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才”大师麦彭仁波切

1939年，应蒋扬钦哲确吉罗卓与杰仲噶玛确吉年杰（Jedrung Karma Chökyi Nyinje）之请求，顶果钦哲仁波切撰写了《蒋贡麦彭传》。在这部传记中，仁波切采纳了麦彭仁波切最亲近的弟子之一——堪布昆桑贝丹（Kunzang Pelden）早年所撰传记中的大量资料，并在此基础上予以扩展与深化。

其增补内容主要来源于两大渠道：一是其兄舍珠丹增（Shedrup Tendzin）所记录并保存下来的口述资料；二是最为珍贵的部分——来自喇嘛奥色嘉律多杰（Lama Ösel Jalü Dorje）的亲身回忆。这位喇嘛曾是麦彭仁波切的贴身侍者，伴随其左右长达37年。

然而，随着岁月流逝，这部从未出版的手稿在仁波切的文稿中逐渐湮没并最终遗失。1959年，钦哲仁波切出走海外时，这部传记被遗留在西藏。1994年，仁波切的文集被整理并出版，彼时，距仁波切离开西藏已有35年。这部传记并未被收录其中。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几乎成了一部不可复得的失传之作，若非一次偶然的机缘，恐怕早已被遗忘殆尽。

1986至1987年冬季，顶果钦哲仁波切亲自主持麦彭仁波切全集的出版工作。有一日，当他在翻阅昆桑贝丹所作、拟收录于全集第七卷的麦彭传记时，随口对恰巧站在身旁的弟子达波祖古（Dakpo Tulku）说：他本人也在多年前写过一部麦彭传记，其中不仅包含昆桑贝丹所记载的大部分内容，还做了大量补充，实际上比原传更为详尽。

其事暂且搁置一旁。数年后，即1991年，钦哲仁波切圆寂。除了达波祖古所得到的那条令人震惊的信息外，此传记没有任何踪迹，无人见过，亦无人听闻。

然而，幸运的是，这部文稿终于在2010年重现于世。

一位来自嘉绒的老僧人将这部手稿带至位于色达的喇荣五明佛学院，把它供养给了该院一位名叫齐美仁增（Chime Rigdzin）的堪布。此手稿在几位读者间传阅，但因为作者署名仅为“扎西帕久”（Tashi Paljor，顶果钦哲仁波切的俗名），其真实来历无人识得。

后来，这份手稿辗转落入一位年轻比丘久美森格（Gyurme Senge）之手，当时他是康区雪谦寺的僧人，正在喇荣就读。他立刻识出“扎西帕久”正是顶果钦哲仁波切的俗名——此名是麦彭本人在仁波切出生后不久亲自赐予的。

该文本随后便被送往尼泊尔交予达波祖古——此时他已是《大宝伏藏》（Rinchen Terdzö）全新权威版本的主编。

经多位学者仔细鉴定后，一致确认：这正是70年前由顶果钦哲仁波切亲自撰写、失落已久的麦彭传记。随后，此文稿被呈送雪谦冉江仁波切（顶果钦哲仁波切之孙），仁波切立即安排出版，并赶在2013年印度菩提迦耶麦彭全集口传之际，及时印行散发，以纪念麦彭仁波切圆寂100周年。

钦哲仁波切所著的麦彭传记，在很多方面都堪称一部传统的“南塔”（namthar，即“大德传”），它详尽记述了一位被广泛认为是藏传佛教史上最伟大学者和成就非凡大师的“生平与解脱”。……

……

书中论述了文殊菩萨的内在本性与事业——这位既是诸佛之父、亦为诸佛之子的尊者——从无始以来，直至现前当下，并远远延伸至无边际的未来，乃至整个轮回空尽为止。

这一恢弘的背景故事并非仅仅表达了传统所赋予的圣贤式崇敬。它展现了一位被广泛视为其本土传承的标志性人物、一位学者和禅修大师的生平。尽管他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间较晚，却常与藏传佛教史上最杰出的人物——如龙钦巴、萨迦班智达、宗喀巴等相提并论。而这些伟大祖师，传统上都被视为文殊菩萨的化身。

