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中唯独没有西夏党项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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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中唯独没有的历史——西夏党项史

元代名相脱脱主持编纂史书时，只编了《宋史》《辽史》和《金史》，唯独没有《西夏史》，所以西夏没有作为一个国家单独出现在正史中。当然，二十四史中也没有清史，但清史只是还没编纂完成，因为涉及定性、利益等问题。国史通常由后一个朝代根据起居注、实录等资料进行修订，而西夏距今已将近千年，许多资料又在近代被俄国盗墓者偷走，至今没有公开，所以对西夏的研究只能从各种散轶的资料中探寻，了解一个大概的方向。

党项的起源与西夏的建立

建立西夏王朝的党项拓跋氏源于鲜卑拓跋氏。鲜卑族原居于东北大兴安岭北段的大鲜卑山一带。公元1世纪时，匈奴分裂成南北两支，势力衰微，鲜卑族趁机南下，来到匈奴故地，与匈奴开始融合，于是就有了鲜卑拓跋氏。“拓跋”的意思就是“鲜卑父，匈奴母”。在公元4世纪末，拓跋鲜卑建立了北魏。而早在公元3世纪中期，拓跋诘汾的长子秃发匹孤就率领自己的部众迁到了河西地区，这就是被称为“秃发氏”的河西鲜卑。“秃发”是拓跋的音转。

后来，秃发鲜卑建立了南凉政权。公元414年，南凉为西秦所灭，秃发鲜卑分为两支：一支投降西秦，一支投奔北凉，最后都归入吐谷浑。

吐谷浑是由辽东迁徙过来的鲜卑慕容氏在青海和甘肃南部建立的政权，国号源于“慕容吐谷浑”的名字。所以秃发氏与慕容氏出自同族，秃发鲜卑在吐谷浑也有较高的政治地位。

西魏、北周和隋朝先后对吐谷浑发动了一系列战争，吐谷浑遭受重创，几乎灭国。党项向东迁徙，沿途吸收宕昌、邓至、白狼等部羌人，势力逐渐强大起来，形成了一个以拓跋鲜卑为核心的党项诸部联盟，开始脱离吐谷浑的统治。虽然后来吐谷浑趁隋末混乱之际又返回青海，但党项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权，与吐谷浑南北相邻。

拓跋鲜卑进入羌人部落后，以各种手段笼络羌人，再加上本身实力强大，有一定统治经验，所以成了羌部落的实际领导者。在与羌人长期的相处中，他们也逐渐染上了羌人的习俗，因此党项常被误认为羌族的一支，首领拓跋氏也被称为“羌酋”。

“党项”是汉人对这个名族的称呼，吐蕃人称其为mi-nag，汉文翻译为“弥罗”、“弥鹅”、“弭药”、“缅药”、“木雅”、“木内”、“穆纳”等，后来也把党项人建立的西夏称作mi-nag。北方的阿尔泰语民族，如突厥，将党项称为“唐古特（tangut）”。学者们认为，tangut由“党（tang）”加上蒙古语复数词尾（-ut）组成。波斯人写的《史集》以及《蒙古秘史》一书中将党项称为“唐兀惕（tan kqut）”。唐古特和唐兀惕急读就变成了“唐古”和“唐兀”，有时也翻译成“唐骨”、“同古”或“唐括（适）”。

唐朝建立后，周边民族纷纷归附，其中也包括党项。唐朝在党项原居地设立羁縻州府，唐太宗封党项首领拓跋赤辞为都督（唐代地方最高武职），赐姓李氏。

贞观十二年，崛起的吐蕃威胁党项各羁縻州府驻地，拓跋赤辞向唐王朝请求内徙。党项部落先是迁往庆州地区，后来扩散到河套地区的灵州、银州、胜州、麟州等地。到了肃宗和代宗时期，党项又向关内进行了两次大规模迁徙。

