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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满教:全球跨文化的灵性实践与历史演变
本文旨在从学术研究角度介绍萨满教的历史、文化及实践等内容,所涉及的部分仪式、观念等仅为客观呈现,不代表对其真实性或科学性的认可。萨满教相关实践包含一些特殊的意识状态引导、超自然现象解读等内容,可能与现代科学认知存在差异。若您在阅读过程中感到不适,建议及时调整阅读节奏、暂停阅读或跳过相关段落。请以理性、客观的视角看待文中内容,尊重不同文化的多样性与历史背景。
一、萨满教的起源与定义
萨满教作为人类最古老的宗教形态之一,其历史可追溯至旧石器时代晚期,广泛分布于北亚、中亚、西藏、北欧及美洲等地区。它不仅是早期人类精神世界的重要载体,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断演化,成为理解不同文化灵性实践的关键钥匙。
(一)历史根源与考古证据
萨满教的历史根源深植于人类文明的早期阶段。考古发现显示,距今约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玉雕太阳神像,已呈现出明显的萨满特征——鹿角冠饰与舞蹈姿态的肢体语言,这印证了早期萨满祭司通过通灵仪式沟通天地的实践。这种以万物有灵论为基础的信仰体系,在人类文明的黎明期就已形成,并随着族群的迁徙与文化的交流而广泛传播。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洞穴壁画中,也能找到与萨满教相关的痕迹。例如,法国拉斯科洞穴壁画中出现的半人半兽形象,被部分学者认为是萨满进入迷幻状态后与动物灵沟通的象征,这些壁画生动地展现了当时人类对超自然世界的想象与探索。
(二)“萨满”一词的词源学争议
“萨满”一词的词源学考察揭示了这一宗教实践的语言文化背景。该词来自满语及其他通古斯语族语言,满语为ᠰᠠᠮᠠᠨ(穆麟德转写为saman),在通古斯语中意为“智者”“晓彻”。
学术界对“萨满”一词的来源存在争议:一部分学者认为它来自梵语的sramana(“沙门”),可能是通过汉语被借入通古斯语言中,这一观点体现了古代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这是通古斯语族的本土词,和动词sa-mbi(“知道”)的词根同源,强调了其在本土文化中的原生性。这种词源上的分歧反映了萨满教在亚洲大陆文化交流中的复杂历史。
(三)萨满教的定义与基本特征
从宗教现象学的角度看,萨满教并非指某种特定的制度化宗教,而是对一类特定宗教经验和实践的通称。著名宗教史家米尔恰·伊利亚德在其经典著作《萨满教》中将其定义为“入迷技术”(technique of ecstasy),强调萨满通过意识状态改变与灵界沟通的核心特征。当代学者强纳生·霍尔维兹进一步指出:“萨满教不是关乎信仰,而是关乎经验”,萨满师是“有意地改变其意识状态,以接触和/或进入另一个实在之中,能由此获得力量和知识”。这种定义突出了萨满教的实践性而非教义性特征。
萨满教的基本特征包括:
1、中介者角色:萨满作为人类与灵界之间的中介,被认为能够进入“人神”状态,具有预言、治疗、与属灵世界沟通以及灵魂旅行的能力。
2、万物有灵世界观:建立在“万物有灵”(animism)的基础上,认为自然界中的每个实体——无论是植物、动物还是岩石——都具有灵性生命。
3、实用主义取向:主要关注解决现实问题如疾病治疗、天气控制、占卜预测等,而非抽象的神学思辨。
4、非制度化组织:与制度性宗教不同,萨满通常不组成全职的仪式或精神类组织,其传承多为个体经验性学习而非系统化教义传授。
从历史维度看,萨满教的出现早于任何有组织的宗教,有着明显的泛灵论色彩。萨满通过原始舞蹈、肢体语言、咒语、歌诀、火祭、血祭以及专用的神灵沟通器具与超自然力量进行交流。在草原腾格里信仰中,萨满一直扮演着“通天巫”的角色,参与多种祭天活动,认为天地生灵之间存在着沟通的可能性。这种原始宗教形式为后来更复杂的宗教系统提供了基本模板,并在不同文化中演化出丰富多样的地方变体。
二、萨满教的地理分布与民族实践
