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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佛教最初的样子
中国历史上曾接纳多种外来宗教，举例来说，基督教在唐朝时期就已进入中国，而到了宋朝，首都开封还出现过一个犹太人的聚居区。然而，这些宗教并未能在中国长久立足，受中国文化特性的影响，它们逐渐在历史进程中淡出人们的视野。
有一种外来宗教，非但未受本土文化的排斥，反而成功融入，与儒家思想和道教并列，共同构成了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体系。
佛教作为一种宗教体系，其对中国文化的渗透与影响，广泛而深远，体现在多个层面：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融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思想层面看，佛教的因果报应、轮回转世等观念，对中国人的传统信仰产生了深刻影响。人们开始更加注重内心的修行与超脱，追求精神上的解脱与宁静。在文化艺术领域，佛教的影响同样显著。佛教雕塑、壁画、建筑等艺术形式，不仅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多样性，也促进了艺术风格的交流与融合。许多古代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都受到了佛教艺术的启发和影响。此外，佛教还对中国语言文字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大量的佛教经典被翻译成中文，不仅丰富了汉语词汇，也促进了汉语语法结构的演变。许多佛教术语和表达方式，如今已成为汉语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日常生活方面，佛教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佛教节日、习俗和仪式等活动，逐渐融入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成为了一种文化传统。人们在庆祝节日、祈福许愿时，往往会借鉴佛教的仪式和习俗。综上所述，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不仅改变了人们的信仰观念，也丰富了文化艺术形式，推动了语言文字的发展，并深深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佛教对中国语言有着深远的影响，众多词汇与概念均源自佛教领域。例如，我们日常使用的“困扰”、“益处”、“机缘”、“层面”、“现实”、“自大”、“固执”、“至乐”、“难以想象”等词汇，均源自佛教。如果没有佛教背景，我们可能会发现，在表达某些意思时会感到言辞匮乏。
佛教对文学艺术领域的影响颇为显著。在现实生活中，佛教的影响同样随处可见，诸如中元节和腊八节等民俗活动，它们的起源均可追溯至佛教节日。例如，盂兰盆节这一习俗便是源自佛教的盂兰盆会，而人们常吃的腊八粥，也与佛教中的施粥传统有着直接联系。
可以说，若不了解佛教，我们便难以洞悉中国文化的本质所在。
由于佛教成功地融入了中国文化之中，我们常常通过中国的文化背景来阐释佛教，这种做法却可能导致我们难以看清其本质，从而引发诸多误解。我们习惯于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下去理解佛教教义，这种做法虽然看似自然，但实际上却可能阻碍我们全面而准确地把握佛教的真正内涵。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因过于依赖本土文化的视角，而忽视了佛教本身的独特性和深刻性，进而产生了不少认知上的偏差。因此，我们需要意识到，尽管佛教已经与中国文化紧密结合，但在学习和理解的过程中，仍需保持一种开放和多元的视角，以避免陷入误解的泥潭。
如果将佛教的传播路径比作一条河流的流程，那么印度便是其发源之地，相当于上游；中亚及西域地区则如同中游；而中日韩则处于下游位置。要理解中国佛教的面貌，追溯其根源至印度的佛教是必不可少的。这好比中国人长久以来不断探索长江与黄河的起始之处。
