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地与五台山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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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地与五台山的渊源

原创作者：江白西绕

拉萨人，迦入撰稿人，编辑，中国人民大学在读博士。

目前，关于西藏与汉地五台山之间较可靠的早期记载，来自藏文的《拔协》（《སྦ་བཞེད་ཞབས་བཏགས་མ》）以及汉文的《旧唐书》和《册府元龟》。尤其《拔协》中流传甚广的故事引人注目：吐蕃使臣桑喜等五人，为求取文殊殿图，来到德乌山（藏文“རི་མགོ་རྡེའུ་ཤན།”，即五台山）。途中，一人未能登顶，一人虽登顶却未见庙殿，一人见到庙宇却找不到入口，一人找到殿门却被丝网缠住无法进入，唯有桑喜顺利入内。他拜见文殊后，求得殿宇图（五台山图），随后返回吐蕃。当时，桑喜回国时正值赤松德赞刚刚即位，因此此事应发生在公元755年之前。这表明，至少在赤松德赞（742－797）时期，即唐朝中早期，吐蕃的五台山信仰已初步形成。

时间推移至元朝建立前夕，西藏文化史上极具影响力的大学者萨迦班智达（简称萨班，1182-1251）也传言曾驻锡五台山。据说，当时萨班在五台山为一汉地道士传法。而当他驻锡凉州宫廷时，许多前往五台山朝圣的人梦见文殊不在五台，而在凉州。尽管根据史实推断，萨班所到之处并非今日山西的五台山，而是西夏的北五台，但藏文史书中将萨班、文殊与五台山联系起来的方式，充分体现了五台山及文殊信仰在藏族心中的神圣地位。

细究之下不难发现，藏地学者在构建这一神圣性时，已悄然将五台山的文化语境融入藏文化视角。换言之，对西藏而言，五台山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他者”，而逐渐内化为自身的一部分。这一重构在萨班的侄子、未来的元朝国师八思巴（1235-1280）的笔下，得到了最为具体的体现。

1257年，年仅23岁的八思巴来到五台山。他在驻锡期间创作了五篇礼赞诗，其中《五台山妙吉祥赞·珍珠宝鬘》（《འཇམ་དཔལ་ལ་རི་བོ་རྩེ་ལྔར་བསྟོད་པ་ནོར་བུའི་ཕྲེང་བ》）尤为当今学界所重视。据现有资料，这是有史以来最早直接涉及五台山的藏文文献，而八思巴也成为继桑喜之后首位明确抵达山西五台山的藏族人。《宝鬘》的另一重要意义在于，它首次以藏地文化的视角，系统诠释了五台山，因而被视为藏地五台山信仰成熟的标志。例如，他在诗中开篇写道：