萨满教的传播范围极为广阔,形成了横跨亚欧大陆北部的“萨满带”。这一文化区域东起白令海峡,西至斯堪的纳维亚拉普兰地区,覆盖了乌拉尔-阿尔泰语系各民族的聚居区;广义上更辐射至北美因纽特人、澳大利亚土著及南太平洋群岛,构成了人类早期文明的共同精神基因。在不同地理环境和民族文化背景下,萨满教呈现出丰富多样的实践形态,反映了人类适应不同生态系统的智慧结晶。
(一)亚洲地区的萨满教传统
亚洲大陆是萨满教最核心的分布区域,尤其以东北亚和北亚地区的实践最为典型。在中国,萨满教主要流传于从东北到西北边疆地区操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蒙古语族、突厥语族的许多民族中,如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和达斡尔族等,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这些民族仍保存着较为完整的萨满教信仰。东北地区的“跳大神”便是满族萨满信仰的一种典型仪式表现。达斡尔族的萨满信仰尤为值得关注,因其“因袭罔替,延续传承过程中没有发生过彻底的文化断裂现象,比较完整地保留了原生性的特点”。2014年,达斡尔族聚居区内蒙古莫力达瓦旗被命名为“中国萨满文化之乡”,涌现出斯琴挂、沃菊芬等知名萨满,他们的仪式和医疗实践为学界研究提供了鲜活案例。
满族萨满教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地位。清朝以前萨满教便在中国东北地区盛行,并与满族的传统紧密结合。清朝皇帝将萨满教和满族传统结合,运用萨满教把东北的人民纳入帝国轨道,同时萨满教也在清朝的宫廷生活中找到了位置。北京故宫的坤宁宫就是当年清朝皇族举行萨满仪式的场所之一。萨满教(藏人称之为苯教)在西藏早期居于绝对优势地位,拥有参政、议政之权,其势力甚大、信徒甚众。吐蕃军队出征时,常有萨满作为随军法师,通过巫术提高士气。
在朝鲜半岛,萨满教保存得最为完整,韩国至今保留着由满族萨满衍变的“出马仙”传统。日本通过改造萨满自然崇拜,将山岳信仰与皇室祖先崇拜结合,形成了独特的神道教体系。蒙古族的萨满教以崇拜“长生天”(孟和腾格里)为特征,其宇宙观分为上界(诸神居所)、中界(人类活动领域)和下界(祖先灵魂与鬼魔共存的世界)。西伯利亚地区作为萨满教的“经典区域”,其萨满传统对国际学术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伊利亚德的《萨满教》很大程度上基于对这一地区材料的研究。
(二)欧洲与美洲的萨满教形态
在欧洲,萨满教历史上出现于伏尔加河流域的各个民族,以及北欧芬兰人、爱沙尼亚人、萨米人居住的地区,但这些在欧洲长期被认为是蛮族信仰、神秘巫术,历史上一直与基督宗教互相抗衡。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萨满教在欧洲出现了复兴迹象。根据2021年英国人口普查结果,自认为信仰萨满教的人数从2011年的650人激增至8000人,使萨满教成为英国增长最快的“宗教”。在伦敦北部,史蒂夫·奥特曼每月举行萨满教鼓圈仪式,参与者通过有节奏的鼓声进入“灵魂之旅”,这种现代改编的萨满实践吸引了众多都市灵性寻求者。
美洲原住民的萨满教传统与亚洲有着深层的文化联系。北美因纽特人、印第安人以及南美亚马逊部落都保留着丰富的萨满实践。这些实践虽然各有特色,但共享着与亚欧大陆萨满教相似的核心元素,如灵魂旅行、动物灵助、治疗仪式等。南美土著舒阿尔人追寻反抗敌人保护家族的力量,从而把自己训练成极有造诣的萨满。北美印第安人的“幻象追寻”(vision quest)与西伯利亚萨满的启蒙经历有着惊人的相似性,都涉及孤独、禁食与超自然遭遇。
(三)跨文化比较中的共性与差异
尽管分布广泛,不同地区的萨满教呈现出一些共同特征:
1、意识状态改变:通过击鼓、歌唱、舞蹈或偶尔使用致幻物质进入迷幻状态。
2、治疗功能:作为巫医解决身体疾病与精神困扰。
3、宇宙观结构:大多包含多层宇宙(通常为上、中、下三界)和灵魂观念。
4、专业训练:通常需要经过严格的启蒙过程,可能包括疾病、梦境或幻觉等超常体验。
同时,不同文化中的萨满教也存在显著差异:
1、社会地位:在某些社会享有极高威望(如西伯利亚),在另一些社会则被边缘化(如欧洲中世纪)。
2、性别角色:大多数萨满是男性,但在某些文化如旧挪威拉普人文化中只有女性才能成为萨满。
