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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古代非得灭佛？
佛教究竟干了什么？
在中国佛教的发展历程中，曾先后发生了四次灭佛运动，这些运动，皆由皇帝主导，规模极为浩大。
这几位皇帝分别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宗宇文邕；唐武宗李炎；还有后周世宗柴荣。
前三个皇帝的庙号或谥号当中，均带有一个“武”字，柴荣庙号世宗，故而合称为“三武一宗”。
在历史上，这几次灭佛合称为“三武一宗之厄”。
这四场运动，尽管相隔好好几百年，其背景各不相同样，所运用的方式也完全不同，但其结果却毫无例外地都给佛教在中国的发展道路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为何这些皇帝要对佛教痛下狠手？
佛教在传播中究竟做了什么，竟招致如此严厉的打击？
佛教传入中国，大约在两汉之际。
初时，它被视为神仙方术的一种，影响有限。
到了动荡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发，生灵涂炭，佛教宣扬的因果轮回、解脱苦难的思想，为饱受离乱之苦的民众提供了精神慰藉，得以迅速发展。
信徒们或倾家荡产般地布施寺庙，或效仿佛祖那般舍身饲虎，割肉喂鹰（诸如“燃指供佛”“刺血写经”这类较为极端的行为），僧侣的数量急速地增加，寺院也大面积地建造了起来。
不过佛教作为外来的宗教，其教义、组织形态以及影响力，和本土的皇权政治、儒家伦理、道教信仰乃至社会经济结构，逐步产生了深刻的矛盾。
当这种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尤其是当佛教势力的膨胀被视为威胁到皇权和国家根基时，浩浩荡荡的灭佛运动便开始了。
第一次：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灭佛（444-446年）
北魏是鲜卑拓跋部建立的政权。
太武帝拓跋焘，早期之时，对佛教未有恶感，其甚至还曾参与过佛事方面的活动。
不过他身边的重臣崔浩乃是一位崇尚儒学、笃信道教的汉族士族领袖。
崔浩深受道教领袖寇谦之的影响，不断地向拓跋焘灌输关于佛教“虚诞”以及“害政”这样的观点。
拓跋焘的立场慢慢地转向了道教，随后将年号改为了“太平真君”。
太平真君六年（445年），关中爆发盖吴起义。
次年拓跋焘率军亲征，途经长安的一佛寺。发现在该寺内，不仅藏有大量兵器，还有酿酒器具（北魏禁酒）以及州郡官员、富人寄存的巨额财物。甚至还发现了僧人与妇女**的密室。
这彻底激怒了拓跋焘。
在崔浩的极力怂恿下，他认定僧侣与盖吴起义有勾结，于太平真君七年（446年）下诏严厉灭佛。
诏书斥责佛教“假西戎虚诞，妄生妖孽”，下令在全国范围内：诛杀长安沙门（僧人）；焚毁佛像经卷；拆毁所有佛寺、佛塔；勒令全国僧尼一律还俗，违令者诛。
这场运动，异常的残酷，史载“一境之内，无复沙门”，佛教在北魏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幸得笃信佛教的太子拓跋晃，悄悄地缓宣诏书，这使得许多僧人得以逃亡隐匿，与此同时部分经像也得以保存。
拓跋焘逝去之后，其孙文成帝得以即位，随即下达诏书以使得佛教得以复兴。
此次灭佛事件，首开后世大规模压制佛教的先河，所采取的手段尤为残酷。
第二次：北周武帝宇文邕灭佛（574年、577年）
北周由鲜卑宇文氏建立，立国关中，与东方的北齐对峙。
北周武帝宇文邕，乃是一位极具雄才大略的君主，其志向在于统一北方。
当时的北周正处于一个极其严峻的状况：关陇地域比较窄，人口数量也不多，所以国家的力量被限制住了；而东边的北齐占有着富裕的河北跟山东地区，实力强盛；在北边，突厥带来的威胁依然存在。
宇文邕明白，要使国家富裕且军队强大，就务必解决好两个关键问题：其一提升国家能够掌控的劳动力数量以及兵源规模；其二将财力和物力有效地集中起来，以服务于战争。