尽管如此，随着叙述的展开，这一崇高形象逐渐回归于人间尺度——到第一章结尾时，我们看到的已是一个具足殊胜天赋却真实可感的凡人。

初次遇见这位圣者时，作者（钦哲仁波切）还是襁褓中的婴孩；而在作者熟识的整整一代学者与禅修者的集体记忆中，麦彭仁波切的圣德始终栩栩如生。正是通过这些亲历者的见证，钦哲仁波切为我们留下了麦彭作为学者、上师与修行大德的鲜活写照——那些昭然若揭的伟大特质。“正因如此”，他写道，“基于现量认知的确定判断，我们得以确知他成为崇高菩萨的因缘。此生此世，他的断证功德圆满无垢——比起他数百次转世的记载，这更令我惊叹不已。”

在这之后的传记篇幅中，作者集中描绘的，是一位真实的人物：出身名门、天资卓越、从小便展现非凡气度的勇敢少年；一位年轻沙弥与勤勉求学者，早熟非凡，以惊人的速度成长为一位具旷世才华的学者、教师与作者；以及一位投入多年闭关修行、精进不懈的虔诚修行者。

正如前文引述所示，钦哲仁波切在其叙述中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之一，是他倾向于（尽管以充满神奇的章节开篇）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淡化麦彭仁波切种种“神迹”式的事迹与行谊。或许，这是为了更加凸显他以一位精神导师、学者与教师的身份，在世俗层面上所给予当时众多同辈的深远影响。

诚然，作为一位密乘瑜伽行者，麦彭极有可能具备种种超凡入圣的神通能力。但传记中指出，自30岁起，他便开始极为隐秘地处理自己的内在修行经验，即便是面对最亲近的侍者，也极少展露或言及其所成就的内证功德。

正如传记中所述，麦彭仁波切曾撰写过一整卷描述自己瑜伽修持经历与成就征兆的著作，然而在尚未出版之前，他便将其付之一炬。

无论如何，对于钦哲仁波切而言，麦彭仁波切真正的“奇迹”并非神通异能，而是他卓越非凡的智慧与学识，以及他作为一位禅修大师所展现出的惊人勤勉与高度的正直——这才是令像钦哲仁波切这样的弟子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

相比之下，仁波切写道：“若仅仅从世俗常人的认知层面谈论如此伟大的一位圣者——无论是他所见之本尊，或是他所展现的某些小神通，只会误导幼稚的众生。”

钦哲仁波切并未对麦彭晚年生活的某一面过多着墨，但这对西方读者而言无疑极具震撼力：那就是，麦彭晚年的种种成就，都是在持续不断的剧痛背景下完成的。这种痛苦源于一种严重且日益加剧的疾病（显然是某种急性神经痛），从他的一些诗偈中可以看出，这种疼痛有时甚至几乎将他逼至疯狂的边缘。

从传统佛教的角度来看，这种疾病被视为末法时代福德日益衰减的具体表现——它严重妨碍了麦彭的创作进程，给后人留下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然而，特别在他成年后的青春岁月，麦彭仁波切积极参与了由其上师们——如蒋扬钦哲旺波（1820–1892）、蒋贡康楚罗卓泰耶（1813–1899）、巴楚仁波切（1808–1887）等发起的“利美”（不分教派）运动。这项非凡而备受争议的运动，旨在保存并振兴藏传佛教传统中极为广博的教法与修持体系，尤其是那些至19世纪末因社会与政治因素而大为衰落的古老教派的教义与传承。

这一运动设立了新的学修中心，并复兴了许多旧有的寺院学府；同时也编纂、校订、出版并传承了大量珍贵经典。为打破长期以来遏制西藏学术与精神生命的宗派偏见，此运动特别致力于营造一种彼此包容、自由探讨的氛围，鼓励各教派学僧深入研究并修持本派教法，同时与其他传承保持开放互敬的态度。