现在，我们将目光转向印度，借助以下十个核心词汇，来探索印度佛教的起源面貌。首先，从佛教的发源地谈起。印度，这片古老的土地，孕育了佛教的最初形态。通过关键词一，我们可以了解到佛教的创始人——悉达多·乔达摩，也即释迦牟尼佛。他的智慧与觉悟，为佛教奠定了基石。接着，关键词二指向佛教的核心教义——四谛。它阐述了人生的苦难、苦难的原因、消除苦难的方法以及最终达到的解脱境界。这是佛教徒修行路上的明灯。再来看关键词三，它揭示了佛教对于“无常”的深刻理解。世间万物皆在变化之中，这种无常观促使人们珍视当下，追求内心的平静与超脱。关键词四则关联到佛教的修行方式——禅定。通过冥想与专注，修行者能够净化心灵，达到更高的精神境界。接下来，关键词五揭示了佛教对于“因果”的强调。善因得善果，恶因得恶果，这一法则贯穿于佛教的伦理与道德之中。关键词六转向了佛教的慈悲精神。以慈悲为怀，广结善缘，帮助他人，这是佛教徒修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关键词七则聚焦于佛教的经典与教义传承。通过经文的诵读与讲解，佛教的智慧得以代代相传。继续前行，关键词八引领我们探索佛教的圣地与寺庙。这些地方不仅是修行者的精神家园，也是信徒朝圣的圣地。关键词九则揭示了佛教对于“涅槃”的追求。涅槃是佛教修行的终极目标，代表着彻底的解脱与超越。最后，关键词十总结了佛教对于人类社会的积极影响。它倡导和平、宽容与和谐，为构建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精神支持。综上所述，通过这十个关键词，我们可以窥见印度佛教最初的面貌。它以其独特的智慧与精神力量，影响了无数人的心灵与生活。
“对抗种姓制度”：严格社会阶层引发的反抗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一种被称为“对抗种姓制度”的现象悄然兴起。这主要是源于当时社会存在着极为森严的等级划分，而这种划分给人们带来了诸多不公与束缚。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种姓制度将人们严格地划分成了不同的等级，每个等级都拥有其特定的地位与角色。然而，这种看似稳固的秩序并未能长久地维持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人开始对这种不平等的划分产生了强烈的不满与反感。他们意识到，自己仅仅因为出生在某个特定的种姓之中，就不得不承受着种种不公与限制。这种认知促使他们开始寻求改变，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打破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结构。于是，“对抗种姓制度”的思潮逐渐兴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到这一行列之中，他们用自己的行动来表达着对平等与自由的渴望。尽管面临着种种困难与挑战，但他们始终坚定着自己的信念，为了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而不懈努力。这一反抗浪潮的出现，无疑是对当时社会等级制度的一种有力挑战。它不仅揭示了等级制度所带来的种种弊端，更为人们追求平等与自由提供了新的方向与动力。
约公元前6世纪，印度社会经历显著物质进步，种姓体系经历了重大转变。原本作为游牧部落领袖的刹帝利阶层，逐渐转变为定居国家的统治精英，其财富与权势大幅上升。这一变化导致刹帝利与原本位居顶端的婆罗门阶层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
古代印度的主流宗教是婆罗门教，其经典文献为《吠陀经》。该宗教的核心教义是种姓制度，经过一系列变革后，它演变为现今的印度教。
这样的社会环境促进了思想的演进。印度的知识分子着手对婆罗门教的祭祀传统进行深入思考与评估，而佛教等宗教则明确反对婆罗门教，并以此为基础发展新的理论体系。
“释迦牟尼”：释迦的一生，远非淡泊无为释迦牟尼的一生，与人们通常理解的“无为”相去甚远。他并非一个追求安逸、避世修行的人。相反，他的生活充满了探索、挑战与奉献。从王子到沙门，释迦牟尼经历了身份的巨大转变。他放弃了宫廷的奢华与安逸，选择了一条充满未知与艰辛的道路。他深入世间，目睹了生老病死等人生八苦，内心深受触动，从而立下宏愿，誓要寻求解脱之道。在修行的过程中，释迦牟尼经历了无数的磨难与考验。他苦行六年，几乎耗尽生命，却始终未能找到真理。然而，他并未放弃，而是调整方法，以中道修行，最终在菩提树下悟道成佛。成佛后的释迦牟尼，并未独享这份智慧与解脱。他四处宣讲佛法，度化众生，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真正的慈悲与智慧。他的教诲深入人心，影响了无数人的命运，使得佛教得以流传千古。由此可见，释迦牟尼的一生，充满了对真理的追求与对众生的关爱。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真正的修行并非逃避现实、追求安逸，而是勇于面对人生的挑战，积极寻求解脱之道，为众生带来光明与希望。
