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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汉民族之外,我国很多少数民族也信仰佛教,在我国佛教史上出现过许多少数民族佛教高僧,他们与汉族佛教高僧一样,为佛教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这里主要介绍藏族、维吾尔族与蒙古族的几位高僧。
阿底夏
佛教在松赞干布时期传入西藏(当时称吐蕃)后得到很大的发展,但也受到当地原始宗教——本教的强烈抵制。后来,王子朗达玛发动宫廷政变,夺取了政权,接着开始在西藏采取种种消灭佛教的活动:封闭、拆毁寺庙,焚烧经典、迫令佛教徒改信本教或还俗为民,致使西藏佛教受到极大的打击,佛教活动被迫转入地下。
朗达玛废佛后,大约过了七八十年,佛教又慢慢开始恢复。藏传佛教一般把朗达玛废佛以前的西藏佛教称为“前弘期”,把这时重新开始传播的佛教称为“后弘期”。
由于佛教中断了几十年,所以,后弘期初期,西藏佛教无论在教理、实修与戒律修持方面都比较混乱,其中掺杂了很多本教的巫术,五花八门,杂然纷陈。当时,阿里古格小邦王子智光是虔诚的佛教信徒,发下宏誓大愿要迎请天竺大德来整顿西藏佛教。他把眼光投到当时在天竺声誉远播的阿底夏大师身上。为了迎请阿底夏,他不惜重金礼聘,甚至“以身殉法”,死于葛逻禄人手中。他的侄儿菩提光王子继承了先人的事业,终于把阿底夏大师请到了西藏。
据本传记载,阿底夏于公元982年生于萨贺尔(今孟加拉国达卡附近),是国王迦尔耶那师利的次子,本名月藏。他来我国以后,藏族人民尊称他为阿底夏,这个称呼以后就流传开来了。阿底夏当时担任那烂陀寺和超岩寺的首席,深为智光王以身殉法的事迹所感动,毅然摆脱寺务,以赴尼泊尔朝山为名,动身来藏。他先到了阿里普兰托林寺(在今札达县境),与仁钦桑保会晤。这时,仁钦桑保已经八十四岁高龄,不辞老迈,还与阿底夏合作翻译经论。相传有这样一段故事:阿底夏与仁钦桑保初次会面接谈之后,他对仁钦桑保的修养和学识深为佩服,曾叹息说:“西藏有这样一位大译师,我实在没有来藏的必要!”后来,在传法的过程中感到自己有独到的见解,又宽慰自己“来藏还是不虚此行”。阿底夏在菩提光的支持下,在托林寺开始了传法、译经、解答疑难的工作,并给信徒们进行密宗的灌顶活动。一时门庭弟子如云,正如后来的学者形容的那样:“喜马拉雅的白檀香,有风把香气传扬。”他就在这里为菩提光写了《菩提道次第灯论》一书,原文是梵文,由他与格微洛卓合作译成藏文,这是后来噶当派所依据的主要论著之一。这本书以一个人从凡夫到成佛的过程为主题,提纲挈领地揭示其主要修习内容与阶段,共有七十颂,汉文译文约二千字,言简而意赅。书中首先分人为三类:一、下士(不希求解脱所谓世间苦,唯求今生后世之利乐者,佛教谓之天乘);二、中士(唯追求个人解脱世间流转之苦、无意于普度他人者,即小乘);三、上士(自求解脱并愿普度众生者,即大乘)。以这三种人的修学为纲,而铺陈其修习内容,如三归依三学,最后广论所谓“慧”的内容及修习三学的阶位、次第如五道、十地等,而以所谓“发菩提心”一义贯彻三归、三学、五道、十地之始终。末尾又申述密宗之所以尤胜于显教,并分别等次划密宗经典为四部。这部书宣传以佛徒的实际修习为纲领,系统地安排了佛教教学的所有主要内容,把十一世纪以前所有的佛书均按其内容摆在这一体系之中。在当时,西藏佛教处于混乱散杂的阶段,他所提出的这一体系,当然起了教理系统化、教学规范化的作用。
虽然他身在阿里,可是他的影响已经飞传于卫藏各地。这时,仲敦巴(1005—1065)等来到阿里迎请阿底夏弘法,阿底夏在那错译师、格西噶瓦陪同下前往卫藏。
他在前后藏九年,先到桑耶。在那里,从书架上展阅了梵文原本贝叶经文,深感喜悦,于是扬尘舞蹈,叩头礼拜,并抄录一份寄回本土。后来,他又到了拉萨、叶尔巴、彭域和聂塘,并主持修建寺宇,传授教法,著书立说(由那错译师译成藏文)。弟子影从,形成后弘佛教最早的一派——噶当派。阿底夏大师1054年9月16日患病,18日在聂塘圆寂,世寿七十二岁。生前,他在贡噶县的洁德秀镇住锡时,因见到雅鲁藏布江水泛滥危害人民,便设法募化,动员人力物力,修筑了一条防护堤,防洪保田,深为人民所感念。