当时佛教在北周境内十分兴盛，寺庙占有大量的土地，以及依附的人口，僧尼享有能够免去赋税、徭役和兵役的特权，这对国家的财政收入，兵源补充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影响。
宇文邕曾多次召集僧道及百官辩论儒释道三教优劣。
建德三年（574年），他断然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
这次运动，不仅针对佛教，也波及到了道教，不过主要的目标还是佛教。
他命令把“经像”给销毁掉，还把“寺产”没收；强硬地让僧尼和道士都回归世俗生活；把“寺观”的财产收归为公家所有，把“人口”归入到民籍当中。
建德六年（577年），北周灭北齐后，宇文邕将灭佛政策推行到新征服的北齐境内，力度更大。
与北魏太武帝有所不同，宇文邕在灭佛这件事上，主要将目光聚焦于经济方面的剥夺以及人口的归籍之上，其采取的手段相对而言比较温和，并且也没有进行大规模地杀戮僧人这一行为。
他去世之后，继位的宣帝、静帝，迅速地恢复了佛教。
这次灭佛，史称“周武灭佛”，其特点在于，并非出于纯粹的宗教好恶，而是基于现实的政治经济考量，旨在“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以此来增强国力。
第三次：唐武宗李炎灭佛（会昌年间，841-846年）
佛教在唐朝时期的发展处于黄金阶段，可到了中晚唐的时候，社会矛盾加剧，各方面的矛盾变得越来越尖锐。
安史之乱结束以后，各地藩镇，都开始自行其是。宦官掌握着朝廷的核心权力。中央的财政状况紧张。
这个时候，佛教的势力，经过一番恢复与发展之后，再度达到了高峰。
全国寺庙林立，僧尼人数众多（据载有数十万），占有大量良田，享受免税免役特权。
寺院经济极度膨胀，经营碾硙（水力磨坊）、店铺、放印子钱（“僧祇粟”），与官府争利，与国家争民。
许多百姓，为了逃避赋役，纷纷“出家”实际上是挂名在僧籍之中，从而成为了寺庙的依附性劳动力。
这严重侵蚀了国家的税基和兵源。
唐武宗本人笃信道教，宠信道士赵归真、刘玄靖等人。
这些道士，不断地进言，诋毁佛教，称其为“蠹害国家风气”，“迷惑人们心意”。
武宗本就对佛教的过度膨胀感到忧虑，在道士的鼓动和财政压力的双重作用下，决心铲除佛教势力。
自会昌二年（842年）起武宗开始逐步收紧对佛教的限制。
会昌四年（844年），下令拆毁小型寺庙、普通佛堂等。
会昌五年（845年），灭佛达到高潮。
武宗下诏：拆毁天下寺庙（除少数特许留存外）；勒令僧尼还俗；没收寺产良田；销毁佛像钟磬以铸钱，铁像铸农具，铜像、铜器铸钱；寺院的建材用于修缮官府驿站等。
史称“会昌法难”。
据记载此次灭佛共拆毁大型寺院4600余所，中小寺庙4万余所；强迫还俗僧尼26万余人；释放寺院奴婢15万人，均收为两税户（编入国家户籍，承担赋役）；没收良田数千万顷。
佛教遭受沉重打击，元气大伤。
第二年武宗驾崩，而后宣宗顺利登上了皇位，紧接着便颁布了诏令，再度准许佛教进行传播。
这次灭佛，范围最为广泛，不仅针对佛教，也波及到景教（基督教聂斯脱利派），以及祆教（拜火教）、摩尼教等外来宗教，这反映出了唐朝后期国力的衰退，体现在了文化包容性的丧失。
第四次：后周世宗柴荣灭佛（显德二年，955年）
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分裂动荡的时期。
后周乃五代之中的最后一个王朝。世宗柴荣，在五代时期是少有的英明之主，享有“五代第一明君”这样的称谓。
他胸怀大志，一心想要励精图治，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致力于结束分裂、统一天下这件大事之上。
不过后周虽已立国，但其根基尚未稳固，财力也较为有限，与此同时面临着诸多强敌的环绕。
柴荣迫切需要增强国力，扩充军队。
此时佛教在经历唐武宗灭佛之后，虽受重创，但是至五代，又有所恢复。
