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貔貅”、“天禄”、“辟邪”到底怎么分辨

“貔貅”、“天禄”、“辟邪”到底怎么分辨，他们到底啥关系？一文包你明明白白！

很多人搞不清楚，“天禄”、“辟邪”和“貔貅”到底什么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彻底挖一挖，包您看完明明白白！

赶时间的客官看完这段就可以撤了：你可以这么理解，貔貅这种“招财辟邪”瑞兽，它有三个常见的名字：貔貅、天禄、辟邪，貔貅是他们的统称，天禄和辟邪也是它的名字，不过是对应它的两种不同形态，天禄头上是独角（招财），辟邪头上是双角（辟邪）。

貔貅、天禄、辟邪三者的称呼统一，并非一蹴而就的文化现象，而是经历了“汉代功能与形象铺垫—汉明之间认知过渡期—明代考据定型—清代民间与学术固化”的完整演变过程。以下结合权威文献原文、出处及实物证据，系统梳理这一演变的核心脉络。

一、汉代：铺垫期——天禄、辟邪与貔貅的分别记载及功能萌芽

汉代是天禄、辟邪与貔貅概念的初步确立阶段，三者虽未被统一称呼，但分别奠定了“瑞兽护佑”与“威猛威慑”的核心属性，为后世融合埋下伏笔。此阶段的核心证据为正史注疏与实物遗存。

（一）核心文献证据：天禄辟邪的西域溯源与貔貅的威猛定位

1、天禄、辟邪的文献定义（角数区分核心特征确立）

文献原文：“乌弋山离国有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长尾。一角者为天禄，两角者为辟邪。”出处：（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885页（孟康注）

解读：此为天禄、辟邪的最早权威定义，明确二者核心区分标志为“角数”，且本源为西域异兽“桃拔（符拔）”，功能指向“祓除不祥”，为后世瑞兽属性奠定基础。

2、天禄辟邪的实物记载佐证

文献原文：“天禄，兽也……今邓州南阳县北有宗资碑，旁有两石兽，镌其膊一曰天禄，一曰辟邪。”出处：（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八《灵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58页

解读：明确东汉南阳宗资碑石兽的官方命名为“天禄、辟邪”，将文献记载与实物对应，确立了天禄、辟邪的具象形态基准（有角、威猛）。

3、貔貅的威猛属性定位

文献原文1：“前有挚兽，则载貔貅。” 孔颖达疏：“貔貅者，挚兽，猛而能击，谓虎狼之属也。貔貅，是一兽，亦有威猛也。”出处：（西汉）戴圣编纂，（唐）孔颖达疏《礼记注疏》卷二《曲礼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6页

文献原文2：“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 司马贞索隐：“此六者猛兽，可以教战。”出处：（汉）司马迁撰，（唐）司马贞索隐《史记》卷一《五帝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页

解读：《礼记》与《史记》注疏明确貔貅为“威猛挚兽”，早期功能为军事威慑（旗帜绘其形、以其名命军队），奠定了“护佑辟邪”的功能基础，与天禄辟邪的“除凶”属性形成潜在契合点。

（二）实物佐证：南阳宗资碑石兽

实物信息：东汉宗资墓位于今河南邓州，墓前立两石兽，左兽膊刻“天禄”，右兽膊刻“辟邪”，造型为有角、有鬣、鳞片状纹饰，体型威猛。

上三图为东汉宗资墓对应石兽图片，左为“天禄”，右为“辟邪”。现存于河南南阳汉画馆，左兽膊刻“天禄”二字，右兽“辟邪”刻字已缺失。

佐证意义：此为汉代天禄辟邪的直接实物遗存，其“威猛有角”的造型与貔貅的“威猛”属性形成形象呼应，为后世民间混称提供了实物基础。

二、三国至元代：过渡期——无直接关联文献，仅存功能与形象的间接铺垫

三国至元代的近千年时间，是貔貅与天禄、辟邪认知的过渡期。

此阶段无任何权威文献明确论述貔貅与天禄的直接关系，二者仍以独立概念存在；但文献记载中功能属性的趋同、实物形象的呼应，为明代的统一称呼奠定了间接基础。以下结合具体文献与实物证据展开说明。

（一）核心文献现状：仅存分别记载，无关联论述

此阶段的正史、注疏、类书等权威文献，均延续汉代传统，对貔貅与天禄、辟邪分别记载，未出现将二者直接等同或建立关联的学术论述：

貔貅：延续“威猛猛兽/军队代称”的核心内涵，无瑞兽属性的延伸

文献原文1：“命貔貅之士，鸣檄前驱。”出处：（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七十八《熊远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068页