ལྷུན་པོའི་རྒྱལ་པོ་རི་བོ་རྩེ་ལྔ་ནི། ། 妙高山王五台山

རྩ་བ་གསེར་གྱི་དབང་ཆེན་ལྟ་བུ་བརྟན། །根基坚固黄金地

རྩེ་མོ་བཀོད་ལེགས་ཡོངས་སུ་བསྐོར་བའི་ཚུལ། ། 山顶妙置众山围

དབུས་ཀྱི་རི་བོ་སེང་གེ་བསྒྱིངས་པ་བཞིན། ། 中台如同狮雄踞

བྲག་རི་ཀུནྡའི་མདངས་ལྟར་རབ་ཏུ་དཀར། ། 石山纯白睡莲色

ཤར་རིའི་རྩེ་མོ་གླང་པོའི་གཙུག་འདྲ་བ། ། 东台形似大象顶

རྩྭ་མཆོག་ཁ་དོག་ནམ་མཁའི་མདངས་ལྟར་སྔོ། ། 吉祥草蓝如虚空

ལྷོ་ཡི་རི་བོ་རྟ་མཆོག་ཉལ་བ་བཞིན། ། 南台骏马横卧般

མེ་ཏོག་གསེར་མདོག་ལྡན་པས་རྣམ་པར་བཀྲམ། ། 金色鲜花光灿灿

ནུབ་རི་རྨ་བྱ་གར་བྱེད་ལྟ་བུའི་ཚུལ། ། 西台孔雀舞蹈般

ས་གཞི་པདྨ་རཱ་གའི་འོད་ཆགས་འབར། ། 大地红莲宝光燃

བྱང་རི་མཁའ་ལྡིང་འདབ་གཤོག་བརྐྱང་འདྲ་བ། ། 北台鹏鸟展翅般

མརྒད་མདོག་མཚུངས་ལྗོན་པས་ཡོངས་སུ་གང་། །子母绿色树遍布

… …

才让教授译文

随着八思巴在五台山掀起的藏文化热潮，大批藏族学者涌入此地。他们在此学习、修寺、建塔——如今五台山的标志性建筑白塔，便是八思巴弟子阿尼哥（1244—1306）的杰作——为下一波藏文化热潮奠定了坚实基础。

元朝覆灭后，藏文化在中原仍备受推崇，尤以五台山为焦点。明代同样有声名显赫的藏地学者前往五台山举办活动，藏文化视野下的五台山神圣性依然稳固。例如，当时全藏最负盛名的学者宗喀巴（1357-1419）圆寂后，人们一度相信他转生于五台山，以班智达身份继续其事业。

尽管如此，藏文化在五台山的影响在清朝达到巅峰，以章嘉若必多吉（1717—1786）为代表。章嘉身为清朝国师，深受乾隆皇帝（1711-1799）敬重。乾隆五次巡礼五台山，其中四次由章嘉陪同。他不仅在五台山拥有一座名为“镇海寺”的居所，更从1750年至1786年的36年间，几乎每年夏季四月至八月在此闭关。1767年，章嘉撰写了一部藏文《圣地清凉山志》（《ཞིང་མཆོག་རི་བོ་དྭངས་བསིལ་གྱི་གནས་ཡིག》，据今研究，实为汉文山志译本）。章嘉驻锡五台山时间最长，影响力也最为深远，使此时的五台山藏文化繁荣昌盛，枝叶繁茂。这正是藏族在此找到内在共鸣的重要原因。

注：本文旨在从社会历史角度分析，与文殊信仰相关的宗教内涵之衍变不在此讨论。

参考文献
拔瑟囊：《拔协》；
松赞干布&阿底峡：《柱间史》；
王钦若等：《册府元龟》；
刘昫：《旧唐书》；
赵改萍：《山西佛教史》
才让：《八思巴与圣地五台山：赞诗《宝鬘》译解》；
朱丽霞：《<柱间史>中的五台山信仰 ——基于定位与关联模式的分析》

上一期我们以几个关键事件简述了五台山传入藏地的历史脉络，这一期我们将从文本理论层面进一步观察藏地本土学者对五台山的引介。首先，能够最直观地反映或代表这一部分的文本是志书。毫无疑问，藏文五台山志的修订标志着藏地五台山体系渐趋成熟，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章嘉若必多吉（ལྕང་སྐྱ་རོལ་པའི་རྡོ་རྗེ། 1717-1786）的《圣地清凉山志·信仰盛莲，奇异阳光》（《ཞིང་མཆོག་རི་བོ་དྭངས་བསིལ་གྱི་གནས་ཡིག་དད་པའི་པདྨོ་རྒྱས་བྱེད་ངོ་མཚར་ཉི་མའི་སྣང་བ》）。

关于这部志的写作缘由，章嘉的弟子土观（ཐུའུ་བཀྭན་བློ་བཟང་ཆོས་ཀྱི་ཉི་མ། 1737-1801）是这么介绍的：“我们前往五台山时，见到了一部由则阿巴·贝丹扎巴所作的旧志，因为内容过于简略；一部翻译自汉文，但因译误繁多，晦涩难懂。于是我们恳请（章嘉大师后），（他也）应允著一部详细的志，并且口述完成了大部分内容，但仍未能尽述，似是有特殊因缘之考量”。