3、技术手段:使用的工具和仪式程序各不相同,如满族的“跳大神”、达斡尔族的“雅德根”仪式、北欧萨米的鼓等。
4、与主流宗教关系:有的保持独立(如西伯利亚),有的与佛教、伊斯兰教等融合(如藏传佛教中的苯教元素)。
主要萨满教区域传统比较如下:东北亚地区,代表性民族为满族、达斡尔族,特色仪式有跳大神、祖先祭祀,历史上受皇室推崇,现代部分复兴并文化遗产化;西伯利亚地区,代表性民族为雅库特人、通古斯人,特色仪式包括鼓舞、灵魂飞行,传统上受尊敬,现代仍活跃且受学术界关注;北欧地区,代表性民族为萨米人,特色仪式是神圣鼓使用,曾被基督教压制,现代有文化复兴运动;北美地区,代表性民族为印第安部落,特色仪式有幻象追寻、汗屋仪式,担任部落精神领袖,现代与新纪元运动结合;英国地区,主要是现代灵性寻求者,特色仪式为改编的鼓圈仪式,社会地位边缘化但增长快,是21世纪增长最快的“宗教”。
萨满教的地理分布反映了人类适应不同生态环境的文化创造力,其多样化的实践形式为我们理解宗教与文化的关系提供了丰富案例。从西伯利亚的广袤森林到亚马逊的热带雨林,从蒙古草原到北欧苔原,萨满教以其灵活性和适应性,展现了人类精神世界的无限可能。
三、萨满教的核心信仰与仪式特征
萨满教作为一种跨越文化的宗教现象,其内在统一性体现在共享的宇宙观和仪式实践上,而非固定的教条或组织体系。深入探究萨满教的核心信仰与仪式特征,不仅有助于理解这一古老宗教现象的本质,也能揭示人类面对自然与超自然力量时的原始思维模式。萨满教的世界观和实践技术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为早期人类社会提供了认识世界和应对危机的基本框架。
(一)万物有灵的宇宙观
萨满教以“万物有灵论”(animism)为理论基础,认为自然界中的所有存在——山川、河流、动植物、岩石乃至人造物品——都具有灵性本质或内在生命。这种世界观将整个宇宙视为一个巨大的生命网络,其中各种灵体与人类持续互动。蒙古族将大地视为“万物起源之母”,突厥人崇拜“地-水”神系,鄂伦春族则保留着对猛犸象等古生物的原始图腾记忆。在这种观念下,疾病和灾祸常被理解为人类与灵界关系失衡的结果,而萨满的任务就是诊断这种失衡并通过适当仪式予以纠正。
萨满教的宇宙模型通常呈现为垂直分层结构。最为普遍的是三界体系:上界为诸神居所(如蒙古族的“孟和腾格里”),中界是人类和其他生物活动的领域,下界则是祖先灵魂与各种鬼魔共存的幽冥世界。这种分层观念直接影响了后世许多宗教的宇宙观,如道教的天庭-人间-地府结构。萨满作为“界限的穿越者”,其核心能力就在于能够在这些世界之间自由移动,获取通常无法接触的知识和力量。
灵魂观念在萨满教中占据核心地位,许多传统认为人具有多重灵魂。如满-通古斯民族的萨满教通常区分三种灵魂:生命之魂(与肉体共存,维持生命)、思想之魂(可以暂时游离,导致梦境或疾病)和转生之魂(承载轮回转世的信息)。这种复杂的灵魂观为早期医学与心理学提供了认知框架,萨满通过“昏迷术”引导游离的灵魂归位,成为原始社会重要的精神治疗方式。西伯利亚雅库特人认为,疾病尤其是精神疾病常由灵魂丢失引起,萨满的任务就是寻找并带回丢失的灵魂部分。
(二)萨满的启蒙与专业训练
成为萨满通常需要经历特殊的启蒙过程,而非自愿选择的结果。跨文化研究表明,萨满的启蒙往往始于一场危机性体验,可能是重病、意外事故、精神异常或异常梦境。西伯利亚人容易患上一种名为“模仿性舞蹈症”的病,有人认为这是成为萨满的其中一步骤。雅库特人称之为“萨满病症”,候选人先经过约三天的昏迷阶段,然后感觉“脱胎换骨”,需要重新学习一切,之后宰羊一只,便可找老师正式学习成为萨满。
萨满的专业知识通常通过两种途径获得:超自然启示和师徒传承。在一些社会中,萨满的力量被认为是从其他被“招魂”的萨满那里过继过来的;而在南美土著和Tapirape那里,萨满则通过被托梦而获得能力。传统上,大多数萨满由其他萨满训练,学习内容包括:识别各种灵体、掌握仪式程序、记忆神话和咒语、使用神圣植物和工具等。训练过程可能持续数年,期间学徒要经历严格的禁欲、禁食和其他苦行。
萨满的社会角色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他们通常享有极大的权力和声望;另一方面,也可能因被认为能够害人而招致恐惧。大多数传统社会区分能治病的“白萨满”和害人的“黑萨满”,但其他社会相信所有萨满都同时具备治疗和害人的力量。性别比例上,虽然大多数萨满是男性,但在某些社会如旧挪威拉普人文化中,只有女性才能成为萨满。
