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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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严格意义上讲,藏传佛教的形成,是在公元8世纪中叶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时期开始,佛教传入并最终立足于吐蕃,从而拉开了藏传佛教形成的序幕。

赤松赤松德赞是吐蕃王朝史上出现的一位名副其实的法王,他在位期间(711——797年)积极扶持佛教,使佛教最终在吐蕃立足,为佛教得以在吐蕃弘扬作出了巨大贡献,故在藏文史籍中称赤松德赞为圣文殊菩萨之化身,并同寂护与莲花生一起尊称为“师君三尊”,成为藏传佛教史上最著名的法王,也是吐蕃时期的三位法王之一(其他二位即松赞干布法王,为观世音菩萨之化身;赤热巴坚法王,为持金刚之化身),其塑像常同寂护与莲花生一起供奉在藏传佛教寺院。

赤松德赞是赤德祖赞之子,公元742年生于札玛地方,至13岁即公元755年继承王位,执政达43年之久,于公元797年逝世,享年57岁。赤松德赞幼年即位,虽怀有扶持佛教的宏愿,但当时吐蕃臣民对佛教还持有一定的敌视心理,特别是一些大臣极力反对在吐蕃传播佛教,如独揽大权的大臣玛尚仲巴杰是一位当时阻止佛教在吐蕃传播的代表人物。著名藏族学者东噶·洛桑赤列说:“开初由于赤松德赞年幼,由父王在位时的大臣玛尚仲巴杰掌握全部大权。玛尚仲巴杰信奉苯波教,不喜佛法,故颁布法令:‘宣扬来世报应之说均为虚假,不可信,而今生避免鬼神之迫害,只有求助于苯波教。倘若谁信奉佛教,不仅没收所有财产,而且流放到偏远地区。今后只准信奉苯波教,不可信仰佛教。人死后不许举办佛事活动,小昭寺内的汉地佛像送回原地。’另外,拉萨喀札的佛殿和札玛郑桑的佛殿被拆毁,大昭寺内的不动金刚佛像,由于三百人也没能迁移远处,便就地埋在沙土里。同时又把大昭寺和小昭寺内的佛祖像运往阿里的吉仲地方,还把住在拉萨的所有汉族和尚送回汉地,将大昭寺和小昭寺分别改成作坊和屠宰场,甚至把被宰杀牲畜的肠子等内脏挂到佛像身上,刚剥下来的皮子披在佛像上晾干。”由此可见,当时以玛尚仲为首的大臣借赤松德赞年幼未能掌握实权之际,发动了一场反佛运动,如遣返外地僧人、禁止佛事活动、迫害佛教信徒、拆除佛殿、玷污佛像等,对尚未立足的吐蕃佛教进行了一次严厉的打击。这是一百年来吐蕃佛教所遭受的最严重的一次挫折,同时又是一次为恢复苯波教正统地位而采取的政治行动。然而,随着赤松德赞成年亲政,又逐渐改变了反对佛教支持苯波教的局面。赤松德赞首先请信奉佛教的大臣桑希开展佛事活动,并让他主持翻译佛经的工作,但又遇到信奉苯波教的玛尚仲裁条款等实权派大臣的阻扰,不得不停止此项兴佛工作。之后,赤松德赞只好派桑希去遥远的阿里地区,在一个叫芒域(即今西藏日喀则地区的吉隆一带)的地方协助早已逃避到那里的信奉佛教的大臣巴赛囊,开展兴佛活动。同时,赤松德赞又与信奉佛教的大臣秘密策划,最终剪除了玛尚仲等不喜佛法的大臣,为从事佛教活动扫除了障碍,与此同时,巴赛囊等在边疆寻求迎佛取经的途径,他们经尼泊尔到印度佛教圣地进行朝礼,尤其是巴赛囊在归途中遇见当时印度著名的佛教大师寂护,后来这位大师指明了吐蕃如何发展的方向。寂护又名静命,出生于孟加拉,是当地的萨霍尔王之子,后于那烂陀寺依止智藏论师出家,受具足戒,是一位中观自续派论师,著有《中观庄严论》。寂护在当时的印度佛教界有一定的知名度。比如,在印度佛教史上被称为随瑜伽行中观宗,就是以寂护和他的弟子莲花戒为代表,而且寂护和他的戒师智藏及弟子莲花戒,在当时的印度合称为东部三中观师。可以认为,寂护不但是一位古印度著名的佛学家,而且在藏传佛教史上有着东方三中观师之一的美称。因此,当时巴赛囊将这位大师迎请到吐蕃传授佛法的意愿禀报于赤松德赞,很快得到赞普的允许。当巴赛囊和寂护顺利抵达吐蕃时,还受到赤松德赞的热烈欢迎。寂护大师在吐蕃宣讲佛教十善法和十二缘起,但寂护讲法数月后,吐蕃地区却遭受一场空前的自然灾害,如洪水爆发冲垮桑耶地区的庞塘宫、拉萨红山上的宫殿遭雷击、庄稼遭冰雹袭击,以及流行传染病和发生牲畜瘟疫等。吐蕃大多数臣民则认为此次灾难是宣讲佛法、信奉佛教所带来的报应,强烈要求赞普立即遣返印度僧人。在广大臣民们的压力下,赤松德赞将寂护送回尼泊尔。寂护返回时向赞普推荐了另一位适合于到吐蕃来传法的高僧,这就是后来的莲花生大师。