据说，释迦牟尼佛的诞生地位于喜马拉雅山脚下的迦毗罗卫国，具体地点是蓝毗尼园，现今归属于尼泊尔。他原本的姓名是乔达摩·悉达多，出身尊贵，为迦毗罗卫国统治阶层的释迦族人，隶属于刹帝利阶级，是一位王子。
彼时，迦毗罗卫国置身于多国纷争的复杂局势里，国君寄望于其子能扭转家族乃至国家的命运。然而，年轻的悉达多（即释迦牟尼）却对生命的瞬息万变有了深刻体悟，毅然决定舍弃王位，踏上寻求真理的道路。他选择了当时颇为盛行的一种修行方式——严苛的苦修，以此作为自己的实践路径。
释迦牟尼修行雕像
历经六年苦寻未果，释迦牟尼终止了严苛的修行，通过沐浴和进食来重振精力。他独自坐在菩提伽耶的一棵树下，进行深入的思考。最终，他达到了悟道的境界，成为了佛陀，这时他35岁。
随后，佛陀抵达了鹿野苑地区（现今位于印度瓦拉纳西的东北部），向首批五位门徒传授教义。这五位出家人构成了佛教历史上的首个僧伽团体。在这次传授中，他首要讲解的是“中庸之道”，意在指导人们远离过度自苦的修行方式和沉溺享乐的极端生活态度。这两种极端，即苦修与放纵，在修行界中颇为常见，而佛陀的见解无疑是对传统婆罗门教义的一种挑战与背离。
此次宣讲佛法之后，释迦牟尼踏上了长达四十多年的传教之旅，他的脚步遍及印度的各个角落。在最初几位弟子加入后，释迦牟尼允许他们各自再去传授佛法，吸引新的信徒，从而使得佛教团体日益扩大。
佛陀在其生命的尾声之际，向北渡过恒河。旅途中，他身染疾病，最终抵达拘尸那迦城的娑罗树林。在那里，他向弟子们传达了最后的教诲。完成这些后，他于当晚平静离世，享年八十岁。
“三法印”概述为：“一切现象皆非永恒，所有法则无固定主体，解脱之境为平和宁静”。
为了整顿僧团秩序并保障佛法纯正，僧团领导者召集了僧团内的代表成员，共计五百余人，共同进行了集会，这次集会后来被称为首次结集。
首次汇编历经多个月份，期间未遭遇显著异议。被誉为“学识广博之首”的阿难复述了佛陀的教诲，将这些内容整合为佛教的经典著作。而“戒律维护之首”的优波离，则阐述了教团共同遵循的行为准则与决策流程，这些内容被汇总为戒律部分。在那个时期的印度，人们更加重视口头传承而非书面记录，因此这次汇编主要是达成了思想上的统一，尚未形成书面文件。
《阿含经》所体现的宇宙观念
首次集结的核心观念可总结为以下三点：所有现象皆非永恒，一切法则无固定主体，以及解脱境界的宁静无为。
“万物瞬息万变”意味着世界上所有存在的事物，都在极短的时间内不断变化，没有任何一个是永恒不变的。
“所有法则非自我存在”意指在所有的有为法与无为法中，均不存在一个独立的自我实体。
“终极解脱”意味着达到一种无生无灭的状态，实现身心完全安宁的境地。
这三个准则用于验证佛法的真实性，类似于世俗文件中的公章，通过公章可以鉴别文件的真伪，所以被称作“三法印”。
“部派佛教”规定：真正遵循戒律的僧人不会接纳金钱或物质的捐赠。
佛陀入灭之际，佛教的传播范围仅限于恒河中部的区域。随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得益于王室的扶持，佛教开始向西方和西南方向拓展，日益渗透至民间。然而，地域辽阔且交通不便，加之各地习俗的差异，对僧侣的戒规产生了影响。起初，这种影响体现在戒律遵守上的不同，随后又因为观点的分歧，各地的僧侣团体逐渐分化成多个派别，这些分支在印度各地流传开来。
佛教历史上首次重大分裂事件，发生在佛陀逝世大约一百年之后。在印度东部地区，部分僧侣开始不遵守原有的戒律，接纳金钱及布施等物品。对此，一位来自西部的僧侣提出了异议，双方因此产生了分歧。为了解决这一争端，他们邀请了多位德高望重的长老进行裁决。最终，长老们判定接受金银等十项行为属于“违规”。
为了达成共识，僧侣们接着召开了一次集会，这被称为第二次集会。那些赞同接受金钱与物品捐赠的比丘，并未遵循此次集会的决定，而是自行组织集会，制定了他们自己的戒条，据说参与者达万人，这次集会称为“大规模集会”。由此，僧侣团体分化为上座部和大众部两大派别，并在随后的数百年里，这两大派别又进一步分裂，据传共形成了十八个分支。
