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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蕃有护国的苯教，唐朝时，佛教是怎样在吐蕃地方化的？
一、佛教初入吐蕃，佛苯之争开启
中国佛教主要有三大分支：汉传、藏传和南传。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藏传佛教出现时间较晚，并且在发展过程中融合了当地民族特色。
吐蕃佛教本土化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传入的佛教主动吸收了当地苯教的元素，实现宗教融合；其次，来自中原的禅宗等汉传佛教流派，为吐蕃带去了经过中国化改造的佛教思想。这种双向融合使佛教在吐蕃形成了独特的发展路径。
佛教进入吐蕃地区，主要是通过两位和亲公主实现的——尼泊尔的赤尊公主和唐朝的文成公主先后嫁给松赞干布。当时吐蕃长期信奉苯教，佛教传入后首先要面对这个本土宗教的竞争。
佛教最初只在王室内部流传，主要信众是后妃和少数贵族，影响力有限。建大昭寺和小昭寺时，就遭到苯教徒的强烈反对。施工期间，寺庙建筑屡次坍塌，直到文成公主运用中原风水术镇住苯教的地煞邪魔，工程才顺利完成。后来苯教徒变本加厉，不仅毁坏寺庙、迫害信佛大臣，还公开诽谤文成公主，甚至抵制供奉佛像。
松赞干布在吐蕃佛教本土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位赞普巧妙融合了苯教元素，推动佛教适应吐蕃文化。以大昭寺为例：门廊的曼陀罗图案专为上师设计，柱身的金刚杵装饰面向咒师，四角的雍仲符号对应苯教信徒，而方格纹样则照顾了普通民众的信仰需求。
在信仰层面，他们可以接受任何条件，唯独不能容忍苯教恢复往日的特权地位。
佛教之所以能在吐蕃站稳脚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不断吸纳苯教的精华。
吐蕃佛教传入时，文成公主携带的释迦牟尼像成为佛苯之争的关键。当时苯教大臣试图把这尊佛像送回印度，但据说运送途中出现神迹——佛像突然重得连千人都无法搬动，最终只能放弃。直到赤松德赞重新弘扬佛教，这尊具有象征意义的佛像才被重新供奉起来。
显然，吐蕃统治者的大力支持推动了佛教在当地的发展。尽管苯教一度抵制，但佛教逐渐融入吐蕃社会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二、多管齐下，本土化实践见真章
佛教能在吐蕃扎根，语言选择很关键。当时传教者没用梵语，而是直接用藏语讲经。这个决定非常明智——吐蕃的贵族和学者大多上了年纪，根本没精力再学外语。用本地语言传教，既降低了学习门槛，又激发了民众的学佛热情。事实证明，语言的力量确实不容小觑。
另一个变化是把佛像改成了吐蕃人的长相。最初佛教造像用的是印度人的面孔，但当地人看着不习惯，也不觉得好看。为了让老百姓更容易接受，工匠们干脆把佛菩萨都刻成了吐蕃人的样子。
据《韦协》描述，雕塑师曾请示大师，佛像该采用印度风格还是中原风格。大师最初倾向于印度样式，但赞普考虑到要让信奉苯教的吐蕃人接受佛教，便提议将佛像塑造成当地人的样貌。大师同意了这一建议，最终吐蕃佛像的形象便以当地最俊朗的男子和最秀丽的女子为原型塑造而成。
第三点是建筑风格。以吐蕃第一座正规寺庙桑耶寺为例，它完美结合了藏式、汉式和印度式三种建筑特色。这种独特的”三合一”设计不仅体现了多元文化的交融，更在宗教建筑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当地人亲切地称它为”三样寺”，这个别称生动反映了其建筑特色。