为此,赤松德赞遵照寂护的举荐,又派遣德哇莽布智和桑果拉隆二人去尼泊尔的一个叫拘勒雪的岩洞中迎请邬杖那国的莲花生(藏语称白玛迥乃)大师。相传莲花生在进藏途中,一路降服鬼怪,为在吐蕃传播佛教开辟道路。比如,莲花生在吐蕃境内首先遇到一条毒焰火龙欺身,他从容地口诵佛教大明咒六字真言,火龙立即缩小为一个蜥蜴,皈依莲花生;到一个叫香波的地方又碰到一头由恶煞化身的大白牛,鼻扎一呼气,天地即刻变色,降雨刮风莲花生不慌不忙地口诵自己的密咒,大白牛恶煞立刻被绳索捆住,不能动弹,只好皈依顺从;有一次一个大恶鬼变成一位老人,头戴猴皮帽,以邪术搬弄刀枪弓矢,箭如雨下,莲花生摇身变为忿怒金刚相,化箭雨为万朵天花,飘落地面,恶鬼吓得不知所措,率领恶鬼群皈依莲花生。

由于莲花生具备比苯波教法术高出一筹的功法,从而使佛教在吐蕃取得扬眉出气的实际地位。随后赤松德赞又派人请回居留在尼泊尔的寂护大师,并同莲花生一起在吐蕃筹划弘法措施。

寂护和莲花生两位大师在吐蕃得到赞普赤松德赞强大的政治和经济支持,在吐蕃举行各种规模空前的传教活动,如寂护主要宣讲中观、律学等佛教基本理论;而莲花生发挥自己的特长,并显示神通,调伏苯波教的诸多凶神,特别将苯波教神灵家族中的主要成员十二丹玛降服后被接纳为佛教护法神之一;同时向吐蕃臣民传授佛教密法,尤其对一些父母俱在的青年男女首次传授了一种称为圆光法的使鬼神附体的法术,此乃佛教密宗的特异功法第一次在吐蕃公开传授。藏族著名学者东噶·洛桑赤列教授曾指出:莲花生传授的这一法术,就是后来藏传佛教中著名的降神术的开端。

特别是在赤松德赞倡建吐蕃第一座正规寺院的过程中,寂护和莲花生作出了重要贡献。寂护和莲花生在赤松德赞的大力支持下,于公元774年动工兴建桑耶寺,经五年于778年竣工。桑耶寺是以古代印度波罗王朝高波罗王在摩揭陀所建的欧丹达菩黎寺为蓝本建造的;也有认为这是以佛教徒想象中的所谓世界的结构做起来的;此外还有认为是仿照佛教密宗的坛城,即密宗曼陀罗建造的。此三种观点均有一定的理由,因为桑耶寺中心的主殿是一座三层大殿,代表佛教中的象征宇庙中心的须弥山;主殿四周按不同方位建四座佛殿,代表世界四大洲;在四座佛殿的每座附近又各建两座小佛殿,代表世界八小洲;主殿左右两侧又特意各建一座佛殿,代表日月;主殿四角附近又专门各建一座佛塔,共四座佛塔,分别由白、红、黑和青四种颜色来象征其内涵意义,如白色为菩提塔、红色为法轮塔、黑色为舍利塔、青色为天降塔,它们标志着征服一切凶神邪魔、制止所有天灾人祸。整个建筑物以椭圆的围墙围住,围墙四个方位设有四个大门,东门为正门,围墙象征着佛教中的铁围山。主殿三层大殿分别采取吐蕃(藏地)、汉地和印度三种不同文化形式建造,如底层为吐蕃建筑形式,中层为汉地建筑形式顶层为印度建筑形式,而且佛殿中的佛菩萨的塑像也是以三个不同地区的文化特色而塑造的,如底层中的塑像是模仿藏族人的形象塑造的,中层中的塑像是模仿汉族人的形象塑造的,顶层中的塑像是模仿印度人的形象塑造的。说明桑耶寺是一座多元文化构成的佛教大僧院。桑耶寺竣工后,寂护和莲花生为寺院举行开光安座仪式。

