥们任之。

(3)禅堂的生活:顾名思义,所谓禅堂,就是供给僧众们专门修持坐禅的地方,他们为了追求实现心地成佛的最高境界,一面离尘弃欲,决心绝累,一面又须苦志精勤,节操如冰雪,甚之毕生埋首禅堂,一心参究,纵然到死无成,仍然以身殉道而不悔者,比比皆有。凡是住在禅堂里的人,饮食起居生活,一律都须严守清规的纪律,清晨三四点钟就要起床、盥嗽方便以后,就要上座坐禅。因为古代没有时钟,每次坐禅,就以长香一炷为标准,大约等于现在时钟的一点半钟左右。下座以后,就须行香,大家依次排列,绕着禅堂中间来回行走,身体虽然松散,心神却不放逸,这样又要走完一炷香,就再上座。饮食、睡、大小便,都有划一的规定。如此行居坐卧,都在习禅,每日总以十支以上长香为度。如逢冬日农事已了,天寒地冻,更无其他杂务,便又举行克期取证的方法,以每七日为一周,叫做打禅七或静七。在禅七期中,比平常更要努力用功参究,往往每日以十三四支长香,作为用功的标准,大约睡眠休息时间,昼夜合计,也不过三四小时而已,后世各宗,鉴于这种苦修方法的完美,也就兴起各种七会,如念佛七等等。他们有这样苦志劳形,精勤求道的精神,日久月长,无疑地,必能造就出一二超格的人才。每逢举行禅七的时期,和尚要请职担任禅堂里的监香职位时,也和请丛林班首执事一样的过程,茶聚商托以后,挂牌送位,都如请执事一样的仪式,不过送位只是送掉堂里的坐香位子。因为重心在于禅堂。监香也有同时请七八位,轮流担任,以免过于疲劳。禅宗虽然只重见性明心,立地成佛的顿法,并不重禅定解脱的修行法门。但是远自印度的释迦牟尼,以及来中国以后,从古至今,没有哪一位祖师和禅师,不从精勤禅定,专志用功中得成正果的。每年初夏,便依律禁足安居三月,又谓之结夏,到了旧历七月十五日圆满,或称谓解夏。所以从前问出家为僧的年龄若干,便请问他夏腊多少。所以丛林禅堂,制立如此风规,恰是佛法的真实正途,俗话说:“久坐必有禅”,这也不是绝无道理的。到了两宋以后,许多大儒,都向往禅堂规模和教育方法,抽梁换柱,便成儒家理学家们的静坐、讲学、笃行。实践等风气了。禅堂的门口,帘幕深垂,一阵阵的飘出婀娜的炉香,当大家上座坐禅的时候,普通叫作收单,门口便挂上一面止静的牌子,这时,外面经过的人,轻足轻步,谁也不敢高声谈论,恐怕有扰他们清修。到了休息的时一候,门口换挂一面放参的牌子,才可以比较随便一点,普通又名为开静。

(4)禅堂内外的教育方法:丛林既以禅堂为教育的中心,那就天天必有常课了?诚然,他们的常课,便是真参实证,老实修行本分下事,却不是天天在讲学说法的,因为在禅宗门下,认为讲习经论,那是属于义学法师们的事,他们重在老实修行。遇到晚上放参的时候,住持和尚莅临禅堂,说些用功参禅的法门,或者有人遇到疑难,请求开示,便随时说法指导,这样就叫做小参。后世风规日下,有时住持和尚偷懒,便请堂主升座说法,这也叫作小参。倘有正式说法,在禅堂以外,另外还有一座说法堂,简称法堂,依照一定的仪式,礼请住持和尚升座说法,这时大都是鸣钟击鼓,依照一定的隆重仪式,通知全寺的僧众,临场听法的。仪式的庄重,和大众的肃然起敬,恰恰形成一种绝对庄严肃穆的宗教气氛。可是禅宗住持和尚说的法,却不如讲经法师们,一定要依照佛经术语的法则来,也不是只作宗教式的布道,他是随时随地,把握机会教育的方针,因事设教,并无定法的。弟子和书记们,老实记载他的说法讲话,便成为后世的语录一类的书了。如果有时讲解经论,又须另在讲堂中举行,对于专门讲解经论的法师,便称为座主。丛林的修行教育,固然以禅堂为中心,但作为导师的住持和尚,对于全体笃志修行的僧众们,却要随时随地注意他们修持的过程和进度,偶或在某一件事物,某一表示之下,可以启发他智慧的时候,便须把握时机,施予机会教育,这种风趣而轻松的教育法,在高明的禅师们用来,有时会收到很大的效果,可能对于某一个人,便由此翻然证悟的。即或不能达到目的,有时也变成很幽默的韵事了,后世把这种事实记载下来,便叫作公案。理学家们便取其风格,变称学案。那些奇言妙语,见之于后世的语录记载里的,便叫做机锋和转语。由此可见作一位住持丛林的大和尚,他所负的教育责任,是何等的重要,佛经所谓荷担如来正法,正是大和尚们的责任所在,所谓荷担,也就是说继往开来,住持正法眼藏,以继续慧命的事,唐、宋之间,有些得道高僧,自忖福德与智慧、才能和教导,不足以化众的。便往往谦抑自牧,避就其位了。