(三)核心仪式与实践技术
萨满教仪式以改变意识状态(altered states of consciousness)为核心特征。伊利亚德将这种技术称为“入迷”(ecstasy),强调萨满能够主动离开身体,进行灵魂旅行。实现这种状态的方法多种多样,包括有节奏的击鼓(每分钟约200-220拍)、单调的歌唱、激烈的舞蹈或偶尔使用致幻物质如西伯利亚的毒蝇伞菇、亚马逊的死藤水等。伦敦现代萨满教集会上,“有节奏的鼓声被认为可以促进上升到精神领域”,一位参与者描述“爬藤蔓上天的过程”。
治疗仪式是萨满实践中最常见的类型。达斡尔族传统中,“达呼尔病,必曰:’祖宗见怪!’召萨玛跳神禳之。萨玛,巫觋也。其跳神法,萨满击太平鼓作歌,病者亲族和之,词不甚了了,尾声似曰:’耶格耶!’无分昼夜,声彻四邻”。清代文献记载,萨满可能要求病家杀马或牛祭祀,“至于骊黄,牝牡,一唯其命。往往有杀无算而病人死,家亦败者,然续有人病,无牛马犹杀山羊以祭,萨玛之命,终不敢违”。这种治疗观念反映了萨满教对疾病超自然起因的坚信。
占卜与预言是萨满的另一重要职能。萨满通过观察动物内脏、火焰形态、抛掷骨块等方式预测未来或寻找失物。方式济在《龙沙纪略》中记载了达斡尔萨满的占卜能力:“降神之巫,曰萨麻帽。如兜鍪缘檐,垂五色缯,条长蔽面。缯外悬二小镜,如两目状。著绛布裙,鼓声阗然,应节而舞。其法之最异者,能舞马于室。飞镜驱祟,又能以镜治疾,遍体摩之。遇病,则陷肉,不可拔。一振荡之,骨节皆鸣,而病去矣”。这些技术虽然看似奇异,但在传统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心理和社会功能。
祭祀与供奉仪式在萨满教中同样重要。满族萨满祭祀包括祭天、祭祖、祭山神等多种类型,使用特定祭品和祝祷词。《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详细记载了清代宫廷萨满祭祀的规范程序。在蒙古族传统中,祭祀敖包(ovoo,石堆)是重要的萨满教衍生实践,人们通过绕行、添加石块和系彩条来祈求平安和丰收。
萨满教主要仪式类型及其功能如下:启蒙仪式,主要技术有隔离、禁食、幻象诱导,社会功能是萨满资格认证,文化变体包括西伯利亚的“萨满病”、印第安人的幻象追寻;治疗仪式,主要技术有驱邪、灵魂寻回、草药使用,社会功能是个体与社区健康维护,文化变体有达斡尔族的跳神、满族的“跳大神”;占卜仪式,主要技术有骨卜、镜卜、梦解,社会功能是决策支持、危机预测,文化变体包括通古斯族的肩胛骨卜、藏族的骰子占卜;祭祀仪式,主要技术有动物牺牲、火祭、祷词,社会功能是维持宇宙秩序,文化变体有蒙古族的敖包祭祀、满族的堂子祭;过渡仪式,主要技术应用于出生、成年、葬礼等场合,社会功能是助力生命阶段转换,文化变体包括鄂温克族的熊节、赫哲族的送魂仪式。
萨满教的仪式实践虽然形式多样,但都服务于一个核心目的:维持人类与超自然力量之间的平衡关系。通过复杂的符号系统和身体技术,萨满为传统社会提供了应对不确定性、解释异常现象和缓解心理焦虑的文化机制。这些古老实践所蕴含的人类智慧,至今仍在某些方面引发人们的思考。
四、萨满教的历史演变与宗教融合
萨满教作为人类最古老的宗教形式之一,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与其他文化和宗教体系互动交融,形成了复杂多样的发展轨迹。从原始社会的支配性地位到农业文明时代的边缘化,从被制度性宗教压制到与之共生融合,萨满教展现了惊人的适应力和变通性。考察萨满教的历史演变,不仅能够揭示人类精神文化的深层结构,也有助于理解当代宗教多元现象的历史根源。这一演变过程充满了冲突与调和、压制与复兴,反映了人类应对超自然力量的永恒探索。
(一)早期历史与政治角色
萨满教的历史可以追溯至旧石器时代晚期,考古发现如红山文化的玉雕太阳神像(约5000年前)已显示出明显的萨满特征——鹿角冠饰与舞蹈姿态的肢体语言。在新石器时代的渔猎社会中,萨满作为与超自然力量沟通的专家,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核心角色。他们不仅是宗教专家,还常常是部落的政治领袖、医疗者和文化传承者。在吐蕃王朝早期,苯教(西藏萨满教)萨满拥有参政、议政之权,其势力甚大、信徒甚众。吐蕃军队出征时,常有萨满作为随军法师,通过巫术来提高军队士气。