之后,为了试验吐蕃有无能充当出家僧尼者,从印度迎请讲解说一切有部和中观分别说的比丘共十二人,由寂护任堪布(为出家僧尼举行剃度仪式的主持),为藏族人巴·赛囊、桑布、玛·仁钦乔、昆·鲁意旺布松、巴郭·比若札那、恩兰·嘉蛙却央、拉松·嘉威祥曲七人剃度并授比丘戒。这是藏传佛教史上产生的第一批藏族僧侣,史称“七试人”,或叫“七觉士”。由于“七觉士”出家为僧的表率作用,随之吐蕃本族僧侣迅速发展到三百多人。

可以看出,桑耶寺的顺利建成,为推动吐蕃佛教的进一步发展打开了新的局面。桑耶寺不仅成为吐蕃王朝的宗教活动中心、文化教育中心,而且又是翻译佛经的专门场所。当时赤松德赞从印度、汉地等地邀请许多佛教学僧和大师到吐蕃,与吐蕃本族的学僧一起在桑耶寺译经殿从事翻译佛经的工作。当时翻译佛经的场面,在《桑耶寺简志》中是这样描述的:当时“译经僧人均盘腿相向而坐,一人诵经,一个口译藏语,居高位的年迈高僧厘正译语,最后由青年僧人以竹笔写在梵策形经纸之上。当时聚集于桑耶寺译场翻译佛经的,除西藏初出家的‘七觉士’和印度的寂护、无垢友、佛密、静藏、清净狮子等诸大论师外,还有内地和尚帕桑、玛哈热咱、德哇、摩诃衍、哈热纳波等。汉人不仅翻译佛经,而且还翻译汉地医著和无形算等。这些各地来的译师在札觉加嘎林广译三藏教典。这时所译的佛经编目,先手编定成《登迦目录》、《钦朴目录》和《庞塘目录》等”。这段话是根据桑耶寺原译经院即札觉加嘎林中的壁画写成的。因为译经院的东、西、南三面回廓的墙壁上,绘有数十组反映当时译经场面的壁画,而且每组壁画都栩栩如生地表现了当时真实的情况,为人们了解和描述过去的历史提供了极为形象的材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在许多藏文史籍中都可得到印证,当时由印度、汉地等地的许多大师以及吐蕃本族的学僧,在桑耶寺译经殿里翻译了诸如《律藏》、《经藏》、《密续部》等大量重要佛教经典。可见,这是自从佛教传入吐蕃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译经。

总之,在赤松德赞时期,佛教由于得到赞普(国王)强有力的扶持,因而在吐蕃有了突飞猛进的大发展。例如,吐蕃有了第一座规模宏大的正规佛教寺院,即桑耶寺,并有了吐蕃本族的僧侣集团,而且还奠定了以藏文书写的佛教典籍的基础。这一局面的形成标志着佛教战胜苯波教而完全立足于吐蕃。同时,我们又要看到,赤松德赞时期佛教虽然在吐蕃取得正统地位,但是当时宗教派别间的斗争依然尖锐,特别是佛教与苯波教间的矛盾更为激烈。正如藏族著名学者东噶·洛桑赤列教授在《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中所讲:“于是信佛大臣和汉地和尚、印度大师等人说,佛教与苯波教比如水火,无法共处,同一地方兴两种宗教不祥,应该让佛教和苯波教双方比试辩论教理优劣,如苯波教获胜我们各回家乡,如佛教胜利则应废止苯波教,在吐蕃弘扬佛教。在双方争执不下时,赞普决定让佛教与苯波教辩论,获胜者可得弘扬,失败者被禁废。约公元759年,在墨竹苏浦地方江布园宫室前,举行了佛教与苯波教僧侣流放到阿里象雄地方,把苯波教经籍全部收集起来,或抛入水中,或压在桑耶寺一座黑塔下面,禁止苯波教杀牲祭祀为活人和死者举行祈福仪式,只准信奉佛教,不准信奉苯波教。”这是佛教与苯波教之间的第三次争斗,也是最后以佛教的胜利而告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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