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尼教与《老子化胡经》

摩尼教与《老子化胡经》

据考证，老子化胡经从晋开始即有记录，至宋方入道藏定本，而今人发掘之敦煌写本，应为西夏时传入。在晋唐宋诸史笔记记载中，可知该经在这几百年中不断修饰补录，并且在不同历史时期作为不同立场的工具进行使用。

在这个过程中最主要的还是对于本土道家道教的分析，道家虽然被汉儒追溯至先秦，但黄老道同老庄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老庄二者并称也毫无道理。自汉以来，上层与下层群众各自所尊奉的道家思想理论与实践就全然不同，这种对立在汉末魏晋时达到顶峰，玄学和太平道五斗米教等毫无关系，甚至二者进行阐述的老子版本都不相同。从一开始，民间对于老子的利用就是一条与官方截然不同的道路，即使在未见于史书的时期，也不能认为民间没有主动的建构和吸纳，能够见于正史的起义恰恰是积累已经达到了顶点的后果，史书也只是对于历史痕迹的跟随，而非发现，缺漏的东西比记下来的东西更多。

在东汉明帝时佛教入华得到记载，那么至少在西汉末年民间就应当已经有了同西域胡经的交流，而对于古代中国那种上下等级分明如同仇仇的社会结构来说，上层的文化符号和外来的异域文明符号都属于下层群众的他者，在底层群众的自组织与求生活动中，都会被同等视之，而被拿来作为可资利用的工具。道家思想如是，佛教如是，同从波斯传来的摩尼教亦如是，况且摩尼教从一开始就是世界上第一个主动的有目的传教的社会意识形态。因而我们对于二者的会同以及相互的接触只能根据考古的发现不断贴近，提出可能得假说，根据史书记载就下断语是最为愚蠢的判断。

老子化胡经虽然历时弥久，但不变的核心话语是“我乘自然光明道气，飞入西挪玉界苏邻国中，示为太子，舍家入道，号曰摩尼。转大法轮，说经戒律定慧等法，乃至三际及二宗门。上从明界，下及幽塗，所有众生，皆由此度。”

从这一段可以明显看出，写经者并没有对于佛教诸理论的准确认识，之所以写的如此模糊，应当是惯常的故作高深的手法，甚至可以断言，是作者那种想要以己之一管之窥而包举囊括其所见的全部思想的可笑心理的产物。他并没有认清这些理论各自内涵与差异的能力，只能大而化之的给予简称，就好像已经是自己的东西了一样。这种井底之蛙的认识在汉地的学者中屡见不鲜，清末之谭嗣同的仁学理论，四川廖平的经学数变，还有民间推崇备至的厚黑学教祖李宗吾的理论，乃至于近代梁漱溟的东西方文化比较的理论，都体现着这种“六经注我”的自大心态。因此，这一经文显然是民间流传的本土创作，摩尼教虽然会故意假托佛教来宣传，但如此粗糙的理解绝非其手笔。

道教的经籍当中充斥着类似的乱七八糟的东西，编纂者往往会将流行一时的东西填进道教经典的名录中，道藏中有许多明显仿照佛教经典的抄袭作品，还有将景教祆教中赞美诗祈祷词等当作梵字音译，并冠之以种种咒语之名，民间的文化从来都是如此野蛮生长，太平天国、义和团和太平军、白莲教等在理论本质上相同，甚至一脉相承。正因如此，广州的传教士才会拒绝洪秀全的热情，同情的告诉他你这并非基督教，因为你仍旧停留在迷信的意识阶段。

当然不可否认这部经的特殊意义，不然它也不会在历次佛道斗争中屡屡发挥作用，甚至在宋代编纂道藏，清理佛教经典时，丞相等有意识的将其编入。可以想象的是，它应当是成为了一面旗帜和符号，代表了一种不言自明的立场，即:本土化、中国化、同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而不是一昧的教条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有座道教庙宇“崇寿宫”，其信仰即道教化了的摩尼教善恶二元对立思想，而这是被主持道士明确意识到的，并且他是真的相信这是老子教化的一个分支，属于正统道家的思想，甚至取得了士大夫和官方的赞同。这一例子非常典型，也值得注意，因为我记得朱熹的理论在提出之后，就有朝廷的其他士大夫攻击其为“食菜事魔”，也就是摩尼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