大批党项部落进入关内道后，遭受吐蕃毁灭性打击的唐王朝无暇顾及。吐蕃进据关中后，一部分党项与吐蕃勾结，直攻长安。为了阻止叛军与党项进一步勾结，郭子仪将散在盐、庆等州的党项部落分三支迁往他处。到唐代宗广德年间，党项部落的聚居中心由甘、青、川三省交界区基本转移到陕甘宁边区。大致分为三块：一是居住在银夏之间的“平夏部”，以拓跋氏为主；二是居住在延、绥境的“南山部”和盐、庆之间的“东山部”（即后来的“横山部落”）；三是居住在灵、鳞、胜州的“河西党项”。

唐代宗永泰元年（765）之后，“河西党项”和“六州部落”开始向山西、内蒙交界区迁徙。后来，随着吐蕃不断东进，遭受劫掠的党项部落也陆续迁往河东地区。

唐武宗会昌元年（840），雄踞漠北的回鹘汗国遭遇重大天灾，畜牧经济崩溃，再加上内忧外患，被迫向河西、漠南等地迁徙。这时，居住在河套南部的党项部落向北部逼近，与回鹘残部争夺漠南草原，足迹散布在丰州之北和云朔之间的区域。

到了唐末，突厥、吐蕃、回鹘、吐谷浑等几个西北地区的强势民族先后衰颓，而原本不起眼的党项却逐渐壮大。于是，在西北地区的胡族和部分吐蕃族纷纷加入党项，并以党项自居。到五代时期，党项已成为西北地区最大的民族。所以，党项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而是融合了鲜卑、羌、匈奴、突厥、回鹘、沙陀、鞑靼等民族的新的民族共同体。

宋朝建国之初，北有窥视中原的契丹，南有群雄割据。为了统一大业，防止西北民族的侵扰，宋朝对西北割裂的各民族政权采取怀柔政策，授予这些民族首领显爵高官，承认他们的实际领导权，给予边境民族诸多赏赐，即便他们对宋边境有偷盗掠夺行为，也不予追究，反而加以抚恤，严惩缉捕的官员。这些政策使得包括党项在内的西北民族与宋朝之间的关系比较友好。

党项首领李思恭曾被唐朝封为夏州节度使，他带领的定难军参与平定过黄巢起义。自此，银夏五州成为党项李氏的地盘。政权传到李继筠后，由于他的儿子太小，所以死后被他的弟弟李继捧承袭了定难军之职。这一行为违背了党项族内的宗法制度，族人纷纷起兵讨伐。于是，李继捧决定内附宋朝，并献出五州之地。

自汉朝以来，银夏之地一直是中原王朝的郡县。随着宋朝统一全国的趋势，夏州统治集团早有归附向化之心，不断向宋朝进贡求得册封，甚至出军配合宋朝的军事行动。党项部落归附者达数十万人，还将以前抢劫来的人口、牲畜都归还宋朝。

然而，党项族内的一些强宗大姓想要维持割据状态。于是，李继捧的堂弟李继迁带领族人发动了反宋战争，在22年的时间里发动了50多次战争，给宋朝人民带来了重大灾难。宋太宗至道二年，光是死于李继迁军队下的宋朝运粮百姓就有十多万人。

李继迁的反宋战争最终使割据成为事实。宋太宗死后，宋真宗割让了银夏五州，承认了党项独立。

连年的战争也耗尽了本就不发达的党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李继迁死后，其子李德明按照嘱咐投降宋朝，为宋夏迎来了三十年的和平。宋真宗赐姓赵氏，封夏王，对德明隆宠有加。

然而，党项称臣只是缓兵之计，目的是为了发展国内建设，统一河西地区。赵元昊即位后，打败了甘州回鹘，占领了河西。对内，他改造和创新了政治、军事制度，巩固和发展了政权。

公元1038年，元昊正式称帝，定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国号“大夏”。

元昊即位后，废除唐宋赐姓，改姓“嵬名”（也译作于弥、威明、乌密、吾密等）。“嵬名”其实是“元”的西夏读音，所以严格来说，元昊是恢复了旧姓。北魏孝文帝改革时，将拓跋氏改为元氏。所以元昊恢复元姓，是为了标榜自己为元魏的后代。