大师还精于医学,撰有《医头术》一书,翻译过《配方甘露达雅干》一书,凡是利乐有情、解救人民的事业,他总是踊跃去做的。
他的遗体火化后先后在聂塘、热振、雅砻三地建塔分藏。他的铜质佛塔、袈裟分别在热振寺和聂塘、托林寺保存供养。
阿底夏去世后第二年,门弟子等集资在聂塘修建了卓玛拉康和孤朋寺。1057年建热振寺,弘传他的学说,这里就成了噶当派的根本道场。
米拉日巴
米拉日巴,藏传佛教噶举派第二代祖师。1040年(北宋仁宗宝元三年)生于西藏后藏芒域贡塘(今属日喀则地区,吉隆县以北,地近阿里)。姓米拉,本名退巴嘎,意为“闻喜”。“日巴”是粗布衣服的意思,因他出家修行常穿粗布衣服,故名。
米拉日巴的祖父、父亲都经商为业。米拉日巴年幼时父亲逝世,临死前,因妻孤子幼,便把家务托付给兄妹。但兄妹竟霸占财产,欺凌孤儿寡母。米拉日巴与他的母亲、妹妹沦为奴仆,吃猪狗食,做牛马活,身穿破衣烂衫,整天辛勤劳动。米拉日巴十五岁时,母亲为了给他娶亲,要求伯父、姑母归还财产。伯父姑母不但不答应,还将她们母子打了一顿。于是母亲让米拉日巴学习咒术,以便报仇。据说他果然学成咒法,用诅咒的方法杀死仇人三十余人。还使天降冰雹,把乡里的庄稼都打坏了。据说他自己感到造下的罪孽不小,于是决心学习佛教,以忏悔罪孽。
当时,在西藏山南地区有一个噶举派密宗上师叫玛尔巴,很有名。米拉日巴就去投玛尔巴为师。据说玛尔巴授徒相当严厉,常让他做严酷的苦行,用各种方法磨练他,消除他的罪孽。后来终于教授给他密法。
米拉日巴得法之后,便到深山里进行艰苦的修炼。据说他住在山洞里,以野草、野菜为食,衣不遮体,骨瘦如柴。他的妹妹与未婚妻来找他,他也毫不动摇。最后终于成就了大手印法。
米拉日巴修行成功以后,开始到处传经讲法,很多弟子跟从他学习,他继玛尔巴成为噶举派的第二代祖师。他的一个弟子达波拉结后来创立达波噶举,他的另一个弟子帕木竹巴后来创立帕竹噶举,这个派别在元代曾经执掌西藏的地方政权。达波拉结的弟子都松钦巴后来创立噶玛噶举,这个派别后来取代帕竹政权统治西藏。所以,米拉日巴在噶举派的发展史上,是一位至关重要的人物。
米拉日巴不但是一位佛教大师,也是一位著名的藏族诗人。有诗集《证道歌集》传世。他的诗歌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宗教诗,一类是风景诗。诗歌的语言风格与民间诗歌很接近,对后代藏族诗歌的创作,尤其对民间诗歌的创作具有一定的影响。《证道歌集》有汉译本,名为《米拉日巴歌集》。
1123年(北宋徽宗宣和五年),米拉日巴逝世,终年八十五岁。
萨迦·贡噶坚赞
萨迦·贡噶坚赞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的第四代祖师。1182年(南宋孝宗淳熙九年)出生于后藏萨迦地方昆氏家族。该家族是当地的贵族,世代传习佛教密教。萨迦·贡噶坚赞原名贝丹顿珠,后随伯父学习显密佛教,取法名为贡噶坚赞。
二十三岁时,他师从克什米尔高僧释迦师利跋陀罗等,学习大、小五明,学业精通,得到“班智达”(精通大、小五明的人)的称号。所以他又有一个名字叫“萨班”,即“萨迦班智达”的意思。二十五岁时受具足戒。萨迦·贡噶坚赞显密兼通,名气越来越大,印度婆罗门绰杰噶瓦等六人闻名特意来与他辩论。据说双方辩论十三天,以绰杰噶瓦等人的失败告终。失败者被迫按规矩削发为僧,做了萨迦·贡噶坚赞的弟子,萨迦·贡噶坚赞的名声更加大了。
十三世纪,正是蒙古的力量崛起之时。当时,萨迦派也是西藏的一支重要的统治力量。在这种背景下,1244年,成吉思汗的孙子阔端王子致书,邀请萨迦·贡噶坚赞到凉州(今甘肃武威)见面。当时萨迦·贡噶坚赞已经六十三岁,但为了使蒙藏两个民族和睦相处,还是毅然带领八思巴及恰那多吉等两个侄子动身,于1246年8月到达凉州。萨迦·贡噶坚赞与阔端见面后,就西藏归顺蒙古的问题进行了会谈,其后,由萨迦·贡噶坚赞发表《萨迦班智达告吐蕃各部公开信》,从此确定了西藏是蒙古汗国属地的法律地位,也使萨迦派在西藏的佛教派别中从此占据领导地位。萨迦·贡噶坚赞并向阔端宣传佛教。在蒙古地区以前一直流传着佛教、也里可温教(基督教的一个分支)与萨满教等各种宗教。由于萨迦·贡噶坚赞的努力,阔端下令,从此以后,佛教为最主要的宗教,居于各种宗教之首。