文献原文2：“一旦刀兵齐举，旌旗拥、百万貔貅。长驱入，歌楼舞榭，风卷落花愁。”出处2：（宋）徐君宝妻《满庭芳·汉上繁华》，收录于（清）朱彝尊《词综》卷二十五，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69页

解读：从晋代至宋代，貔貅始终以“勇猛士兵”的代称出现，核心属性仍为“威猛威慑”，未与天禄的“绥禄”、辟邪的“除凶”瑞兽功能建立关联。

天禄、辟邪：延续“西域瑞兽/石兽装饰”的定位，形态与功能固化

文献原文1：“聚窟州有辟邪天鹿。”出处：（晋）王嘉撰，（梁）萧绮录《拾遗记》卷十《昆仑》，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5页（“天鹿”即天禄）

文献原文2：“射鬾辟邪除群凶。” 颜师古注：“射鬾、辟邪，皆神兽名。辟邪，言能辟御妖邪也。”出处：（汉）史游撰，（唐）颜师古注《急就篇》卷三，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2页

文献原文3：“至和中，交趾献麟，如牛而大，通身皆大鳞，首有一角……殆天禄也。”出处：（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一《异事》，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74页

解读：此阶段天禄、辟邪的核心定位仍为“辟除妖邪、永绥福禄”的瑞兽，文献记载多聚焦于形态描述（如独角、有鳞）、历史献例或建筑/器物装饰用途，未提及与貔貅的关联。

（二）间接铺垫：功能属性与实物形象的趋同

尽管无直接关联文献，但此阶段貔貅与天禄、辟邪在“威猛护佑”的功能属性上逐渐趋同，实物形象也形成呼应，为明代的统一称呼埋下伏笔：

功能属性趋同：从“军事威慑”到“护佑辟邪”的间接关联

貔貅的核心功能虽仍为军事威慑（代指军队），但“威猛能战”的属性与天禄、辟邪“驱邪除凶”的护佑功能形成内在契合。如唐代张说《王氏神道碑》载“赳赳将军，貔貅绝群”，强调貔貅的勇猛；而同期辟邪石兽被置于墓前、宫门，用于“镇宅驱邪”，二者均以“威猛”为核心特质，功能指向均为“守护”。

实物形象呼应：石兽造型与貔貅“威猛”特质的视觉契合

汉明之间的天禄、辟邪石兽（如南朝齐梁时期的丹阳南朝陵墓石兽、唐代乾陵石兽），均延续汉代“有角、威猛、有翼”的造型特征，与文献中貔貅“似虎豹、威猛”的描述形成视觉呼应。尽管官方仍命名为“天禄、辟邪”，但民间可能已因形态相近产生模糊认知，为明代“土人呼为貔貅”的现象奠定基础。

（三）关键补充：元代的文献空白与民间认知延续

元代文献中，貔貅仍多代指军队（如王实甫《西厢记》“羡威统百万貔貅，坐安边境”），天禄、辟邪则少见记载，二者的关联认知无任何突破。此阶段的民间信仰中，虽可能存在瑞兽形象的融合迹象，但未形成文字记载，更无学术层面的考据论述。

三、明代：定型期——《名义考》考据闭环，首次系统统一三者称呼

明代是三者称呼统一的关键定型期，核心标志为周祈《名义考》通过“文献溯源+功能论证+实物佐证”的完整逻辑，首次明确提出“今俗以貔貅为辟邪、天禄”，并完成考据闭环，确立了三者统一的学术基础。

（一）核心文献证据：《名义考》的系统考据与定型论述

文献原文：

“西域传乌弋山离国有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长尾，一角者为天禄，两角者为辟邪。予谓桃拔、符拔当作桃祓、符祓，以是兽能祓除不祥也，祓误作拔。曰桃、曰符者，犹度朔山桃梗之意——祓除不祥故谓之辟邪，永绥百禄故谓之为天禄。汉立天禄于阁门，古人置辟邪于步摇上，皆取祓除、永绥之意。……今俗以貔貅为辟邪、天禄，盖取其威猛而能护吉。考《礼记·曲礼》‘前有挚兽，则载貔貅’，孔疏谓‘貔貅是一兽，亦有威猛’；《史记·五帝纪》‘教熊罴貔貅貙虎’，司马贞索隐云‘六者猛兽，可以教战’。古者军阵用其名，后世瑞兽取其义，故貔貅之威猛，与辟邪之除凶、天禄之绥禄，功能相契，遂并为一谈。南阳宗资碑旁有两石兽，镌其膊一曰天禄，一曰辟邪，今土人或呼为貔貅，即此义也。”出处：（明）周祈撰《名义考》卷十“天禄辟邪”条，钦定四库全书本，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