(5)禅堂的演变:元明以后,所谓禅寺的丛林,渐渐已走了样,同时其他各宗各派,也都照禅宗丛林的规矩兴起丛林来了。在其他宗派的丛林中,禅堂也有变成念佛堂,或观堂等,所谓真实的禅堂和禅师们,已如凤毛麟角,间或一见而已,令人遥想高风,实在有不胜仰止之叹。民国以来,研究佛学的风气,应运而兴,所以禅门丛林,也多有佛学院的成立,禅宗一变再变,已经变成了禅学。或是振衰革弊,或是重创新规,唯有翘首伫候于将来的贤哲了。

4.丛林与中国文教

丛林的制度,显然是中国文化的产品,如果认为佛教传来中国,便受到中国文化的融化,产生了佛教革新派的禅宗,这事已略如前论,不必重说。严格地说来,佛教经过中国文化的交流,却有两件大事,足以影响佛法后来的命运,而且增强它慧命的光辉。第一,在佛学学理方面的整理,有天台、华严两宗严整批判的佛学,天台宗以五时八教,贤首宗以五教十宗等。概括它的体系,这便是有名的分科判教。第二,在行为仪式方面,就是丛林制度的建立,它融合了传统文化的精神,包括儒家以礼乐为主的制度,适合道家乐于自然的思想。而且早在千余年前,便实行了中国化的真正民主自由的规模。它的制度,显然不相同于君主制度的宗教独裁,只是建立一个学术自由,民主生活的师道尊严的模范。

除了中国以外,接受南传原始佛教文化的,如泰国、高棉、寮国、锡兰和缅甸,传续到了现在,虽然已非旧时面目,但多少总还存有一些原来方式。可是它所仅存的生命,不过是依赖政府与民间信仰的残余,与丛林制度比较起来,有识之士,便不待言而可知了。和这相反的,就如北传佛教在我国西藏,它以神秘色彩,衬托出宗教的姿态,千余年来,却赢得一个政教合一的特权区域,虽略有类同西洋教会和教皇的威权,而无西洋教会一样,具有国际和世界性的组织,讲政治,没有博大悠久思想作基础,讲宗教,仍被封固在文化落后的地区。如果深切了解释迦牟尼的全部教义,对于南传佛教,和北传佛教的两种方式,便会知道不是他原来的初衷。只有中国的丛林制度,确能与他的本意不相违背,由此可见无论南传北传的佛教,都没有像东来中土的伟大成就,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可以了解,凡是自己没有悠久博大的文化之民族,纵然佛光普照,它的本身,仍然无力可以滋茂长大,所以说,当达摩大师在印度的时候,遥观东土有大乘气象,不辞艰苦,远涉重洋,便放下衣钵,把佛法心印传留在中国了。