萨迦·贡噶坚赞一生著述甚多,主要是佛教方面的著作,对后世有相当大的影响。他不但是一位佛教大师、一位政治家,而且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他的诗集《萨迦格言》语言清新,脍炙人口,一直受到西藏各阶层人们的喜爱,至今流传不衰。有汉译本传世。
1251年(南宋理宗淳祜十一年),萨迦·贡噶坚赞在凉州逝世,终年七十岁。由于他的努力,西藏与蒙古之间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战争,使得西藏与祖国大家庭正式结为一体。他的这些历史功绩,都是应该肯定的。
宗喀巴
宗喀巴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创始人,1357年(元顺帝至正十七年)生于今青海湟中。他的原名叫罗桑扎巴,因为青海湟中一带吐蕃时期称为“宗喀”,所以后来人们尊称他为“宗喀巴”,意为“宗喀地方的人”。现青海西宁塔尔寺就是为了纪念他的诞生,在他的诞生地修建起来的。
宗喀巴七岁出家,老师是当时著名的佛教高僧顿珠仁钦。宗喀巴从师学习九年,对显密佛教都有了一定的基础。十六岁时,宗喀巴按照惯例,告别老师到拉萨深造。十年间,他先后拜访了不少寺院,跟从过好几位老师,学习了当时西藏佛教各个教派的显密各种教法。1385年,二十八岁时,依从楚臣仁钦受具足戒。此后,宗喀巴开始传经说法。据说,他能够讲说显密十七部经典,为常人所不能,所以得到当时许多人的佩服与尊重。他的声望越来越大。
当时,佛教在西藏已经传播了几百年,先后出现过萨迦派、噶当派、噶举派等许多不同的派别,并且各派佛教已经与地方政权勾结,形成很大的势力。不少派别此时戒律废弛、僧人腐化,越来越丧失民心。所以,宗喀巴起来提倡宗教改革。
首先,宗喀巴提出僧人必须严守戒律。为了提倡戒律,他率先戴起了象征严守戒律的桃形尖顶黄色僧帽。主张无论修习显教,还是修习密教,都必须严格遵守佛教戒律。其次,他针对当时修习佛教的僧人显密无序的弊病,专门写作了《菩提道次第广论》一书,主张修习佛教应当先显后密,循序渐进。
为了实践自己的宗教改革理论,宗喀巴到处讲经收徒、修建寺庙、创立讲经法会制度。经过长期的努力,拥护宗喀巴宗教改革的人越来越多,并且得到当时帕竹地方政权的支持。格鲁派在西藏的势力越来越大,宗喀巴的威望也越来越高,成为西藏公认的佛教领袖。
1414年(明永乐十二年),明成祖派遣使者邀请宗喀巴进京。宗喀巴考虑格鲁派初创,自己不便离开,便称病,派弟子释迦也失代表自己进京。明成祖封释迦也失为“西天佛子大国师”,表示了对格鲁派与宗喀巴的尊重与支持。在这期间,宗喀巴与他的弟子绛央却芥、释迦也失分别创建了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从此,这三大寺成为格鲁派的根据地,奠定了格鲁派在西藏的牢固基础。
1419年(明成祖永乐十七年),宗喀巴逝世,终年六十三岁。
阿旺罗桑嘉措
1652年(清顺治九年)中国政局又发生一次巨变。顺治皇帝由他的母亲和叔叔多尔衮保驾从奉天入关,从此满洲人成为中国历史的主宰。正和蒙古人建立的元朝一样,又一个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时代开始了。
满洲人由于自身是东北山海关外的少数民族,所以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后特别注意处理民族关系。如何能团结蒙古、藏这两个信奉藏传佛教的民族的上层人士,以巩固新建立的大清王朝,成为当时清廷君臣思考的重大问题。“尊黄教所以安众蒙古”,于是清廷决定邀请第五世达赖喇嘛来京共商大计。