章嘉于7岁时到了北京，受到皇帝的重视，并与当时仍是皇子的乾隆一起学习，精通藏、汉、满、蒙等多种语言。之后，他成为清朝国师，主持众多大型文化工程，其中包括《丹珠儿》的蒙古文翻译和《甘珠尔》的满文翻译等。从1750年开始直到圆寂之前，每年夏天他都会在五台山静修，《传记》中记录了他在此地的许多奇妙事迹。

耐人寻味的是，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这是章嘉大师的著作，并且“拥有独立书名，并非以翻译之作为世所知”。实际上，如今我们依然能够见到的署名“章嘉若必多吉”的这部藏文五台山志不仅不是章嘉所作，甚至也不是他翻译的。1767年，章嘉动笔完成了前两章（实际应是一章半左右）后将其搁置，后来经过许多章嘉弟子的修订和补充，最终在1831年，由作为成吉思汗后裔的江隆班智达（ལྕང་ལུང་པཎ་ཊི་ཏ་ངག་དབང་བློ་བཟང་བསྟན་པའི་རྒྱལ་མཚན། 1770-1845）将这部作品完整刊印。关于这段文本辗转的历史，《江隆班智达传记》中是这么记录的：

“章嘉若必多吉使其（原来的另一部藏文本）通俗易懂，（但）自第3卷开始未能成行。虽得获一部阿拉善大师所译剩余部分，但因遗漏和错误仍然众多，于是（江隆班智达）不辞辛劳地反复校订，并增补了雍正帝等王公们所撰山赞及文末的五篇礼赞，随同金刚持章嘉若必多吉之赞文，是年付梓刊行。为使刻版得到广泛传播，将其交付给了嵩祝寺”。

那么，这篇著名藏文山志依据的原文是什么呢？是汉语的《清凉山新志》。这部山志是当时管理五台山宗教事务的僧人老藏丹巴所写。康熙皇帝见到这部志后龙颜大悦，为这部山志写了序，他说：“兹编详简适中，不芜不支，清凉胜境，可抚卷而得其梗概也，因叙于简端”。康熙皇帝的认可意味着这部私人作品变成了官方的志书。因此，虽然当时还有其他汉语的五台山志，但章嘉的弟子们以此作为母本也是可以理解的。

虽然章嘉的五台山志实际上是他的弟子们完成的译文，但它还有许多有趣且重要的细节值得深思，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这部作品的整体框架。汉文原文共有10个章节，然而在所谓的藏文译文时，只有5章，并且这5章并非将汉文本的10章删去一半，而是直接将汉文的内容重组成了5个章节。这个做法透露出的正是这两期文章所要表达的核心：藏地学者们在有意识地建构藏地五台山信仰体系。

这样的目的在其他地方也有体现，比如藏文本中加入了许多以章嘉为主的其他藏地知识分子在五台山的事迹，删去了原文中部分汉地施主或名僧们的故事。有理由相信，这种举措并不只是译文本土化的翻译策略，因为正如上一期文章中提到的那样，这样的尝试由来已久。不仅如此，通过对章嘉自己写的前两章内容来看，笔者认为章嘉本人最初还是想要写一部全新的藏文五台山志，而非一个译文。在他的一篇五台山礼赞文中也能找到这样的倾向，这一点目前似乎尚未被学界关注。

文章开头引用的土观那段话十分重要，因为除了这部山志的成书细节外，它还提供了两个很重要的线索：1. 章嘉之前有过其他藏文的五台山志；2. 章嘉之前有过一个质量低下的藏译本。根据目前的资料，章嘉之前确实有过藏语的五台山志，其中最著名的应是工布查布（གུང་མགོན་པོ་སྐྱབས།，关于此人的事迹见文末往期文章）。他在自己的另一部著作中明确提到写过这样一部藏语五台山志，但这部藏语五台山志如今已失传（目前蒙古文文献中似乎保留着这部作品的译文）。