“轮转法王阿育王”，前半生涯如魔，后半岁月成佛阿育王，这位被尊称为轮转法王的君主，其人生轨迹充满了戏剧性的转变。在他的前半生中，他以勇猛果敢著称，行为近乎残酷，如同被恶魔附身一般。然而，到了后半生，他却仿佛脱胎换骨，转而追求和平与慈悲，成为众人敬仰的圣人。阿育王的前半生，充满了征战与杀戮。他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不断扩张领土，巩固王权。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他的行为或许被视为维护国家利益的必要手段。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阿育王内心逐渐发生了转变。到了后半生，阿育王彻底摒弃了前半生的残暴行为，转而致力于推广佛教，宣扬和平与慈悲的理念。他广建寺庙，资助僧人，甚至亲自宣讲佛法，引导民众向善。阿育王的这些举措，不仅赢得了民众的尊敬与爱戴，更为佛教的传播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阿育王的一生，从恶魔到圣人的转变，无疑是一个传奇。他的经历告诉我们，人性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可以随着时间和经历而发生深刻的转变。阿育王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这一道理，成为了后世敬仰的楷模。
继第二次结集之后，阿育王于公元前268年至231年期间登上了王位。阿育王通过多次战争，付出了众多平民生命的代价，几乎征服了整个印度地区。这些持续的军事行动最终促成了印度的首次统一，其统治范围扩展至南亚次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仅南端除外。
在占领羯陵伽国期间，阿育王亲身经历了残酷的杀戮场景，内心深受震撼，最终决定“停止暴力”，转而信奉并积极推广佛教。这一转变促使佛教传播范围大幅扩大，僧侣团体成员数量迅速增长。然而，僧团内部成分复杂，为了维护秩序，众人一致同意邀请备受尊敬的长老帝须来领导僧团。
在阿育王的赞助之下，帝须长老开始传授佛法，整顿僧侣团队，让寺庙的日常事务重回正轨。为确保这些改变能够稳固，大约在公元前250年前后，帝须长老组织了一次集会，邀请了上千位高僧参与，这一事件被后人称为第三次集结。
第三次集结佛教经典之后，阿育王派遣高僧前往各地推广佛法，每到一地，这些高僧便各自建立了学派。被派往西北印度，具体是现今克什米尔一带的迦湿弥罗地区，以及巴基斯坦白沙瓦附近的犍陀罗地区的高僧们，逐渐形成了主张世间万物，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一切法皆真实存在的学派，这一学派被称作说一切有部。
犍陀罗地区曾历经希腊人一个多世纪的管辖，在此期间，希腊神像的传统在该地深深扎根。
抵达斯里兰卡后，一个秉持传统观念的大寺院派别逐渐形成。大约公元前1世纪，该派别的僧侣们将历来口耳相传的三藏典籍转写为巴利文。斯里兰卡的大寺院派随后将上座部佛教及其巴利文经典传播至东南亚地区，这一流派最终演变为南传佛教。
“大乘之风”：达摩对东方中土赞誉有加，尽显大乘佛教之盛况。
阿育王时代结束后，印度再次陷入分裂状态。进入公元前2世纪，新兴的统治势力开始支持婆罗门教，同时对佛教采取限制措施。因此，佛教被迫向南方和西北地区传播。
南印度采取了自由的宗教管理措施，当地盛行的大众部或许对大乘佛教思想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在印度的西北部，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后，希腊人建立的大夏国频繁侵袭周边地区，并逐渐接纳了佛教。随后，大月氏民族向西迁移并占领了大夏，建立了以犍陀罗为重要地点的贵霜帝国。这一区域政治局势的不断变动，促使佛教与来自中亚乃至欧洲的各种思想体系发生交汇，这对大乘佛教思潮的兴起产生了显著影响。
约公元前1世纪时期，印度出现了一种不同于主流形态的佛教新流派，起初被称作“菩萨道”。随后，这一趋势被广泛称为“大乘佛教”。在佛教中，马车被用作比喻，象征着引领众生的方法。大乘佛教意味着能够引导无数众生达到解脱的彼岸，而与此同时，它将先前的佛教分支称为“小乘”。