第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1589—1616)是蒙古吐默特部俺答王的曾孙,这是第三世达赖索南嘉措(1543—1588)和俺答王缔结友谊的结果,从而使蒙藏关系日益密切。
五世达赖即阿旺罗桑嘉措(1617—1682),五岁时被确认为转世灵童并被迎请到哲蚌寺坐床。他出生于山南穷结县帕木主巴系统的官员家中,父名霍尔·都杜饶登,母名贡噶拉则,原是信奉红教宁玛派的信徒。五世达赖被迎入哲蚌寺后,由班禅四世为他落发,先受近事五戒,旋从班禅受学《菩提道次第论》等,又学《量释论》、《现观庄严论》、《入中论》、《戒律本论》、《俱舍论》五部大论。崇祯十一年(1638)仍以班禅为亲教师,在拉萨大昭寺受比丘戒。应顺治帝之邀,在顺治帝入关当年(1652)即赴北京觐见。
五世达赖北京觐见受到极高规格的接待。次年,顺治帝赐以满、汉、藏三体文字金册,满、蒙、汉、藏四体文字金印,文日:“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从此,每一世达赖喇嘛转世、坐床都由清廷颁发金印、予以封受(关于这一印文的含义,可参阅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一书)。这次觐见标志着西藏与清廷的隶属关系正式确立,也从而确立了达赖喇嘛在西藏政、教二界的领导地位。他返藏后即移住布达拉宫。
五世达赖统治西藏达四十年,把格鲁派政教合一的政治体系带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制定了一系列制度、条例。对宫廷规章、各级官员任免以及各大贵族世家的义务和职守都作了明确规定,行止有所依凭。他统治期间也始终与清廷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五世达赖在宗教、文化、政治、管理各方面表现出少有的才能。他是一位饱学之士,晚年悉心潜修,并从事著述。著作包括内、外、密三类,主要有:《五世达赖喇嘛自传》、《西藏王臣记》、《入中论疏》、《现观庄严论释难》、《俱舍论疏》等。他对待其他教派较宽容,尤其对宁玛派的大圆满教法始终怀着浓厚的兴趣,甚至在布达拉宫内修建了一座“莲花生大师殿”,公然与格鲁派的崇拜并列相辉。而且殿内十分醒目地塑造了赤松德赞王妃与莲花生大师进行双修、乐空双运的塑像,真人一般大小。以至于有人认为,他是以格鲁派教主之尊来保护宁玛派教法的,事实上反映了五世达赖思想上宽容的一面。
五世达赖对藏戏的发展也起了重大作用:他把每年七月初的僧侣“解夏”的日子定为雪顿节,让为数不多的藏戏团体有表演的机会,在他的提倡推动之下,藏戏,作为一种以歌、舞来表现文学内容宣传佛教教义的艺术品种,正式在西藏人民文化生活中扎下了根。
1682年(清康熙二十一年),五世达赖逝世,终年六十六岁。
嘉木样协巴
嘉木样协巴,全名为嘉木样协贝多吉,意译为“文殊笑金刚”,清初著名藏族学者,清顺治五年(1648)正月初八日诞生于安多藏区夏河甘家滩地方(今属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古老的大姓董氏家族(按董氏、悉东氏、色氏、蒙氏合称吐蕃四大种姓,宗支繁衍,遍于藏区)。部落名巴秀氏,父名巴朋木嘉,母名塔木绛。
七岁,他跟随伯父索南伦珠学习藏文,同时学习绘画、医药、历算等,因聪颖过人,被称为神童。十三岁,依益西嘉错比丘出家为僧,受沙弥戒,奉持戒律,十分严谨,学习修持,勤恳慎重,显示出高尚的品质。二十一岁,离别家乡到前后藏求学深造。抵达拉萨后遍礼各大寺院,访师问道。后来入哲蚌寺郭莽扎仓(即多门学院)学习经论,直至二十九岁,八年之间曾从大国师章嘉活佛一世阿旺曲登、聂塘巴大师喜饶金巴等佛学权威研修五部大论(《俱舍论》、《入中论》、《现观庄严论》、《因明入正理论》、《戒律》),勤奋苦读,昼夜不懈。年二十七岁时,康熙十四年(1675),在五世达赖座前受具足戒,并且参加桑铺寺的因明辩经大会,立宗答难,辩解无碍,赢得人们尊敬,称为“青年大师”。