消息传到宋廷，朝野震惊。宋仁宗下诏剥夺元昊所封官爵，撤销赐姓，并因厌恶而将年号“宝元”改为“康定”。随后，双方爆发了著名的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三大战役。

1040年，夏军准备进攻延州。元昊一边假意议和，一边佯攻保安军。延帅范雍急忙派延州守将石元孙、庆州守将刘平率军三万救援保安军。当二将达到延州塞门寨时，夏军主力早已达到延州的金明寨。金明寨有十万蕃兵守御，寨主是党项酋首李继周的儿子李士彬。范雍令李士彬分兵守御金明寨下属三十六个小寨，每寨防守十分薄弱。蕃兵无法抵御，纷纷投降，并活捉李士彬父子献给元昊。范雍又令石元孙、刘平返回救延州。刘平轻敌，率八千余轻骑星夜赶往延州，刚到延州西南面的三川口就遭遇夏军。刘平虽率众奋力杀敌，但终敌不过对方十万精骑。最终，刘平、石元孙被俘，宋军惨败，人心浮动。

三川口的惨败震惊了骄傲的宋廷，宋廷调整了陕西边帅人选，派韩琦、范仲淹、庞籍、王沿分领四路，对西夏展开报复。但由于西夏边境防卫甚严，宋军所获无几。

次年，元昊又开始了对宋边境的第二次大规模进攻。这一次他又故技重施，试图伪装议和麻痹宋军边帅，但被韩琦识破。韩琦将重兵交给大将任福，命其小心应对入境的夏军。但任福不当回事，仅率数千精骑前往与夏军交锋。夏军遗弃无数牛马羊驼，佯装溃败，引诱宋军追至好水川，而此处早已埋伏好十万大军。宋军意识到中计为时已晚，虽奋死拼搏，最终寡不敌众，全军覆没。

面对再一次惨败，宋廷放弃了进攻西夏的想法，改为全面防守。而元昊则愈加傲慢，加紧了对宋的攻掠，并于一年后发动了第三次大规模进攻。

元昊率十万精骑，准备从镇戎军直驱关中。王沿令葛怀敏与刘贺共率兵十万前往救援。葛怀敏不吸取前几次失败的教训，轻率冒进，直驱定川寨，果然陷入夏军的重围。这一仗比前两次败得更惨，葛怀敏自己也战死了。

元昊欲乘胜追击进军关中，然而此时西夏面临内忧外患，他不得不放弃对宋的军事行动。三大战役加上各种小规模战争，总共长达七年之久。连绵不断的战事加重了国家的经济负担，人民日益贫困。元昊残暴多疑，动辄杀人，国内多有叛者。而西夏与辽为争夺党项夹山部落关系破裂，辽国准备集大军进攻西夏。于是元昊与宋议和，于庆历四年签订宋夏和约，元昊对宋称臣，而宋则需付出每年二十五万岁赐的代价。

为什么强大的宋朝会败给一个偏隅小国呢？

政治：剥削太重，起义不断

宋朝自立国以来，为了巩固统治，获得地主阶级的支持，将扩大他们的利益作为基本国策，放纵地主对土地的兼并，以致“富者有弥望之田，穷者无立锥之地”。到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全国无地农民远不止三分之一。而地主对佃农的剥削却高达80%，除此之外，他们还要承受各种苛捐杂税和徭役。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引起了农民的激烈反抗，庆历初，全国有三四十个州郡发生了此起彼伏的反抗。再加上持续不断的兵变，政治局面动荡不安。

反观西夏，由于还处在建国初期，统治者质朴坚忍，励精图治，艰苦创业，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相对较轻，国内比较安定，整个国家和民族都处于蒸蒸日上的兴旺阶段。