大乘与小乘的核心差异概述：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之间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其核心理念与实践方向。小乘佛教，又称南传佛教，侧重于个人的修行与解脱，其核心目标是达到阿罗汉果位，实现个人的最终解脱。它强调戒、定、慧三学，认为通过严格遵守佛教戒律、修炼禅定以及增进智慧，修行者可以逐步消除烦恼，最终证悟涅槃。相比之下，大乘佛教则更加注重普度众生，将个人的解脱与帮助所有众生获得解脱相结合。它提倡六波罗蜜作为修行的主要路径，包括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和智慧。大乘佛教认为，所有众生皆具佛性，通过修行可以成佛。因此，大乘行者不仅追求个人的觉悟，还致力于弘扬佛法，广度有情，使众生都能离苦得乐。此外，两者在经典文献与教义体系上也有所不同。小乘佛教主要依据《阿含经》等早期佛教经典，而大乘佛教则拥有更为丰富的经典文献，如《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金刚经》等，这些经典为大乘佛教提供了更为深远的教义与修行方法。综上所述，大乘与小乘佛教在核心理念、修行目标、实践路径以及经典文献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两者各有侧重，共同构成了佛教多元而丰富的内涵。
理论上，小乘佛教侧重于个体的解脱之道，它通过生命的瞬息万变来阐释“无我”观念，特指个体层面的“人无我”。相比之下，大乘佛教则深入探究终极真理，不仅认同人无我的观点，还进一步提出所有事物均不具备固定实体的理念，即“法无我”。
在实践中，小乘佛教侧重于自我修行，着重于个人的超脱与离世；而大乘佛教则主张通过帮助他人来实现自我完善，致力于广泛救度所有众生。
在追求上，小乘佛教视证得阿罗汉果位为最终成就；而大乘佛教则视阿罗汉为修行途中的一个阶段，强调通过菩萨道最终成就佛果，由此形成了多佛并存及菩萨修行的理念。
早期的大乘佛教经典，以般若波罗蜜多经为核心，其核心观念强调“诸法皆空”。自公元二三世纪起，两大主要思想体系逐渐成型，它们分别以印度南部和西北部为发源地，被称为中观学派与瑜伽行派。
“中观思想”：无论观察与否，光明始终存在。
公元200年左右，龙树深入阐述了般若经中的核心理念——“万物皆空”，他认为，世间所有事物及其规律，皆由因缘条件聚合而成，其存在与消亡均非自主，而是依赖于这些条件的相互作用。
龙树被后世中观学派尊奉为开山鼻祖，对我国佛教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汉传佛教中，包括俱舍宗、成实宗、律宗、三论宗、唯识宗、华严宗、天台宗及密宗在内的多个宗派，均视龙树为其理论源头，尊其为“八宗共尊的先祖”。
“瑜伽哲学流派”主张：宇宙间所有事物皆随心而变。该流派认为，心念一动，宇宙万物便随之变化。它强调心的主导作用，将心视为宇宙的核心。在这一观念下，世间种种，无论是物质的形态还是精神的层面，都与心的波动紧密相连。心念的变化，不仅影响着个体的内心世界，更在无形中塑造着外在的宇宙景象。这种哲学思想，将心与宇宙万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揭示了心念对于宇宙的重要意义。总之，“瑜伽哲学流派”认为，宇宙间的所有变化，都源自于心念的起伏。
据传，瑜伽行派的开创者乃弥勒，他往昔曾是释迦牟尼佛的门徒。目前，弥勒居于兜率天宫之中，预言未来将会降临世间成就佛果，接替释迦牟尼佛的位置。
瑜伽行派的核心人物与实际奠基者是公元5世纪的无著与世亲两兄弟。唐代高僧玄奘前往印度求法，他所重点带回的经典就属于瑜伽行派。在这些经典中，《瑜伽师地论》占据重要地位，其汉译本共有100卷，可视为该派乃至整个大乘佛教的知识宝库。
玄奘赴印度求法行程概览图玄奘法师为求取真经，踏上西行之旅的路线已明确标注。他自东土大唐出发，一路向西，穿越重重难关，迈向遥远的印度。行程起始于长安，沿途经过诸多国度，每一步都充满了挑战与艰辛。他穿越了广袤的沙漠，翻越了连绵的山脉，历经风霜雨雪，不畏艰难险阻。每到一处，玄奘都力求了解当地风土人情，学习佛法精髓，为的是将真经带回中土，以惠及众生。在印度，玄奘遍访名刹古寺，深入研习佛法，与众多高僧交流切磋。经过长时间的求学与修行，他终于获得了丰富的佛法知识和深刻的修行体验。最终，玄奘满载而归，沿着来时的路返回长安。他的西行之旅不仅是一次身体上的长途跋涉，更是一次心灵上的深刻洗礼。这份行程概览图，便是他这段传奇旅程的见证。
