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三武灭佛和兴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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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自东汉时期传入中国后,经历了多次的兴盛和衰落,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三武灭佛和三武兴佛的事件。所谓三武灭佛,指的是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这三位帝王在位期间,分别进行了大规模的禁佛运动,导致佛教受到严重的打击和破坏。所谓三武兴佛,指的是隋文帝、唐太宗、唐玄宗这三位帝王在位期间,分别对佛教给予了重视和支持,促进了佛教的复兴和发展。本文将分析这两组事件对佛教及其社会影响的原因和结果。

北魏太武帝灭佛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原本崇尚佛教,后来受到道士寇谦之等的影响,转奉道教,于440年改元为太平真君,对佛教有偏见。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太武帝西征抵达长安,见到佛寺僧侣多所破戒,酿酒、私藏兵器、淫乱妇女,司徒崔浩要求灭佛。三月,下诏坑杀长安沙门,并且命令留守平城的皇太子拓跋晃烧毁佛经,处决僧侣。太子因为笃信佛教而缓行,僧侣们得以多作准备,故被杀的不多,但是殿宇多毁。此次灭佛表面上是皇帝崇道灭佛,实际上是胡汉之争,因为当时佛教的支持者是鲜卑贵族,汉族士族崔浩企图通过崇道崇儒灭佛以及修史等举措对鲜卑政权进行“和平演变”,实现汉化,灭佛事件是胡汉矛盾的极端化表现。

鲜卑贵族深恨崔浩,而拓跋焘本人也对崔浩汉化政策产生了怀疑,最终崔浩被处死、族灭。正平二年(452年)二月,宦官宗爱谋杀了太武帝。大臣刘尼、源贺等立太武帝之孙拓跋濬为帝,拓跋濬即位后,对佛教采取了宽容和支持的态度,结束了太武帝的灭佛政策,恢复了佛教的合法地位。兴安元年(452年),拓跋濬下诏允许僧侣重建寺院,恢复僧尼的出家资格,赐给僧人田地、衣物、器具等。他还下令释放被囚禁的僧人,赦免被罚的僧人,追赠被杀的僧人,追尊被贬的僧人。他还派遣使者到印度、中亚等地寻求佛经、佛像、佛骨等佛教遗物,并邀请高僧来华弘法。

拓跋濬不仅恢复了佛教,还大力推动了佛教的发展和创新。兴安二年(453年),拓跋濬下令在云中郡(今山西大同)建造云冈石窟,这是中国第一处由皇室显贵主持开凿、建于国都的大型石窟。云冈石窟共有45个洞窟,1100多尊造像,是北魏时期佛教艺术的代表作品。拓跋濬还在长安、洛阳等地建造了许多寺院和塔院,如大兴善寺、大慈恩寺、白马寺等。他还支持了佛教思想的发展,如唯识学派的创立和《大智度论》的翻译等。

北周武帝灭佛

北周武帝即位后,虽然也信奉佛教,但更重视儒学,曾多次召集百官和僧道辩论三教的优劣。建德三年(574年),武帝下诏禁止佛道二教,命令僧尼还俗,毁坏寺院和佛像,焚烧经典,没收寺产,分赐王公。建德六年(577年),北周灭北齐后,武帝又在原齐境内推行禁佛之令。此次灭佛的原因有多方面,一是武帝本人崇尚儒学,认为佛教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二是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豪强和寺院的势力;三是武帝为了缓解财政困难,利用寺院的财物补充国库;四是武帝为了增加人口和军队,迫使僧尼还俗从军从事。

北周武帝灭佛的影响有正面和负面两方面。正面的影响是减少了佛教对社会的消耗和干扰,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和人力资源,促进了儒学的复兴和发展。负面的影响是造成了佛教文化和艺术的损失,引起了佛教徒的不满和反抗,激化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

唐武宗灭佛

唐武宗灭佛,是指唐武宗李炎在位期间(840年-846年),推行一系列的“灭佛”政策,以会昌五年(845年)四月颁布的敕令为高峰,而会昌六年唐武宗逝世、唐宣宗即位又重新尊佛,灭佛就此结束。这一事件使佛教在中国受到严重打击,史称“唐武宗灭佛”或“武宗灭佛”。因唐武宗年号“会昌”,故佛教徒又称之为“会昌法难”,将它与之前的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和后来的后周世宗毁佛并称为“三武一宗”。