工布查布的山志虽然未能流传下来，但他与章嘉同属一个时代，章嘉可能见过这一部作品。因为正如前文提到的，章嘉所作前两章内容并非译自汉文，并且这两章的表述有强烈的借鉴工布查布作品的痕迹。也因此，曾有学者认为所谓章嘉的这部五台山志实际上就是如今失传的工布查布的作品。

章嘉之后至清朝结束，又出现了不少藏文五台山志，但大部分也已失传。这段时期中，如今可以看到的、现代公开再版的，是成书于19世纪初，由蒙古译师迦那希日玛纳（ཛྙཱ་ན་ཤྲཱི་མཱ་ན）所著的藏语《五台山志·明镜》（《རི་བོ་རྩེ་ལྔའི་དཀར་ཆག་རབ་གསལ་མེ་ལོང》）。时至今日，这部作品未受到过多关注，但它却是藏地五台山志的一部集大成之作。因为作者同样精通多种语言，他取材丰富，文中既引入了汉、藏等多种文献的资料，又在传统五台山叙事之外补充了当时的许多历史事件。然而，值得再次强调的是，这部作品同样继承了以章嘉为主的前辈学者们的精神，作者以一名藏文化学者的视野观照这座山西的五台山。

总而言之，仅从藏地的五台山志修订来看，藏文化学者们取得了很大成功。他们从最初的引介到后来的创作，一步步完成了藏地五台山信仰的搭建。那么，这种所谓的藏地视野到底是什么呢？限于文章篇幅无法尽述，但简而言之，就是基于藏汉两地传统宗教背景下形成的五台山信仰体系之不同。藏地的这一尝试最初出自八思巴（见上一期内容），才让教授曾作过相关专题研究，有意者可参阅。

当然，除了山志之外，藏地五台山的完成还体现在其他方面，其中理论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藏地学者为五台山写的礼赞文，这一部分同样十分重要。国外学者克蒂斯·西弗（Kurtis R. Schaeffer）很早之前就做过相关专题研究：

“五台山的藏语诗歌主要围绕着视觉意象，而且这些广阔的视觉主题很大程度上与光有关。虽然如此，我们可以停下来思考诗人为了用声音唤起视觉、通过书面或口头语言媒介诉诸视觉感官、将视觉转化为节奏和文字游戏所付出的巨大努力。这正是多比格西（རྡོ་སྦིས་དགེ་བཤེས་ཤེས་རབ་རྒྱ་མཚོ། 1884-1968）在20世纪50年代创作的五台山礼赞诗歌中所指的‘用文字构成的图画’。”

“如果我们承认诗歌具有文化生产力——如果我们承认文学可以创造体验，而不仅仅是体验附带现象——那么藏地的诗人们不仅仅是在描述这个地方的奇迹，或者根本不是在描述，而是这些奇迹的创造者之一，如果我们赋予诗歌一种塑造的力量，那么五台山上的藏语诗歌不仅仅是关于这个地方，它就是这个地方本身。”

因此，松巴堪布（སུམ་པ་མཁན་པོ་ཡེ་ཤེས་དཔལ་འབྱོར། 1704-1788）用诗歌表达了五台山的终极精髓：

ཞིང་འདིར་སླེབས་གང་ཤེས་རབ་སྐུ་དངོས་དང་། །

谁有足够的福分来到这个地方

མཇལ་དང་ཁྱད་མེད་སྐལ་བཟང་ཐོབ་འདི་ཀོ །

已经无异于遇见了智慧本身

བསྐལ་བརྒྱར་འབད་པས་བཙལ་རྙེད་མཐོང་ཐོས་སམ། །

用眼睛和耳朵寻找了无数劫之后

དལ་རྟེན་ཐོབ་པའི་སྙིང་པོ་སྨིན་མིན་ཅི། །

这不正是实现生命核心的体现吗？

参考文献

周文欣：《转译神迹化现：从<圣地清凉山志>看清代五台山在藏文世界的定位》；
克蒂斯·西弗（Kurtis R. Schaeffer）：《五台山的藏语诗歌》