第四类是佛经翻译。佛经翻译直接影响着佛教核心内容的传播。面对数量庞大的佛经，翻译顺序并非按照经文本身的重要程度或成书时间，而是完全根据吐蕃当地的实际情况来决定。例如《事部》密乘经典原本是为转化婆罗门信徒而作，但吐蕃没有种姓制度，民众信仰更为纯粹，自然不需要这类经文，也就没有翻译。《阿努瑜伽》针对低种姓人群的教义同样不适用于吐蕃社会。而《瑜伽部》因内容混杂，容易误导初学者，也被排除在翻译名单之外。值得注意的是，吐蕃的译经团队中还有汉族翻译家，尤其是禅宗僧人参与，这充分体现了当时佛教传播者的良苦用心。
佛教刚传到吐蕃时，当地各方势力都采取了相应行动。随着时间推移，佛教逐渐融入当地文化，在吐蕃的传播范围不断扩大，影响力持续增强。
汉传佛教不断融入本土文化，推动自身中国化进程。
公元710年，唐中宗在位时，金城公主远嫁吐蕃。此后80多年间，直到792年，汉地佛教对吐蕃佛教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段时期是佛教在吐蕃地区本土化的关键阶段。
这段时间发生了不少重要事件，充分体现了佛教在吐蕃地区的本土化进程不断深化。
当时，吐蕃王赤德祖赞迎娶了金城公主。此前佛教在吐蕃曾遭到保守派打压，此时正逐渐复兴。金城公主重新确立了文成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佛像的宗教地位。这尊佛像原本被埋藏，后来被发掘出来供奉在大昭寺，再次成为佛教在吐蕃传播的重要象征。
当时，唐朝专门派人向吐蕃赞普传授汉传佛教的《十善法》。这位王子对这部佛经特别感兴趣，赞普就专门派遣使者前往中原求取汉文典籍。吐蕃王室将这件事视为头等大事来办。
赤松德赞曾派遣使者前往中原求取汉地佛教典籍。使团抵达长安后，受到唐朝皇帝的热情接待，获赠千卷用金粉书写在蓝纸上的佛经。考虑到当时吐蕃国内反佛大臣掌权，这批珍贵佛经被秘密藏于山洞中。这些经卷后来成为藏传佛教吸收汉地佛法的重要文献来源。
第五点，吐蕃人把汉传佛教典籍译成了藏文，这些藏文佛经和从梵文直接翻译的不同。关键还在于，虽然原本计划把印度所有的梵文佛经都译成藏文，但那烂陀寺失火导致梵文经典不全。相比之下，汉文佛经保存得非常完整。
后来，吐蕃王子开始研习汉地佛经。桑希和使团专程前往五台山文殊殿求取寺庙设计图。同时，金城公主把中原的丧葬习俗引入了吐蕃。期间，常有中原高僧在吐蕃展现佛法神通。
这些情况表明佛教在吐蕃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值得注意的是，8世纪到9世纪中叶，敦煌处于吐蕃控制之下。当时的敦煌成为汉藏佛教文化交融的中心，聚集了许多精通双语和佛学的高僧，包括吐蕃、汉族及其他民族的僧人。他们主要活动在甘肃的张掖、酒泉、敦煌、武威和临夏等多民族混居区。相关记录都保存在敦煌出土的文献资料中。
总结
藏传佛教是中国佛教中形成较晚的一支，其根源可追溯到印度佛教与汉传佛教。这种宗教在吐蕃地区的传播过程充满波折，当地原有的苯教势力强烈抵制，反对佛教的大臣和苯教信徒不断试图驱逐佛教，连达磨赞普都曾下令打压佛教。尽管如此，吐蕃的统治阶层和宗教领袖始终在推动佛教本土化，中原地区的政教人士也给予支持。在民间，佛教文化交流活动十分活跃，促进了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融。
在吐蕃与中原的文化交流中，松赞干布、文成公主、赤松德赞和金城公主等关键人物发挥了开创性作用。他们全力推动佛教在吐蕃地区的传播与本土化进程，从政治、社会等多个层面积极推动。许多信徒都期盼佛教能在这片高原上生生不息。正是由于这些历史人物的努力，藏传佛教才得以成为西藏的文化象征，也成为中华文明中独具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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