随着社会复杂化和国家形成,萨满教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赤松德赞继位后,为了加强王权,大力扶持佛教势力,将佛教确立为国教并打压苯教。这一政策虽遭到众多大臣反抗,但最终成功实施。此后数代赞普延续这一政策,赤德松赞和赤祖德赞在位期间,更是在政务九大臣之上设置“僧相”一职,将佛教僧侣地位置于世俗贵族之上。僧相强制推广佛教,对苯教的打击变本加厉,迫使许多苯教信众逃避到阿里、安多、康区等偏远地区。为了生存,苯教全面佛教化,供奉佛教的佛、菩萨、明王等,改穿红色、黄色袈裟,与佛教比丘一样剃发,成为藏传佛教的一支,但仍保留了一些独特教义和仪式规则。
在中国东北地区,萨满教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呈现出不同模式。女真人直到公元11世纪仍保持着萨满信仰。清朝统治者将萨满教与满族传统结合,运用萨满教将东北各族纳入帝国轨道。萨满教在清朝宫廷生活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北京故宫的坤宁宫就是当年皇族举行萨满仪式的场所。清政府编纂《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对满族萨满教进行规范和系统化。这种制度化的萨满教形式被定为国教,成为北元后期和清朝官方宗教体系的一部分。
(二)与制度性宗教的冲突与融合
萨满教与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普世宗教的相遇,产生了复杂多样的互动模式。在西藏,原始萨满信仰(苯教)与藏传佛教的结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宗教综合体。苯教为了生存全面佛教化,但保留了如反方向绕行圣物等某些仪式规则。在蒙古地区,萨满教的“长生天”概念与佛教转世理论融合,催生出成吉思汗“天选之子”的政治神话。藏传佛教各派活佛通常以转世灵童传承,而苯教则以宗教考试取得最高的法王、仁波切地位。
在伊斯兰教传播区域,萨满教也表现出强大的适应能力。哈萨克人中间有一种名为“巴克什”的巫医,他们实质上是信仰伊斯兰教的萨满。保加尔汗国也有类似人物,甚至俄罗斯东正教中的“圣愚”现象也被认为受到萨满教影响。这种“伊斯兰化的萨满教”或“基督教化的萨满教”现象,展示了地方信仰体系在面对普世宗教时的生存策略。
萨满教对东亚宗教的影响尤为深远。道教斋醮仪轨中的踏罡步斗、符咒驱邪,直接承袭自萨满巫祝传统;《山海经》记载的昆仑、灵山等圣山体系,与萨满灵石崇拜一脉相承。考古发现商周时期的昊天上帝信仰,实为黄帝部族萨满文化的延续。在日本,萨满教的自然崇拜被改造为神道教,将山岳信仰与皇室祖先崇拜结合。韩国则保留了较为完整的萨满教传统,成为观察原始宗教活态传承的重要窗口。
(三)近现代的命运转折
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和科学理性主义的传播,萨满教在多数地区经历了严重衰落。中华民国推翻清朝统治后,萨满教几乎在中国销声匿迹。苏联时期,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的萨满教受到官方无神论意识形态的压制。欧洲殖民扩张也导致美洲、非洲和澳洲土著萨满传统的断裂。
然而,萨满教并未完全消失,而是以各种方式适应新的社会环境。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东北的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和达斡尔族仍保存着萨满教信仰。在达斡尔族中,萨满教“因袭罔替,延续传承过程中没有发生过彻底的文化断裂现象,比较完整地保留了原生性的特点”。2014年,达斡尔族聚居区内蒙古莫力达瓦旗被命名为“中国萨满文化之乡”。
耐人寻味的是,正当传统萨满教在原生地衰退之际,它在西方社会却获得了新的生命力。21世纪初以来,英国自认信仰萨满教的人数从2011年的650人增至2021年的8000人,使萨满教成为英国增长最快的“宗教”。这种“新萨满主义”(Neo-Shamanism)通常剥离了传统萨满教的具体文化语境,强调个人精神探索和心理治疗价值,反映了后现代社会对灵性体验的重新评估。