解读：此为三者称呼统一的核心定型文献，构建了完整考据逻辑：

①先溯源天禄辟邪本源（西域桃拔，祓除不祥、永绥百禄功能）；

②再明确民间现状（今俗以貔貅为辟邪、天禄）；

③引《礼记》《史记》注疏证貔貅威猛属性；

④核心论证：貔貅的“威猛护吉”与辟邪“除凶”、天禄“绥禄”功能契合，故“并为一谈”；

⑤实物佐证：南阳宗资碑石兽官方名天禄辟邪，民间呼貔貅，印证统一称呼的现实基础。

（二）补充佐证：方以智《通雅》的呼应

文献原文：“一角曰天禄，二角曰辟邪……今邓州南阳县宗资碑旁两兽，镌其膊一曰天禄，一曰辟邪……其兽有角鬣，鳞如手掌，与交趾所献相类。今俗呼貔貅，盖取威猛之义。”出处：（明末清初）方以智《通雅》卷四十六《动物》，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01页

解读：方以智认同《名义考》的核心结论，补充了天禄辟邪石兽的形态细节，进一步佐证“民间呼貔貅”的普遍性，强化了明代定型的学术共识。

四、清代：固化期——学术认可与民间普及，三者统一称呼完全确立

清代是三者统一称呼的固化阶段：一方面，官方学术著作认可《名义考》的考据结论；另一方面，民间将这一认知融入日常生活与民俗实践，形成“貔貅=天禄=辟邪”的普遍共识。

（一）核心文献证据：学术认可与民间认知固化

1、官方学术对《名义考》的权威认可

文献原文：“《名义考》十六卷，明周祈撰。……是书皆考究事物名义，辨别疑似，大抵引据经传，参以俗说，多能订讹正谬。……其论天禄辟邪与貔貅之属，引证确凿，足资参考。”出处：（清）纪昀等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二十三《子部三十三·杂家类七》，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056页

解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作为清代官方权威目录学著作，明确肯定《名义考》考据的“确凿性”，尤其认可其关于天禄辟邪与貔貅关系的论证，标志着三者统一称呼的学术固化。

2、民间认知的普及与固化

文献原文：“貔貅，形似虎，或曰似熊，毛色灰白，辽东人谓之白熊。雄者曰貔，雌者曰貅……今人多以貔貅为辟邪、天禄，谓能驱凶纳福。”出处：（清）徐珂《清稗类钞》卷十《动物类·貔貅》，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52页

解读：《清稗类钞》作为清代民间社会生活的全景式记载，直接沿用“貔貅为辟邪、天禄”的表述，并明确其“驱凶纳福”的民俗功能，说明这一认知已完全融入民间信仰，实现民间固化。

（二）实物佐证：清代貔貅摆件与建筑装饰

1、故宫博物院藏清代铜貔貅摆件：造型为独角或双角，兼具“天禄（独角）”“辟邪（双角）”的角数特征，底座铭文标注“镇宅辟邪”“招财进宝”，融合天禄的“绥禄”与辟邪的“除凶”功能，直接印证三者统一的认知。

2、清代民间建筑石雕：多地祠堂、宅院大门两侧的石雕兽，官方与民间均统称“貔貅”，造型沿用汉代天禄辟邪的有角、威猛形态，进一步固化了“三者同形同名”的认知。

五、完整证据链的核心逻辑与文化意义

（一）核心逻辑脉络

汉代：天禄辟邪（西域瑞兽，角数区分）与貔貅（本土猛兽，威猛威慑）分别确立属性，功能与形象形成潜在契合。

明代：周祈《名义考》通过“文献溯源+功能论证+实物佐证”，首次系统确立“貔貅=天禄=辟邪”的考据结论，完成称呼定型。

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可其学术性，《清稗类钞》与民俗实物印证民间普及，实现认知完全固化。

（二）文化意义

三者称呼的统一，本质是中国传统文化“功能优先、文化融合”的体现——貔貅的“威猛”属性，与天禄的“赐福”、辟邪的“除凶”功能互补，最终形成“集招财、辟邪、护佑于一体”的复合瑞兽形象，成为中国传统祥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演变过程，也印证了民间信仰与学术考据相互推动、共同塑造文化认知的历史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