经济：入不敷出，轻视国防

宋朝地广人多，物产丰阜，经济强大，但有“冗官、冗军、冗费”问题，支出更多。国家供养了大批官僚和缺乏战斗力的军队，皇室生活奢靡，还要为全国的寺观僧道提供巨大开支。而支出的大笔钱财中却很少用于国防建设，宋廷认为内患比外敌更可怕，所以把镇压农民反抗和兵变放在首位。战马、粮饷不足，城寨、器械年久失修。在宋夏战争中，居然还出现了以纸甲代替铁甲的荒唐现象。

西夏的经济虽比不上宋朝，但农业和畜牧业也比较发达。德明归附宋朝后，国内又有了三十年的和平发展期，且每年都能从宋朝获得金、帛、钱各四万，茶两万斤。元昊建国后，精简国家机构，官员不领俸禄，士兵自备干粮，国家可以将钱财更多用于国防建设。

军事：兵少弱，将无权，装备差

庆历年间，宋军有125.9万人，但其中有43.3万是不能作战的厢军，真正投入到宋夏战场的只有20多万。而边境防线有两千余里，沿线有24个州军，近200个堡寨，平均下来，每个城寨的防守兵力就很少了。而夏军在元昊时期有30余万，且每次都聚数路军攻宋一路，进攻军队往往是防守军队的数倍以上。

宋朝忌惮武人，对边帅限制很多。作战方略由皇帝制定，统帅不能独立指挥，遇事需上报朝廷。皇帝还派内臣出任监军，外行指导内行。在战场上，宋制规定：“有寇则官卑者先出。”将领不能身先士卒，士兵也不会勇敢作战。再者，边帅更换频繁，导致“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而西夏的统兵将帅有独立自主的指挥权，且军队保留了部落联盟时期的民主风气，有利于团结将士，英勇作战。

宋太宗以后，为了防止农民起义，大量招募饥民当兵。除此以外，还强制征兵，陕西每户都抽一人当兵。不按身体素质选兵，兵源本就素质低，在和平年代又不注重练兵，士兵战斗力可想而知。而统帅又多为文官，有军事才能的武官不受重用。反观西夏，由于长期生活在恶劣环境下，能生存下来的人都十分强悍，民族战斗力很强，且军队纪律极好。

宋军喜欢搞一些华而不实的装备，且承平日久，武器装备大幅削减，战马更是奇缺，以至于“今天下马军大率十人无一二人有马”。而西夏是产马之国，马种优良，士兵的铁甲、弓弩、刀剑等装备都十分精良。

综上所述，宋虽大实弱，夏虽小实强，且宋缺乏能与元昊匹敌的军事将领，焉有不败之理。

从成吉思汗建立汗国的前一年开始，蒙古先后三次进攻西夏，迫使西夏国主嫁女求和。然后蒙古人把目标转向西域和中亚。趁蒙古西征之时，西夏重金贿赂对成吉思汗不满的部落，企图引发蒙古内斗。成吉思汗征服花剌子模回来后的得知消息，决定亲征西夏。

公元1227年，成吉思汗在军帐中病逝。窝阔台继任汗位后秘不发丧，对西夏发起总攻。几天后，西夏最后一任国主李睍携中兴府全体居民投降。

在蒙古灭亡西夏的二十多年时间里，西夏军民的顽强抵抗使蒙古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们时降时叛的态度，也使蒙古首领怒不可遏，对西夏人产生了强烈的仇恨。成吉思汗临终前留下密诏，将李睍和中兴府居民全部杀死，以泄其恨。西夏遗民在元朝建立前的地位处于最底层。

忽必烈上位后，有意识地提高西夏遗民的地位，一下子提升到仅次于蒙古人的第二等级中。这是为了稳定西夏地区、统一全国。而西夏遗民的效顺尽忠也赢得了元朝统治者的信任。

后来，西夏人在皇位争夺中立下大功，政治地位越来越高，越到后期，政治势力越大，广泛就职于元朝各政府机构，成为元政府的中坚力量。到了元末，腐化的蒙古贵族和蒙古军队已无力应对混乱局面，镇压人民起义的重任交给了西夏人。