(四)转型与调适的机制
萨满教在面对外部压力和挑战时,发展出多种生存策略:
①仪式简化:在受压制或现代化环境下,萨满教往往简化其复杂的仪式体系。如达斡尔族从“杀无算而病人死,家亦败”的大型牲畜祭祀,转为“无牛马犹杀山羊以祭”。
②功能转换:从解决实际问题(如疾病治疗)转向文化表演和身份认同。满族萨满教的某些元素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旅游展示项目。
③教义调和:吸收主流宗教的术语和概念,如苯教采纳佛教的佛菩萨体系,哈萨克“巴克什”接受伊斯兰教框架。
④象征性保留:将萨满教元素融入日常生活习俗,如蒙古族的敖包祭祀、日本的初诣(新年参拜)等,淡化了其原本的宗教意义。
萨满教的历史演变表明,宗教传统并非静止不变,而是不断与周围社会环境互动的动态过程。萨满教能够跨越数千年历史存活至今,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非制度化的灵活性和实践导向的特点。在全球化时代,萨满教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转型,一方面作为文化遗产得到保护和复兴,另一方面又以新的形式满足现代人的精神需求。
五、萨满教的现代复兴与学术研究
进入21世纪,萨满教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复杂多元的发展态势。一方面,在传统流行地区,萨满教作为文化遗产得到系统性保护和研究;另一方面,在欧美发达国家,经过现代化改造的“新萨满主义”成为增长最快的灵性运动之一。与此同时,学术界对萨满教的研究也经历了范式转换,从早期将其视为“原始迷信”到如今承认其为复杂知识体系。萨满教的现代复兴与学术研究不仅具有文化意义,也为解决当代社会面临的生态危机和精神困境提供了另类思路。
(一)当代萨满教的全球复兴
萨满教在传统社会的复兴最为显著。在中国,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推进,萨满教作为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官方认可。2014年,达斡尔族聚居区内蒙古莫力达瓦旗被命名为“中国萨满文化之乡”,涌现出斯琴挂、沃菊芬、沃金柱、郭宝山等新老萨满。他们的实践活动为专家学者考察和研究萨满文化提供了鲜活案例,吸引了不少国内外研究者前往考察。满族萨满教艺术与民族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也成为学术研究课题,如宋小飞的研究探讨了“满族萨满教艺术的存续性与民族文化产业融合发展”。
西方社会的新萨满运动呈现出不同特点。在英国,自认信仰萨满教的人数从2011年的650人激增至2021年的8000人,使萨满教成为英国增长最快的“宗教”。伦敦北部的萨满教鼓圈仪式上,参与者通过有节奏的鼓声进行“灵魂之旅”,一位女士描述“爬藤蔓上天的过程”。这种现代萨满实践剥离了传统的社会文化语境,强调个人精神体验和自我探索,反映了后现代社会对制度化宗教的疏离和对直接灵性经验的渴望。
国际组织也开始认可萨满教的文化价值。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蒙古族萨满音乐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种官方认可标志着萨满教从“野蛮迷信”到“人类文化遗产”的地位转变,为其保护和传承提供了制度保障。
(二)学术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中国萨满教研究肇始于20世纪初,与中国民族学的起步相伴随。最早的关于萨满教研究的期刊论文是1914年《地学杂志》上善之的《萨满教》一文。经过百年发展,中国萨满教研究已由零星研究进入全面系统的深入阶段。据统计,1914年至2013年公开发表的有关萨满教研究论著共有2464项。20世纪中国萨满教研究的第一篇博士学位论文是色音的《萨满教考略》(1992)。