一个文化悠久的国家,历史剩遗在山川名胜的背景,已经足以表示整个文化的光辉,何况它的精神,还是永远常存宇宙,正在不断地继往开来呢!仅以丛林创建的制度来说,它给全国的山光水色,已经增加了不少诗情画意,表现出中国文化的风格,唐代诗人杜牧有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还只是描写南北朝以来的江南佛教事迹,到了唐朝以后,因为丛林寺院的兴盛,可以说:率土之滨,莫不有寺,名山之顶,何处无僧,所以后人便有。天下名山僧占多”之咏了。加上以唐人气度的雄浑,宋人气度的宽廓,二者融会在寺院建筑之中,我们在全国各地,到处都可见到美仑美奂,壮丽雄伟的塔庙,只要你翻开各省的省志,各州、府、县的地方志,要查名胜古迹,僧道寺院,便已占去一半。缅怀先哲,追思两三千年的留传至今的事物,岂能不令人痛恨这些一知半解,妄自蔑视中国文化的人们!须知一个根深蒂固的文化,建设起来,是经过多少时间,和多少哲人的心血所完成。要想改变,以适应世界的趋势而争取生存,那也要学而有术,谋定而后动,岂是浅薄狂妄,轻举妄动所能做得到的吗?

结论

中国传统文化,素来是以儒家为主流,儒家高悬大同天下的目的,是以礼乐为主道政治的中心,由于礼乐的至治,就可以实现《礼运》的天下为公的目的,但是经过数千年的传习,一直到了唐代。才只有在佛教禅宗的丛林制度里,实现了一个天下为公的社会。它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种佛教僧众的集团,然在精神上,它是融合礼乐的真义,和佛教戒律的典型,”礼失而求诸野”,如果讲到一个真善美的社会风规,恐怕只有求之于丛林制度了。但是也还不能做为治国平天下的规模,因为国事天下事,与丛林社会相比,其艰难复杂,又何止百千万倍。人是一个有情感和理性的生物,无论性和情,只要偏重在那一面,就不能两得其平,结果都不会安定人生的.丛林制度它能普及流传,不外四个原因:第一,因为出家了的僧众,已经发自内心的,抑弃了世事人欲的情感牵扰,虽然住在丛林里,过的是集团生活,又是绝对自由追求自我理想的境界。第二,宗教的信仰,和发自因果分明的观念,已经不需要外加的法律管制。第三,各人由内心的自净其意,发为规矩,便是最高自治的原理。第四,维持生命生活的经济制度,早已做到福利的要求,所以他们只要管自己的身心修养,其余的一切就都可以放下了。因此他们可以做到,像儒家礼乐最高目的,和墨家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要求,如果是普通人的社会呢?男女饮食和物欲的权利,只有日益向外扩充和发展,人事和世事的推排,相互间便有争执,许多在学理和教育上决定是正确的道理,一到人情和人欲的要求上,便完全不是那样一回事了,即如完美的丛林制度,他在教导以外,再没有刑责可行,假使没有最高道德作为依持,要想求其安然垂范达千余年之久,绝对是不可能的事。南宋时代,杭州径山大慧宗杲禅师,与温州龙翔竹庵大珪禅师,恐怕后来丛林衰落,便合力记述历史丛林住持的嘉言善行,留作后世的准绳,作了一部《禅林宝训》的书,其中高风亮节,以及敦品厉行的典型,足以与《宋儒学案》,比美千秋,如果去掉它僧服的外层,做为为人处世的修养范本来看,一定别有无穷受用,可以启发无限天机。

百丈禅师创建丛林以来,他的初衷本意,只是为了便利出家僧众,不为生活所障碍,能够无牵无挂,好好地老实修行,安心求道,他并不想建立一个什么社会,而且更没有宗教组织的野心存在,所谓“君子爱人以德”则有之,如果认为他是予志自雄,绝对无此用心,尤其是他没有用世之心,所以他的一切措施,自然而然的,便合于儒佛两家慈悲仁义的宗旨了。如果他有世务上的希求,那便会如佛经所说:“因地不真,果遭纤曲”,岂能成为千古宗师,在他当时,一般人之所以责骂他是破戒比丘,只因大家抵死执著印度原始佛教的戒律,认为出家为僧,便不应该耕种谋生,站在我们千秋后世的立场来看,如果他当时不毅然改制,还让僧众们保持印度原来的乞食制度,佛教岂能保存其规模,传流到达现在吗?禅宗最重人们确有见地,佛教称佛为大雄,时移世变,时代的潮流,由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已经进到工商业科学化的今天,追怀先哲,真有不知我谁与归之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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