瑜伽行派的观点与中观的仅破不立有所不同。该派在接纳空观理念的同时，认为宇宙中的一切事物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源自于“识”的变现，即“一切法皆由识生”。基于这一主张，瑜伽行派也被称为“唯识宗”。
“秘密宗教”：蕴含诸多简洁高效的实用方法
戒日王统治结束后，北印度再次陷入分裂状态，此时印度佛教的境况已显著衰退。一方面，伊斯兰文化的兴起切断了佛教在西北部的传播通道；另一方面，婆罗门教进入印度教阶段，势力逐渐壮大，对佛教构成了严峻挑战。佛教因此走向衰落并逐渐被边缘化，同时，密教开始兴起。到了8世纪初，波罗王朝诞生并逐渐发展成为晚期佛教，特别是密教的重要中心。
密宗是一种隐秘传授的宗教实践，其核心修行途径在于通过“三密相应”的方式，即手印结合、咒语诵念与内心观想，来实现身体、言语与思维的三方面净化，最终达到“即身成就佛果”的境界。历史记录显示，尽管佛陀本人不赞同将咒语、神通等神秘成分纳入佛教体系，但他也认可这些手段在防灾、治病及自我保护方面的应用。
“衰退时代”：印度极端主义的暴力轨迹印度历史上曾经历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被一些学者称为“衰退时代”。这一时期，极端主义在印度土地上肆虐，留下了血腥的印记。在这段时间里，印度社会出现了多种极端思想，它们以暴力为手段，试图实现特定的政治或宗教目标。这些极端主义者不择手段，甚至不惜以无辜者的生命为代价，制造了一起又一起血腥事件。从城市到乡村，从繁华的街道到偏远的村落，极端主义的阴影笼罩在印度社会的各个角落。无论是宗教场所、公共场所还是私人住宅，都可能成为极端主义者的攻击目标。他们的暴力行为不仅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更给印度社会带来了深重的心理创伤。面对极端主义的威胁，印度政府和社会各界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他们加强了对极端主义组织的打击力度，提高了安全防范意识，并努力促进不同宗教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理解。这些努力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极端主义的蔓延，为印度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尽管“衰退时代”的阴影已经逐渐远去，但极端主义给印度社会带来的伤害依然深刻。这一历史教训提醒人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坚决打击任何形式的极端主义，以维护社会的和谐与安宁。
8世纪之后，印度频繁受到伊斯兰势力的侵袭，这一连串的冲击促使印度佛教迅速衰退。时间推进到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德里苏丹国的军事指挥官巴克提亚·契吉带领穆斯林军队大举进攻印度，他们攻克了比尔和孟加拉地区。在此期间，印度佛教的学术圣地那烂陀寺，以及著名的飞行寺和超岩寺等佛教寺院，均遭到了掠夺，寺内物品被洗劫一空。寺中的僧人们，有的不幸遇难，有的则被迫逃离。这三大寺院的毁灭，被广泛看作是印度佛教终结的一个象征。
从佛教在印度消失至19世纪末重新兴起之间的数个世纪，可视为佛教的一个显著间歇期。尽管如此，佛教的理念在这段时间里并未完全消失。
休斯顿·史密斯于其探讨全球七大宗教精髓的著作《宗教面面观》中提及，“佛教虽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显著的传播与发展，却在它的发源地失去了原有的影响力。”
1920年，斯里兰卡的达摩波罗于加尔各答创立了一座寺院，并将其设为大菩提协会的主要办公地点，这标志着佛教在印度重新兴起。凭借大菩提协会的不懈努力，到了20世纪50年代，佛教徒与印度教徒共同管理起了佛陀悟道的地点——菩提伽耶。
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目前该协会在印度各地已设有众多分部。现今，印度的佛教圣地均得到了妥善的维护与重建，并且在一些主要城市建立了佛教相关机构和庙宇。根据2001年的数据记录，印度境内佛教信徒数量达到800万，占全国总人口的大约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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