二十九岁自哲蚌寺郭莽扎仓修习圆满后,进入拉萨上、下密院,学习密宗法典,并锐意修持,主要对生起、圆满两次第密法要义进行探讨。通过上、下密院的深造,已经达到西藏佛学的最高学阶,成为“显密兼通”的权威人士。当时,正逢第巴桑结主持藏政,屡次请他出任宗教要职,如甘丹池巴和阿里托林寺主持,他都婉言谢绝。究其原因,一因第巴桑结与当时在西藏握有兵权的蒙古和硕特部汗王意见不和,时有冲突,隐藏着一场军事、政治危机,他不愿深深卷入这一漩涡;另外,他曾任拉藏汗的经师,与蒙古和硕特部关系较密,不愿再在第巴治下任职,以免陷入进退维谷的处境。五十三岁时(1702),应哲蚌寺僧众的坚请,出任郭莽扎仓堪布,主要讲述显密经论要义。此时撰述甚多,有《五大论广疏》,共十五函之多,镌版传世,流行甚广。在任前后六年之久。1707年退休,又受拉藏汗之委托,担任帕崩喀寺(又译为磐石寺)主持。康熙四十七年(1708),青海和硕特前旗黄河南亲王额尔德尼吉囊遣使入藏,敦请他回籍建寺宏法。六月,东返。九月,抵达亲王境内,亲王向他献金曼札、珍宝用具、绸缎、牛马羊等众多供养。此时,在拉藏汗授意下,伊西嘉错(拉藏汗所立的伪六世达赖)授他以“郭莽额尔德尼诺门汗”称号。他巡游甘青各地,讲经说法。次年四月到达大夏河桑库河谷,相传是格萨尔王燔香祭天之处。沿河谷下行,到达“扎西期”,意为吉祥漩,感到此处风景秀丽,倚山面水,很适合兴建寺庙,于是,确定在此处奠基,取名“扎西期寺”。亲王献出一大帐篷,可容八百人诵经、居住,作为临时大殿。因为是喇嘛的寓所,所以又称拉卜楞(bla—brang),后来人们习惯地称它为“拉卜楞寺”。当时决定由卡加、曲库、农耕、隆务、多益、阿哇、惹
多、察科等地筹办人工木料、建造八十大柱的殿堂。亲王以“最扬”、“巴扬”两地及惹多部落的民户五百户作为贡献,赠与寺庙作功德基金。拉卜楞寺建成后,逐渐成为黄教一大寺庙,僧众多至三千七百人,下设六大学院(闻思、医药、上密、时轮、下密和金刚大威德),凡甘南夏河、临潭、卓尼、迭部;青海的同仁、贵德;四川的松潘、理县、石渠等地藏区都在拉卜楞寺范围之内,所以,被称为第六大寺(其他五大寺:甘丹、色拉、哲蚌、扎什仑布和塔尔寺)。
拉卜楞寺修建期间,嘉木样协巴前往青海佑宁寺(当时叫郭隆寺)协助筹建密宗学院。时章嘉国师住在该寺,二人讨论学术。后又前往大通广惠寺(当时叫郭莽寺)传法。康熙五十五年(1716)返回拉 卜楞寺长住。康熙五十九年(1720)六月,皇帝颁赐金敕金印,封为“扶法禅师班智达额尔德尼诺门汗”。康熙六十年(1721)正月四日有疾,二月五日逝世,寿七十四岁。死后由弟子将著作汇集成《嘉木样协巴大师全集》,在本寺雕板印行。
祥古舍利
祥古舍利是我国维吾尔族佛经翻译家,他生活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十世纪末至十一世纪上半叶,新疆这时正是喀喇汗王朝、于阗王国和高昌回鹘王国三足鼎立之时。祥古舍利系回鹘(今维吾尔)人,出生在别失八里(今吉木萨尔)。《金光明经》、《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就是祥古舍利翻译的,维吾尔文《金光明经》的跋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又幸福的东方伟大中国、精通大小乘一切经论的菩萨义净三藏法师把《金光明经》从印地语译为汉语。在此五浊恶世,后学的别失八里人祥古舍利都统再从汉语译为突厥——维吾尔语《金光明最胜王经》。”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金光明经》先是自梵文译成汉文,而后又由祥古舍利都统从汉文译成维吾尔文。祥古舍利都统在什么时候翻译《金光明经》的,我们还无法得知,但他的译作《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是在晚唐时期(922)译成的。他的译经活动则是在十世纪初及其以后。