寺庙再度占有土地与财富，（许多人因躲避战乱和赋役而选择出家）隐匿人口，大量铜钱被用于铸造佛像以及法器，致使流通领域中铜钱匮乏，对经济产生了影响。
显德二年（955年），柴荣下诏，对佛教展开大规模的整顿以及限制，史称“周世宗灭佛”。
其主要措施包括：限制出家，并且严格度牒制度，对于无官方度牒者勒令还俗；拆毁未经朝廷敕额的寺庙，也就是无额寺院；禁止私度僧尼；除朝廷特许的寺庙外，其余寺庙的铜铸佛像、钟磬等，一律收缴销毁，用于铸造铜钱，以解决钱荒；鼓励僧尼还俗务农；将寺产土地收归国有，或者分给农民。
诏书特别强调：“吾闻佛说以身世为妄，而以利人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于世，犹欲割截，况此铜像，岂有所惜哉！”表明其目的在于利国利民。
跟之前的四次灭佛行动比起来，周世宗的做法有几个很明显的特点：
第一目标特别清楚，主要是从经济角度考虑以及满足军事需求，并非因为宗教方面的成见；
第二所采取的措施比较理智且适度，重点在于限制、整顿还有没收财产，而不是大肆杀戮或者完全毁掉；
第三打击的重点集中在那些不合法或者过度扩张的佛教势力身上，对合法且必要的部分就保留下来。
尽管如此，这次运动，仍然对佛教造成了相当大的打击，拆毁了寺庙三万余所，收缴了大量铜佛像，用于铸钱。
灭佛背后的深层原因
纵观四次灭佛运动，其根本原因，在于佛教势力的过度膨胀，触及了封建王朝统治的核心利益：
政治原因：维护皇权与中央集权是首要考量
对于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等少数民族统治者来讲，灭佛这是其推行汉化的一种方式，与此同时也是标榜自身为华夏正统。大力推崇儒、道的政治策略，通过对被视作“胡神”的佛教予以打击，从而强化统治的合法性。
唐武宗推行灭佛政策，是因为这一举措，跟当时打击藩镇割据、强化中央集权的政治形势，紧密相连。
他把那些权势越来越大的佛教寺院，当作跟藩镇差不多，有可能削弱中央统治的离心力量。
经济原因：这是最为直接且最为普遍的原因。
寺院占有大量土地和劳动力，享受免税免役特权，形成独立且庞大的寺院经济。
这严重地侵蚀了国家的税基，致使财政收入减少，与此同时也削弱了兵源，进一步加剧了土地兼并以及社会矛盾。
寺院还经营贷款、工商业，与官府争利，当国家财政处于困难状况之时，富足的寺院自然而然地就成了统治者所垂涎的目标。
文化原因：佛教作为外来宗教，其教义诸如出家便不尽孝、不朝拜君主双亲等与儒家所着重的忠孝伦理以及宗法制度存有冲突。
其出世思想，也与道家追求长生，以及儒家积极入世有所不同。
佛、道、儒这三家一直都在相互竞争和产生冲突，从来没有停止过。只要统治者对其中某一个教派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偏爱，佛教通常就会成为被压制以及遭受打击的主要目标。
北周武帝灭佛，这其中也包含着通过抑制佛教来维护儒家礼教地位这样的意图。
“三武一宗”灭佛事件，对佛教在我国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尤其是唐武宗时期的“会昌法难”，致使大量佛经被焚毁，许多宗派的经典文献丢失，即便后世四处搜寻也难以找寻到。这使整个佛教的发展遭遇到了极为严峻的挫折。
不过，佛教并未因此消亡。
灭佛之后，佛教往往能够迅速地恢复，并且在不断地调整之中去寻求生存之道。
例如禅宗因其“不立文字”这一特点，注重心性，且农禅并重（即僧人自耕自食），在灭佛之后，反而显示出了更为强大的生命力。
更重要的是，这四次运动，促使佛教，加速了本土化进程，更加深入地，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汉传佛教。
后世的佛教，在组织形态上，思想义理上，都更为适宜地适应了中国的社会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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