麦彭仁波切全力投入这一事业，并为宁玛派的教法复兴作出了无可匹敌的贡献。他的努力使宁玛教法得以重新与龙钦巴、荣松班智达等先贤相接，进而溯源至藏传佛教奠基时期的三位圣者——莲花生大士、寂护大阿阇黎以及赤松德赞王。

此外，麦彭仁波切为一切主要大乘经续题材撰写了广泛的注释论著，开创了宁玛派“佛学院”（shedra）前所未有的哲学教科书体系，成为当今宁玛学修教育的核心教材。

在显教方面，麦彭仁波切撰写了对无著与世亲所著《阿毗达磨》总集的注释；在因明与逻辑领域，他深入讲解了陈那、法称以及萨迦班智达的经典著作。在中观层面，他为龙树、寂护、月称与寂天的论典撰写了详尽的注释。同时，他还系统阐释了弥勒—无著五大瑜伽行派论典的要义。

然而，这些成就远非他全部的心力所及。在密续方面，麦彭也著述广博。他著有《遣除十方黑暗》（Dispelling the Darkness in the Ten Directions），这部著述是对龙钦巴《秘密藏续》（Guhyagarbha Tantra）权威注疏的刚要性阐述。

在大圆满教法方面，他留下了《无造心性三部曲》（虽未竟稿，后由弟子据讲稿整理完成）及大量实修窍诀集。麦彭对《格萨尔王传》史诗尤为关注，曾尝试校勘不同版本。。

值得一提的还有他的《八大坛城讲记》（Discourse on the Eight Great Mandalas），以及其篇幅浩繁的《时轮金刚续》（Kalachakra Tantra）二卷注释。此外，他在大圆满领域亦有重要贡献，尤其是那部《无造心性三部曲》（Trilogy of the Uncontrived Mind），以及他为实修者编纂的大量精要口传窍诀集。

麦彭仁波切对格萨尔王亦怀有浓厚兴趣，并尝试对不同版本加以整合。他深知格萨尔在藏地（尤其是康区）民间精神认同中的重要性，至今仍深植于藏族集体想象之中。因此，他撰写了以格萨尔为核心的仪轨，并编排了一套神圣舞蹈来纪念他。

这些只是从这位大师浩瀚著作中摘录的几个范例。吉恩·史密斯（Gene Smith) 称其为“藏传佛教中最具想象力和多才多艺的思想家之一”。麦彭仁波切的《全集》（藏文称 ka’bum）是藏文文献中最庞大的著作之一，体现了一位真正意义上的“通才”学者的广博志趣。他不仅涉猎宗教与哲学，也对世俗诸学颇有研究，包括医学、政治、诗学、技艺、占卜乃至咒术等，皆有涉猎与著述。

麦彭仁波切几乎一生都隐居于康区的偏远山林之中。康区位于藏东，毗邻云南与四川两省，是地势险峻、文化深厚的高原边地。然而，通读这本专注于其学术和精神生活细节的传记，人们几乎难以想象麦彭曾经历过一段灾难性的社会和政治动荡时期……尤其是在康区，19世纪下半叶，康区几乎处于持续不断的危机之中。

例如，1863至1866年由当地军阀引发的内乱，在传记中几乎只字未提。我们仅得知，因为当时戎马扰动，许多果洛游牧民被迫迁徙，而年仅18岁的麦彭，为躲避危机，被劝导前往卫藏及南藏朝圣——此行亦令他得以一窥格鲁派讲经辩论的风采，尤其在拉萨与甘丹寺留下深刻印象。