祥古舍利翻译的《金光明经》,全名是《金光明最胜王经》,阐明了佛教的基本教义,叙述了与释迦牟尼生平有关的传说。这一著作的最完整的回鹘文写本是1910年在甘肃酒泉附近的裕固族地区发现的,但被C.Y.马洛夫盗往俄国,1913至1917年用回鹘文排印出版。还有1902至1914年间德国考古学家从吐鲁番发掘盗走的几种写本,但都是残卷。
《玄奘传》的回鹘文写本于1930年在南疆出土。这部写本的三四八页现存我国北京图书馆(1951年曾在北京影印出版)。另外二十三页存法国,七页存前苏联。
《金光明经》是一部散文与偈语相间的佛教经典,祥古舍利为了准确生动地表达原文的思想内容,采取了独特的形式 ,他巧妙地利用了当时回鹘诗歌中广泛运用的七音节的挽歌体,不拘泥于原诗的结构和词句,把汉文的一节诗译成了回鹘文中的几节,几乎等于是重新创作。结果从形式上看,这些偈语和汉文原诗不同,可是从内容上看,它却有力地表达出原偈语的深刻寓意和感情。
祥古舍利是一位精通诸种语言的译经家。既精通本民族的回鹘语,又精通梵语、龟兹语、汉语。他不是从梵语或龟兹语翻译《金光明经》和《玄奘传》,却从汉文翻译,其用意是很清楚的,就是要把汉族佛教学者的研究成果介绍到西域,使我国各民族在佛教领域里互相学习。
祥古舍利非常谙熟古代汉族文化,在翻译《金光明经》和《玄奘传》时,在文学语言的运用上堪称楷模,同时这两部译作也是古回鹘散文文学和韵文文学的典范,具有学术价值。此外,祥古舍利在翻译时,对原作中涉及到的西域和古印度的地名、人名、物品名、佛名、法号和宗教信条都从汉语还原,有关汉族的地名和人名也都按当时汉语读音拼写下来。这些不仅为现在研究中亚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也为从古汉语读音研究古汉语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阿鲁浑萨理
阿鲁浑萨理是我国元代维吾尔族的杰出佛教学者、翻译家、思想家和政治家。
阿鲁浑萨理于太宗文皇帝(窝阔台)六年(1234)生于高昌回鹘的佛教世宦家庭,其祖父名阿台萨里,是一位精通佛教的学者。成吉思汗平定西域东归时(1224),曾将阿台萨里带到燕京(今北京)。阿台萨里后又随已在燕京的高昌回鹘汗国亦都护(国王)巴尔术·阿尔忒的斤回到高昌。阿鲁浑萨理的父亲名乞台萨里,亦曾从师受佛法,后官至“释教都总统,拜正议大夫、同知总制院事,加资德大夫、统制使”。
阿鲁浑萨理是乞台萨里的第二子,取字全氏,以示对其父亲的怀念。其兄名畏吾儿萨里,累官至“资德大夫、中书右丞、行泉府太卿”。阿鲁浑萨理自幼就聪慧明敏,又生活在佛学世宦之家,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所以当他受业于国师八思巴(藏族人,曾创制了最早的蒙古文)时,“不数月尽通其学,且解诸国语”,又“俾习汉文”,从而汉学经史百家,阴阳历数,图纬方技之说,无不精通。其才华就连当时元朝的皇帝忽必烈亦有所闻。后经八思巴推荐,进入朝廷“事裕宗,入宿卫”。阿鲁浑萨理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日渐器重。
至元二十年(1283)冬,有两个西域僧人来到大都,自言能熟知各种天象,遂引起世祖忽必烈的兴趣。并将他们召到宫中,然而在场的翻译们并没有天象这方面的知识,没有人能将两个西域僧人说的话翻译过来。忽必烈环问左右谁能翻译,这时有一位名叫脱烈的侍臣,说阿鲁浑萨理可以。阿鲁浑萨理凭借自己掌握各种语言的功底和天文地理知识,问答论难,使两位佛僧理屈词穷,大惊失色,甘拜下风,世祖忽必烈也大为高兴,令他宿卫内朝,视为亲信。自此,阿鲁浑萨理以自己多方面的才能就安民、用人等重大治国问题,向元世祖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