唐武宗灭佛的原因有多方面,一是唐武宗本人崇信道教,深恶佛教,受到道士赵归真等人的煽动和李德裕等人的支持;二是唐朝后期,佛教寺院土地不纳税,僧侣免除赋役,佛教寺院经济过分扩张,损害了国库收入,与普通地主也存在着矛盾;三是唐朝中央政府为了加强集权,削弱地方藩镇和寺院的势力;四是唐朝为了应对外部战争和内部叛乱,急需财政和兵源,利用寺院的财物和僧侣补充国库和军队。

唐武宗灭佛的经过主要有以下几个阶段:会昌二年(842年),武宗令天下僧尼中犯罪和不能持戒者尽皆还俗,行咒术、妖术等者同禁,私人财产全部“充入两税、徭役”,仅京城长安一地就有3,459人还俗,而佛寺仅留慈恩、荐福、西明、庄严四寺。会昌四年七月,敕令毁拆天下凡房屋不满二百间、没有前代御匾的一切寺院、兰若、佛堂等,命其僧尼全部还俗。会昌五年三月,敕令不许天下寺院建置庄园,又令勘检所有寺院及其所属僧尼、财产之数。四月,下敕灭佛,规定西京长安只能保留4座寺庙,每寺留僧10人,东京洛阳留2寺,其余节度使的首府共34州留1寺,刺史所在州的首府不得留寺。其他寺庙全部摧毁。

唐武宗灭佛的后果是佛教在中国遭受了空前的打击,佛教寺院、经像、经典被大量毁坏,僧尼被迫还俗,佛教财产被没收,佛教文化受到严重破坏。据《旧唐书·武宗本纪》记载,会昌五年八月,“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这些数字可能有夸大之嫌,但也反映了灭佛运动的规模和影响。

除了佛教,其他从西域传来的宗教如祆教、摩尼教和景教(基督教涅思脱里派)等也受到打击。这些宗教在唐朝曾经有过一定的传播和影响,但在灭佛运动中被视为异端而遭到禁止和迫害。

隋文帝兴佛

隋文帝杨坚(541~604年),是隋朝的第一位皇帝。他曾被交给女尼养育,在寺院中长到13岁。由于这段往事,杨坚做了皇帝之后,着意复兴佛教。开皇元年(581年),隋文帝杨坚即位之初,就下诏在全国范围内恢复佛教,以改变北周武帝灭佛以来佛教在社会上没落的情况。隋朝时候佛教逐渐兴盛,仅隋文帝在位20年时间里,全国出家僧尼达到23万人,建立佛教寺院3792所,书写佛经46藏,共13286卷。

隋文帝不仅重视佛教的物质建设,也重视佛教的精神建设。他多次召集高僧举行法会,讲解佛法,解决教内纷争。他还派遣僧人到印度、中亚等地取经求法,增进了中外佛教的交流。他本人也多次参与译经、撰写序跋、赞颂偈语等活动,显示了他对佛教的热情和才华。

隋文帝兴佛的原因有多方面。一是受到个人经历的影响,他从小在寺院长大,对佛教有深厚的感情和信仰。二是受到政治需要的驱使,他为了巩固自己篡夺北周政权的合法性,借助佛教的威望和影响力来安抚民心和统一思想。三是受到文化趋势的影响,他为了与南朝陈朝进行文化竞争和交流,借鉴南朝的兴佛政策来提升自己的文化水平和声誉。

隋文帝兴佛的结果是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和繁荣,也为后来唐朝的鼎盛奠定了基础。但是也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如造成国家财政的浪费和紧张,引起儒家士大夫的不满和反对,导致社会上出现一些迷信和腐败现象等。

唐太宗兴佛

唐太宗李世民(598年-649年)是唐朝第二位皇帝,他在位23年(627年-649年),创立了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治武功之君。他对佛教的态度,更多是抑佛,而不是废佛,他以实际行动来表示,朝廷对佛教还是护持的。

唐太宗登基后四个月,就召见太史令傅奕,并赏赐封地,以表彰他在六个月前对自己即大位的预言。谈话中,唐太宗问傅奕,为什么不喜欢佛法之妙理。傅奕说的还是那一套老话:“佛乃胡中桀诘,诳耀彼土。中国邪僻之人,取庄老玄谈,饰以妖幻之语,用欺愚俗。无益于民,有害于国,臣非不悟,鄙不学也”。唐太宗颇以为然。