21世纪以来,中国萨满教研究呈现出跨学科和多民族特点。2000年至2013年间,共有49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136名研究生完成了136篇有关萨满教研究的学位论文。这些论文作者专业涉及教育学、文物考古、地理历史、民俗、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文献、语言文学、新闻学、艺术、政治、宗教等众多领域。研究内容涉及满族、蒙古族、赫哲族、鄂温克族、朝鲜族、哈萨克族、达斡尔族等16个现存少数民族和古代女真、契丹等北方少数民族的萨满文化。
研究机构和学者分布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系统的学者如宋小飞、汪桂平、色音等成果丰硕。宋小飞研究了“满族萨满教艺术”和“宗教元素、审美构成与图像学”,并参与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文化生态视野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汪桂平探讨了“清入关前的宗教政策”和“满族萨满教与清代国家祭祀”,主持教育部项目“清代满族萨满教演变及影响研究”。色音则关注“中国萨满教现状与发展态势”。高校方面,中央民族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大学、吉林大学等北方院校是萨满教研究的重镇。
国际学术界对萨满教的研究始于18世纪西伯利亚的民族志调查,但里程碑式的工作是罗马尼亚宗教学家米尔恰·伊利亚德1951年出版的《萨满教》(Shamanism)一书。伊利亚德将萨满教定义为“古老的入迷技术”,综合心理学、社会学和民族学成果,将其置于比较宗教的框架中考察。他提出萨满教的核心在于萨满能够通过改变意识状态与超自然世界交流,这一观点深刻影响了后来的研究。
当代萨满教研究呈现出多元化趋势:
1、医学人类学视角关注萨满疗法的生理心理机制及其在现代医学中的潜在应用;
2、生态学视角挖掘萨满教蕴含的环境伦理和生态智慧,如赫哲族捕猎前制作柳条兽模的生态预警机制;
3、心理学研究萨满意识状态与脑科学的关系,探讨其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等心理问题的可能性;
4、表演研究将萨满仪式视为文化表演,分析其美学特征和社会功能。
(三)现代价值与未来展望
萨满教在21世纪展现出多方面的现代价值:
在生态智慧方面,萨满教的万物有灵论和自然崇拜蕴含深刻的生态哲学。赫哲族“捕猎前制作柳条兽模”的仪式,本质是资源再生的生态预警机制;鄂温克人将驯鹿头骨悬挂祭拜,暗含物种平等的可持续发展观。这些传统实践为应对当代环境危机提供了文化资源。
在心理健康领域,萨满的出神技术被重新诠释为心理疗愈手段。欧美掀起的“意识探索”热潮中,萨满技术被用于创伤治疗、压力缓解和个人成长。这种应用虽然剥离了传统语境,但显示了萨满教应对人类精神困境的持久价值。
在文化认同方面,萨满教成为少数民族和原住民文化复兴的重要载体。从内蒙古的达斡尔族到西伯利亚的土著群体,萨满教实践被赋予民族文化象征的意义,成为抵抗全球化同质化的文化资源。
学术研究的未来方向可能包括:
1、加强跨文化比较研究,避免将不同传统简单同质化;
2、采用跨学科方法,整合神经科学、表演研究等新视角;
3、关注城市化、全球化背景下萨满教的转型与创新;
4、探讨萨满教与新兴技术(如虚拟现实)的互动可能性。
萨满教从远古走来,经历了兴盛、压制、边缘化和复兴的复杂历程。它既是最原始的宗教形式,又是最具适应力的精神传统。在生态危机和精神焦虑并存的当代世界,萨满教以其对自然的敬畏、对意识的探索和对社区的重视,为我们提供了反思现代性的独特视角。正如沃唐卡在《萨满教:全球原始文明的精神基因与多神信仰体系》一文中所言:“这种始于岩画祭坛的古老信仰,犹如文明长河中的暗流,既塑造了人类最初的世界想象,又通过基因式渗透持续影响着现代精神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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