阿鲁浑萨理善于洞察权衡,使忽必烈避免了许多失误。一次江南某地有人向世祖告状,说宋宗室谋反,世祖听后大怒,要遣人逮捕到大都处治。阿鲁浑萨理听说后入廷进谏:“此言恐是妄语,不可轻信。”世祖问:“有何根据?”阿鲁浑萨理说,假若宋宗室果真有人谋反,郡县怎么不知道呢? 告状的人不就近直接到当地州、县衙门告状,反而远道来京告状,肯定这个人必与被告者有私仇。再说,江南初定,民疑未附,一听状言就随意捕人,恐不利于社会安定。世祖听后恍然大悟,又诏告状人至朝廷盘问,果然是告状者欲谋宋宗室某人钱货未达目的,便采取诬告手法,欲致对方于死地。处理完这件事,元世祖感慨地说:“非卿言,几误。但恨用卿晚矣。”
阿鲁浑萨理深受佛教、汉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影响,他多次向元世祖建议要以儒家思想培养和选拔人才,“治天下必用儒术,宜招致山泽道艺之士,以备任使”。世祖采纳他的建议,遣使求贤,置集贤馆以待之。后来阿鲁浑萨理又向世祖进言:“国学,人才之本。立国子监,置博士弟子员,宜优其廪饩,使学者日盛。”世祖也嘉纳之。
至元三十一年(1294)世祖皇帝忽必烈病逝,其孙铁穆耳即帝位,是为成宗。成宗仍很器重阿鲁浑萨理,让他先后在宫中任守司徒集贤院事、领太史院事、中书平章政事等职。成宗评价他为“真全材,于今始无其比”。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阿鲁浑萨理逝世,终年六十三岁。
阿鲁浑萨理在元朝宫廷历事两朝,达二十余年。由于他的佛教、儒家思想极深,惯于忍耐、宽容,且又有多方面的知识和才能,所以能得到世祖、成宗两帝的器重和重用,在宫中先后任朝列大夫、左侍仪奉御中顺大夫、集贤大学士、中奉大夫、加守司徒、集贤院使、中书平章政事等高职。逝世后又被赠推为忠佐理翊亮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赵国公,谥号文定。
咱雅班第达
咱雅班第达是十七世纪厄鲁特蒙古(即西蒙古,明代称为瓦剌,清代称为厄鲁特或额鲁特或卫拉特)第一位出家的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僧人。他在厄鲁特蒙古历史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在厄鲁特蒙古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声望。至今在新疆蒙古族人民聚居的地区还流传着不少他的传说。他一生的活动主要记载在他的传记《咱雅班第达传》中。
藏传佛教早在公元八世纪中期以后吐蕃贵族占据新疆期间就传到新疆。十三世纪,瓦剌蒙古已占据天山北路,和高昌回鹘汗国往来密切,瓦剌蒙古中开始有人接受佛教,到元世祖忽必烈时,由于他特别尊崇佛教,所以佛教在瓦剌蒙古中也得到迅速发展。但仍只在瓦刺蒙古贵族上层部分人中流传,还不普遍。1615年四卫拉特盟主和硕特拜巴噶斯邀请西藏佛教格鲁派喇嘛察罕诺门汗到卫拉特传播佛教。拜巴噶斯从察罕诺门汗那里懂得了“人和天地万物都不是永恒的道理”,便宣布要出家。可是所有的卫拉特王公都反对这件事。他们认为拜巴噶斯是卫拉特盟主,掌握着卫拉特的命运,怎么能出家? 于是他们一齐咨询察罕诺门汗:“是一个人当喇嘛福大,还是众人当喇嘛福大?”察罕诺门汗回答说:“当然是众人当喇嘛福大。”于是四卫拉特王公们商定,每一王公派自己的一个儿子代替拜巴噶斯去当喇嘛,总共有三十二个王公的儿子当了喇嘛。另外还从一般牧民中选了二百个男孩作为上述王公孩子们的侍从,也当了喇嘛。但拜巴噶斯当时还没有儿子,于是便从拜巴噶斯的部落——和硕特部的巴巴汗诺颜的儿子中认了一个义子,献出来当了喇嘛。这就是后来声名显赫的咱雅班第达。
咱雅班第达原名叫纳姆哈嘉木错,于1599年(明神宗万历二十七年)生在厄鲁特蒙古和硕特古鲁青鄂托克(鄂托克为汉语大部落之意)的桑格斯家族,其父是巴巴汗诺颜。咱雅班第达被和硕特部首领拜巴噶斯认为义子而出家当喇嘛时只有十六岁。