《续高僧传》之《智实传》称: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派遣治书侍御史杜正伦,检校佛法,清肃非滥。同年下诏言:有私度僧者,处以极刑。《法向传》称,贞观三年(629年),天下大括义宁(隋恭帝年号)私度,不出者斩,闻此咸畏。得头巾者并依还俗,其不得者现今出家。如此看来,唐太宗对佛教之管束还是非常严苛的。

为了庆祝登基后的第一个新年,贞观二年(628年)始,唐太宗邀请了京师很多的高僧来到皇宫,举行了七天的法会。同时,他敕令度僧尼一千人,并兴圣寺改为尼姑庵。

派遣使者到印度寻求佛经

唐太宗虽然对佛教有所抑制,但并不排斥佛法,他也曾多次向高僧请教佛理,并且对佛经的翻译和传播有所关心。贞观元年(627年),他听说印度有很多珍贵的佛经,便派遣玄奘法师和边峰等人出使西域,寻求佛经。

玄奘法师是唐朝著名的高僧和翻译家,他出生于陇西郡(今甘肃省武威市),自幼聪颖好学,十三岁出家为僧,十九岁受具足戒。他精通《大般涅槃经》、《大智度论》等佛经,但发现中国流传的佛经有许多矛盾和不清楚的地方,便立志到印度求法。

贞观十一年(637年),玄奘法师到达印度北部的那烂陀寺,这是当时印度最大最著名的佛教学府,有一万多名僧人和学者。玄奘法师在那里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和尊敬,他与当地的高僧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讨论,学习了各种佛教教派和思想。他还向那烂陀寺的校长慧日法师求学《成唯识论》,并得到了其口授和手抄本。

玄奘法师在印度期间还游历了其他许多地方,如摩揭陀国、毗舍离国、拘尸那国、摩竭陀国等。他收集了六百五十七部佛经和其他佛教文献,共计一万三千五百卷。他还带回了佛像、佛骨、佛牙等佛教遗物,以及自己撰写的《大唐西域记》。

回国弘法译经

贞观十五年(641年),玄奘法师谢绝了印度各国的挽留,启程回国。他沿着原路返回,历经艰险,于贞观十九年(645年)正月抵达长安。他受到了唐太宗的亲切接见和赏赐,被封为“三藏法师”。他住在弘福寺,后又迁至大慈恩寺,开始了他的弘法译经事业。

玄奘法师在译经方面有着卓越的贡献,他先后译出大小乘经论共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其中最重要的有《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大智度论》《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等。他的译经风格清晰准确,语言流畅优美,对中国佛教思想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还创立了唯识宗,阐述了唯心主义的佛教哲学,对后世的禅宗、净土宗等都有借鉴和启发。

玄奘法师在长安弘法译经二十余年后,于唐高宗显庆五年(664年)圆寂于大慈恩寺,享年六十三岁。他死后被追封为“大乘广德三藏”。他的遗体被火化,舍利被分别供奉于各地。他的事迹和精神也被后人广泛传颂和敬仰。

唐玄宗兴佛

唐玄宗兴佛故事较为简单,其在位期间,对佛教的支持和重视表现在多个方面。他曾经下诏,要求各地修建佛寺,以供信众礼佛。他还曾经亲自主持过一次大规模的佛教法会,邀请了很多高僧来到皇宫,举行了七天的法会。此外,他还曾经下诏,要求各地设立僧尼学校,以培养出更多的高僧。

唐玄宗对佛教的支持和重视,不仅仅是因为他本人信奉佛教,更是因为他认为佛教可以起到安抚民心、稳定社会的作用。在唐玄宗时期,佛教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成为了当时中国社会上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

沃唐卡结论

三武灭佛和三武兴佛是中国历史上佛教与政治、文化、民族等因素相互作用的重要表现,对佛教的兴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政治方面看,三武灭佛都是出于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增加国家财政和兵源,削弱地方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的考虑,也反映了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和融合。从文化方面看,三武灭佛都是出于崇尚中国传统文化,排斥外来文化,特别是崇道灭佛的倾向,也反映了不同宗教之间的竞争和冲突。从佛教方面看,三武灭佛都给佛教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打击,使得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受到了阻碍和挫折。但是,三武灭佛也促使佛教进行了自我反思和改革,调整了与社会的关系,净化了僧团的风气,创新了教义和教派,使得佛教在逆境中得以复兴和发展。总之,三武灭佛和三武兴佛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波澜壮阔的时期,见证了佛教与中国社会的相互影响和相互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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