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尚吃素的起源

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前，中国人对于素食并不太看重。肉食由于珍贵稀缺，且味道鲜美，自然会成为更加高级的食物，与身份地位、社会状况等联系起来。《论语》中说，“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这是用“不知肉味”来形容音乐的美妙；孟子向梁惠王阐述治国方略，说：“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是用肉食来体现社会繁荣的程度。

到了汉代，情况也差不多。《汉书·王吉传》中写：“吉俭家居，亦布衣蔬食。”用吃素来形容生活简朴。“布衣蔬食”这个词由此出现，后来《三国志·魏志·毛玠传》中也说：“玠居显位，常布衣蔬食，抚育孤兄子甚笃，赏赐以振施贫族，家无所余。”《晋书·王彬传》说：“彬为人朴素方直，乏风味之好，虽居显贵，常布衣蔬食。”都是用来说明人物不爱慕名利，生活作风优良，也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对于素食的看法其实是比较粗糙、不如肉食的。因此晋惠帝问出那一句“何不食肉糜？”的时候，才会显得如此荒唐可笑。

即使佛教在印度初创的时候，也并没有僧人禁止吃肉的规定。现存的南传上座部佛教典籍《中尼迦耶》第55部中，就明确提到了佛陀本人对肉食的看法：僧人可以吃“三净肉”，即没有见到、听到或者怀疑是因为自己而被杀的牲畜，肉就是可以食用的。

在佛教初创之时，佛陀强调了不杀生的戒律，但同时对于肉食也没有做出苛刻的禁止。当时的僧侣还没有形成势力比较强大的团体，更谈不上形成僧院领主制，坐拥土地、寺庙和产业。因此，僧侣主要还是依靠乞食为生。这样一来，也就很难再苛求饮食上的严格戒律了。实际上，一直到现在，小乘佛教中仍然延续着肉食托钵的习俗。

那么，在既没有原生戒律，又没有本地习俗的情况下，佛教在中国是如何开始提倡起素食的呢？这就不得不提到笃信佛法的梁武帝萧衍。从普通八年（527年）开始，他先后四次出家，朝廷共花费四亿钱“赎身费”把他从寺庙里赎出还俗。《南史·郭祖深传》中记载：“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正是梁武帝虔信佛教，扰乱政治的表现。梁武帝对佛教的喜爱不仅体现在行动上，他也对佛教经典颇有钻研，正是他在位期间颁布的《断酒肉文》，开启了中国佛教明令素食的时代。

在《断酒肉文》中，萧衍不仅明确表示“我今日制诸弟子不得食一切肉”，还从正反两面监管、督促当时国内的众多僧侣听命行事。一方面，他指出，如果因果轮回报应真的有效的话，早就不应该出现僧侣食肉这样的事了，因此为了遵守佛法，食肉的僧人应当由官府处置，特别是那些权力大、地位高的长老（毕竟在物质贫乏的古代，他们有更多机会吃肉），尤其要严加处罚。

另一方面，他也从正面引导，声称吃素对健康是有好处的，同时贬低肉食的价值：“诸苦行人，亦皆菜蔬，多悉患热，类皆坚强，神明清爽，少于昏疲。凡鱼为生，类皆多冷，血腥为法，增长百疾。”

当然，文中更多的篇幅还是借助了佛教典籍中的话语，对肉食者大加诅咒：“诸大德僧尼，当知啖食众生者是魔行，啖食众生，是地狱种，啖食众生，是恐怖因，啖食众生，是断命因……”可以说从佛法教义上把“杀生”和“食肉”两者完成了嫁接。此后，中国的大乘佛教也就产生了提倡素食的传统。到了唐代的《续高僧传》等典籍记载中的情况，僧人已经出现由自己吃素转向进一步劝服其他人吃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