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咱雅班第达同四卫拉特的三十二名王公子弟及二百个童年随从,跟察罕诺门汗经青海去西藏,1617年到达西藏,进入拉萨寺院学习藏文佛教经典。咱雅班第达聪明敏慧,学习又很刻苦。所以经过五年的努力学习,在大召寺获得拉让巴格西的学位。此后,他在西藏从事宗教活动达二十二年。1638年(明毅宗崇祯十一年)他奉西藏第五世达赖喇嘛和四世班禅喇嘛之命,离开西藏返回厄鲁特蒙古地区弘扬佛教。从此佛教便在厄鲁特蒙古地区发展起来,成为厄鲁特蒙古全民信仰的宗教。
1639年(明崇祯十二年),咱雅班第达回到厄鲁特蒙古地区。第二年参加了由当时四卫拉特盟主、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浑台吉倡导在塔尔巴哈台(今塔城)召开的、由厄鲁特蒙古各部和喀尔喀蒙古各部王公参加的会议。这次会议上制定了著名的“察津· 必扯克”(法规),后来通常称之为《1640年蒙古卫拉特法典》,更准确地说,应称之为《1640年喀尔喀厄鲁特法典》。《法典》是用回鹘式蒙文(即回鹘人塔塔统阿创制的蒙古文)书写,共有121条。大会参加者还隆重宣誓,严守法典,违者重罚。
《法典》规定藏传佛教为蒙古各部共同的唯一信仰的宗教。规定十人中有一人必须献身于佛,即出家当喇嘛。严禁格鲁派以外的其他各教派和萨满教存在。如有宰杀海番鸭、麻雀用来祭祀者科马一匹,取消翁干(偶像),违反者科财产刑,禁止萨满教男女巫师进行活动。僧侣破戒或擅自还俗者科牲畜及财产之一半。反对佛教和用言语及行为侮辱僧侣、掠夺僧侣所属爱马克者处铠甲百领、骆驼百只、牛千头的财产刑等等。
他在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浑台吉的支持下,采用回鹘文字,根据厄鲁特方言,创造了托忒蒙文,又称卫拉特文,这种文字密切了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之间的关系,能够比较清楚地表达厄鲁特方言,更接近口语。咱雅班第达创造的这种蒙文所以叫“托忒蒙文”就是由“托忒”两字,(蒙语的意思是清楚、明了之意)而来的。这种文字在沟通蒙藏文化,保留厄鲁特蒙古民族历史文献方面都起过重要作用。咱雅班第达用这种文字翻译了《金光明经》、《金刚经》、《贤劫经》等佛教典籍。还翻译了《明鉴》、《居悉》(又称《四部医典》或称《四大根本》)、《医术论》等有关伦理、历史、文学、医学等藏文书籍一百七十余种。他还用托忒文记录了厄鲁特蒙古著名的英雄史诗《江格尔》,保存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咱雅班第达所从事的巨大的翻译工作,对促进蒙古族、藏族和汉族文化的交流,发展蒙古族的文化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咱雅班第达不仅是一位喇嘛教的大德高僧、翻译家和宗教活动家,而且又是一位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咱雅班第达生活的年代正是我国明清两朝交替之际。明朝正处于崩溃之势,满洲贵族势力崛起,并影响到了蒙古各部。同时沙皇俄国扩张势力对我国西北边陲的觊觎,对我国喀尔喀蒙古和厄鲁特蒙古已经构成严重威胁。沙皇俄国还不断用武力扩张和政治诱骗等对喀尔喀蒙古和厄鲁特蒙古各部首领进行威逼、利诱、妄想使之臣服,以达到它鲸吞我国领土的目的。而蒙古各部之间为争夺土地、人畜也时常发生兵端。咱雅班第达为了实施《1640年厄鲁特法典》,改善厄鲁特各部与喀尔喀各部以及两部各自的内部关系,避免冲突,加强内部团结,增强抵御沙皇侵略的能力,在其后二十余年中,奔波于厄鲁特蒙古各部、喀尔喀蒙古各部、西藏和清廷之间进行宗教政治活动。由于他真诚、耐心的斡旋,有两次大的武装冲突化干戈为和平。咱雅班第达为了加强蒙古各部的团结,寻求一个有利于准噶尔地方政权发展的内、外安定和平的局面,作出了贡献。1662年(清康熙元年)咱雅班第达在第二次赴藏熬茶礼佛途中圆寂,终年六十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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