有意思的是，当初将西夏人亡国灭族的是蒙古人，一百多年后为蒙古人死节殉难的也是西夏人。

党项西夏的风俗

党项的崇拜和宗教

党项人大都信奉原始的萨满教，对天地、自然现象和自然物存在崇拜。党项最高首领自称“兀卒（吾祖）”，《续资治通鉴长编》称这是“青天子”的意思，即“苍天之子”，宋则为“黄天子”。

萨满教认为，宇宙分上中下三界，上界居住着天神，能降福祸于人间，所以人们最崇敬天神，会定期举办祭天活动，杀牛杀羊。

即便在佛教传入西夏后，党项人也依然崇信巫术。巫师（也就是萨满）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对整个社会生活和政治军事活动都能施加很大的影响。巫师的一大职能是占卜，党项人做任何事之前都要占卜。正因为影响之大，所以卜师往往由大族酋豪担任。元昊也精通卜筮之学，号称“风角城皇帝”。“风角”是古代占候之法。他曾以占卜为名，大肆屠杀国民。

党项人将一些星辰视作主管祸福的神，有“畏天”之感。《宋史·夏国传》记载，西夏人看到恒星出现，居然不敢出兵。

党项的传说

根据弥药的传说，弥药王的先祖是甘夏两州之间一座被称为Se-pu山的蛇神。它是这一地区的统治者，需定期享用祭品，否则就会使人昏迷乃至疯癫。这个蛇神在其他文献中称作“妖龙神”或“毒龙”。可见弥药人实际上崇拜的是龙。龙神也是吐蕃人崇拜的原始神灵。

藏族的民间传说称自己是“弥猴种系”，即认为自己的祖先是由弥猴转化而来。《隋书·党项传》也有类似的记载：“党项羌者，三苗之后也，其种有宕昌、白狼，皆自称弥猴种。”可见党项族内有一支藏系血统民族，以弥猴为崇拜图腾。

党项有一个“七兄弟”的传说：党项先祖娶一个吐蕃美女为妻，生了七个优秀的儿子。后世子孙兴旺繁盛，出现了一个出色的后代，他率领七骑士夺取了帝位。

《魏书·官氏志》也有类似的记载：“初安帝统国，诸部有九十九姓，至献帝时七分国人，使诸兄弟摄领之，及分其氏……七族之兴，自此始也。”

献帝即北魏始祖拓跋邻，北魏道武帝拓跋珪追尊其为献皇帝。献帝领导了鲜卑南迁，又将国人分为七部，由七兄弟各领一部，再加上自己领导的拓跋部，总共为八部。这八个鲜卑部落称为“鲜卑八国”，首领称“八部大人”，并由此衍生出“八部帅”和“八部大夫”两种秩官。

《新唐书》和《宋史》都记载了党项有八个原始部落，党项八部应该就是仿效的北魏。其他塞北和东北民族也有类似的八部制度：南匈奴有八部大人，西魏、北周有八柱国，契丹有八部，百济有八族大姓，高丽有八牧，渤海大氏有八部，满清有八旗。

党项的尚武和血亲复仇

历史上西北各游牧民族虽都崇尚武力，但都不如党项那么突出，且党项立国直到灭亡。尚武之风也从未间断。

党项人身体高大强健，长期生活在恶劣的环境中，常常需要以劫掠为生。起初党项只是一个小的民族，经常遭受周边崛起的大族如突厥、回鹘、吐蕃等欺压，这激起了他们同仇敌忾的情绪，尚武精神由此形成。无论是孩童还是妇女，无论是太后还是婢女，都深谙武艺，能驰骋疆场。

党项人又极注重复仇，这种复仇是部落与部落之间由于长期积怨而产生的报复行动，包括族内相互结仇以及与外族的仇怨。为了报回鹘之仇，从唐时一直到宋代，党项部落不断出兵袭击回鹘。党项人还会将敌人的头颅作为饮酒器，在重要的盟誓会上，在其中倒入鸡狗猪血和酒，各酋长共饮，然后盟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