麦彭仁波切的生卒年代几乎与慈禧太后相仿（若从更广义角度看，亦与维多利亚女王为同代人）。他所历之世，正值清朝衰颓、两千年帝制濒临覆灭之际；世界现代化的浪潮从四面八方逼近，山外时局风起云涌。……然而，麦彭本人大多时间深居山林静修，极少受外界事变直接影响。传记对此皆语焉不详，或仅以极为间接的方式略作提及。

1905年，康地发动反清起义，清廷派遣赵尔丰率军镇压……。

更为神秘的，是一段记述：当清军行经麦彭隐居所在山谷之下时，似遭遇一“神秘力量”，以致部队坐骑跪地拒行——难道那匹跪地不前的战马，正是赵尔丰的坐骑？此事已无从考证。同样，传记中提及有数位“身份不明的外国人”坠马丧命于雪原，其鞍囊中散落着疑似地质标本之物，他们的真实身份亦成谜团——是否可能是19世纪90年代初横穿中国西部与康区，曾抵近佐钦与德格的美国探险家威廉·洛克希尔（William Rockhill）探险队成员？我们永远不得而知。

麦彭当然深知其所处时代的衰败氛围。他或许比大多数人更早察觉到了阴影的蔓延。但当他谈及“时代之颓”，他所指的并非社会动荡或政局不稳，而是佛法的衰微——真正而有力的修行日益消失，关键教义被误解，各教派之间宗派偏执与分裂日渐严重，令神圣之地蒙上猜疑与纷争的阴影。

这种忧思同样回荡在钦哲仁波切的字句中，他不止一次地停下来感叹：在这末法浊世中，竟然出现了一位如此学识渊博、行持纯正无瑕的大师，实在令人惊叹不已。

确实，麦彭、他的上师们，以及包括传记作者钦哲仁波切在内的直系弟子，都深深扎根于一个几乎千年来未曾改变的传统与世界观之中。到了19世纪末，他们仿佛活在一个“平行世界”中——一个古老传承、深邃学问与精进修行交织的世界，与现代政治、国际博弈所构成的粗粝现实并置，而非真正交汇。他们触碰彼此，但并未相互渗透。

……

那么，这两个平行世界中，哪个更“真实”？从现代史的角度看，我们无法忽视那终将席卷一切的历史洪流，它在短短数十年间彻底改变了传统生活的面貌。

然而，对于麦彭、蒋扬钦哲旺波、蒋贡康楚以及那一代乃至后一代的大成就者而言，我们视为“现实”的这一切，不过是变幻莫测的幻相而已。在他们看来，唯有佛法的光明或晦暗才是真正的实相——而这光明是否得以显现，则取决于众生波动的福德。

那个在我们眼中如此坚固分明的世界，对这些大瑜伽士而言，不过是投射于银幕上的影像——即使再浓重，也不过薄如纸张。对他们而言，乃至对那些曾亲近他们、至今仍感到其加持的普通弟子来说，这面银幕有时甚至会变得透明，不再成为此世与彼岸之间的障碍。

最后，借助一则流传于口耳的故事，或可窥见麦彭仁波切世界的一角（此事并未载于钦哲仁波切的传记中）。

一日清晨，麦彭在高提（Gothi）隐修处闭关时，其侍者喇嘛奥色因日常事务需进入上师闭关房间。他未及通报，便推门而入。然而他惊讶地发现，上师的桌上竟然放着一朵新鲜、美丽的蓝色花朵。他惊问：“这花从何而来？”因为彼时正值严冬，整座山林仍覆盖着昨夜落下的厚雪，四下荒寒，毫无花踪。

麦彭仁波切或许也为这突如其来的闯入略感意外，来不及将这“迹象”隐藏。稍作停顿后，他答道：

“我刚从香巴拉回来。这花，是国王送的。”

|沃唐卡古唐卡视频讲解目录|←唐卡视频讲解目录查询点这

|沃唐卡市场分析报告目录|←沃唐分析目录查询点这

|藏密真言·心咒密咒|←此处目录可参考定制

|藏密坛城·曼茶罗|←此处目录可参考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